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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有江湖的地方不能有党员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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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马想斌 2016-03-04 10:15
摘要:随着反腐的深入,塌方式的腐败和窝案出现,诸如“西山会”、“石油帮”、以及像一些地方一把手用权与利构建的政商江湖,逐渐浮出水面,人们才发现,江湖习气对党员干部的污染,已经从简单的称呼,演变为贪腐联盟,进,可分食公共利益,好处均沾;退,可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

 

“有江湖习气之人,信的是厚黑学,行的是潜规则,黑白两道,目无法纪。为了攫取私利,他们可以抢夺民财,杀人放火。”3月2日出版的《中国纪检监察报》以如此语言,对一些党员干部的江湖习气,再一次进行批判。

 

之所以说再一次,是因为“江湖习气”是近几年与反腐紧密相连的一大高频词。山东在2015年第三轮专项巡视时发现,个别地方个别党员干部私下“拜把子”。这一现象,与共产党员身份、与党的纪律要求格格不入,必须杜绝。

 

今年将江湖习气作为关键词引爆网络的,还属1月被爆出的福建龙岩连城“贪官七兄弟”——主角林负功在担任县公安局政委期间,与连城县政协主席林家龙及个别县领导、科级干部结拜为“七兄弟”,被坊间戏称为“葫芦娃组合”。

 

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有江湖的地方为何不能有党员干部?我们在谈反对江湖习气的时候,到底在反对什么?

 

纵观我党的发展历史,历来都是反对江湖习气的,只是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江湖习气有着不同的定义。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开启了对“江湖习气”的整治。标志事件就是,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专门作出关于“流氓问题”的决议案,列举了九种流氓的恶劣特性,包括“反组织的(反纪律的、 反团结的、个人自由的)”、“个人享乐主义(大嫖、大赌、大吃、大着)”、“雇佣性重”、“破坏性重”、“阶级意识模糊”、“反群众”、“反社会主义”、 “盲动主义(大烧、大杀、大抢)”、“流寇主义(没有政权观念)”。

 

此后,通过不断的思想教育,加强了革命队伍的理念和纪律,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江湖习气”没有成为党的“心腹大患”。但情况再一次变化的时间刻度,定在2003年的7月。

 

当时,《求是》杂志刊发了署名姚眉平的文章《党内切忌江湖气》——“当前,在一些党政部门,弥漫着一种不良习气——江湖气。比如,党内不称同志,却称兄道弟;上级不叫领导,叫老板,岁数大点……拿烟酒联络感情,用哥们义气取信于人。更严重的是……直接把江湖手法搬到党内和单位,以“寨主”自居,金兰结义,缔结同盟。在他们那里,义气等于原则,感情就是政策,健康的同志关系变成了人身依附或相互利用关系。”

 

当时的社会背景,便是经过上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后,原本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开始注重经济收益,社会上对于下海赚钱的企业主的羡慕程度,超越了过去只讲奉献的“雷锋”,与此同时,崇尚江湖习气的古惑仔文化也被社会关注,在这个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尊称发生了变化,相比于同志,人们更喜欢别人称呼自己为老板。、

 

《求是》文章对称呼庸俗化的批判,一直延续到十八大之后。2014年5月,广东省纪委发出关于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的通知,同事不得互称“兄弟”,上下级不得称“老大”,也是停留在称呼的层面。

 

但随着反腐的深入,塌方式的腐败和窝案出现,诸如“西山会”、“石油帮”、以及像一些地方一把手用权与利构建的政商江湖,逐渐浮出水面,人们才发现,江湖习气对党员干部的污染,已经从简单的称呼,演变为贪腐联盟,进,可分食公共利益,好处均沾;退,可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

 

当公权吸纳了这种江湖习气,往往正常的干部任用机制遭到破坏,公共事物成了个人随意插手的私物,以破坏法治和规则的方式,罔顾党政形象,直接操纵着公权的寻租与牟利,直接操纵着社会资源的无序分配。

 

人们回过头来发现,所谓的江湖习气,并不是停留在庸俗化的称呼层面,背后所折射的也不仅仅是党风政风的问题,更多的是某种政治生态的扭曲。

 

一方面,表现在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作风,领导干部潜意识存在着尊卑意识和等级观念,损害同志之间平等关系,摒弃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基于江湖习气所缔结的贪腐联盟,是反腐的一大硬骨头——“山头主义”。

 

这些问题根源在于对权力监督制约体系的不完善,一则对一把手的制约不到位,二则缺乏人事权制约监督机制。所以,当权力尤其是人事权过于集中在某些领导干部手中的时候,谁有权提拔任用干部,自然会有人主动靠上来,从而滋生山头主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当前的反腐,只是发现江湖习气的一种途径;当前的党纪法规,只是预防和惩治江湖习气的一种手段。而真正要摒弃江湖习气的最佳途径,便是限权与监督,所谓限权,便是履行党内民主决策,防止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产生“一言堂”,避免权力过于集中,要从岗位需要出发,做到选拔最合适的人才到最合适的岗位。

 

所谓监督,不仅仅是加强纪检巡视等内部监督,更应当将监督外化,用社会公众的外部力量,“防病于未发,治病于初萌”。总之,只有控制了处于腐败窝案核心支配地位的权力,控制了江湖习气的中枢,将其腐败的欲望交由社会来控制,那么整个权力便再难形成小团体的腐败窝了,官场的江湖也就没了气候。换言之,只有权力场的生态得以优化,官场称呼学才能展示更开放、自然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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