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  

来源 | 瞭望智库微信号

近年来我国城市舆情研究发展迅猛，各种城市排行榜、城市发展报告可谓俯拾皆是。

这些看似“高冷”的研究成果，也随着发达的传媒，走进“寻常百姓家”。

然而，这些引人注目的排行榜、发展指数，真的可靠吗？

当前，我国城市舆情研究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现状：研究动机不纯、指数设计“媒介化”、研究方法不严谨、研究团队良莠不齐和成果发布过于随意化......

这些因素，不仅直接败坏了舆情研究的科学和客观性，也导致了权力寻租、学术腐败等问题和乱象。

如何引领城市舆情研究领域健康持续发展？库叔今天来讲一讲。

近年来，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带动了以城市排行榜、城市发展报告为代表的城市舆情研究迅速升温。

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扎实的实际调研、全面的数据采集和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些研究中存在着不少以偏概全、不严谨、甚至是有意炒作的问题，不仅不能反映中国城市的真实存在状况与社会发展需要，还对城市管理、决策及都市日常生活产生了不良影响。

当下，清理、反思和规范城市舆情的研究与发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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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吸睛”的往往是陷阱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之迅猛有目共睹。

2010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表明，中国已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目前，全球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共有961个，中国占到了236个。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1年末，我国的城镇人口达到了6907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1.27%，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心脏和引擎，同时，各种问题日益凸显——蚁族、蜗居、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加大、城市生活成本上涨等问题与矛盾，成为不容回避的议题。

在这种背景下，“城市舆情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各界都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了解城市真实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和解决之道。

当下的城市舆情研究主要可分为三类：

一是全局性的，如《中国城市XX报告》、《中国中小城市XX报告》等；

二是区域性的，如《某省城市发展报告》等；

三是专题性的，如宜居城市、休闲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创新城市等。

除了文字描述、数字统计、现状分析和建言建议之外，这些研究报告一般还发布各类指数或排行榜。

这些指数和排行榜，往往是最“吸睛”的，通过媒体发布后，会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成为人们认识、评判城市发展的主要依据和参照。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

很多指数和排行榜的“出炉”，缺乏科学严肃的态度：不仅在指标设置上过于简单和主观武断，在数据采集和调研时也常常是随意发放数量有限的问卷，然后，根据这些不充分的调研匆忙得出各种结论与判断。

试问，这种粗制滥造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产生的报告，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吗？

这样的“研究成果”，不仅不具有辅助决策、社会评价、舆论引导的功能，反而混淆视听、害人不浅，传播越广泛，危害越严重。

特别是在“眼球经济”的诱导下，一些城市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不惜花费重金购买排名或雇佣团队炮制排名，以便跻身诸如十大最休闲城市排名、十大最具魅力城市排名、十大最佳旅游目的地等行列中，提升自己的“身价”。

同时，一些研究团队，则唯资金马首是瞻，根据投资方的授意或需要设置指数系统，甚至是按照赞助多少来排名，以致于当下经常出现这样的怪象：由某个城市出资资助的排行，结果一般都是这个城市拔得头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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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舆情研究为何粗制滥造？

当前城市舆情研究的粗制滥造问题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研究动机不纯，把严肃的城市发展问题扭曲为概念与数字游戏。

城市发展相关指数与排行榜的研制与发布，本应基于对中国城市的长期跟踪调查与踏实负责的科学研究。但当前的很多“研究”，仅仅是出于曲意迎合长官意志或商业营销的需要。

最典型的一个表现是生搬硬套，什么概念热就炒什么。

如近年来，低碳社会、生态文明、金融中心成为衡量城市发展的关键词，于是乎城市绿色发展报告、城市金融发展报告、低碳经济发展报告等纷纷出炉。

低碳社会、生态文明、金融中心这些概念本身没有问题，关键在于研究团队抛弃了科学立场与客观原则，根据政绩需要或商业需要去设计指标与权重，沦为相关利益方的工具。

由此抛向社会的各种指数排名，本质上只是一种概念与数字游戏，根本不能反映城市的实际情况和城市之间的差异。这样的指数与排名，不仅掩盖了城市真正存在的问题与发展需要，还严重影响了城市管理者的理性判断，使之难以做出适合相应城市的科学决策。

近来，内地有30多个城市提出建金融中心，有200多个城市提出建低碳城市，这种盲目的跟风与不切实际的追逐，与相关指数排名有直接关系。

第二，指数设计博眼球、图省事，掩盖了城市管理中的真正矛盾与问题。

城市舆情研究的意义，本应是针对城市中的关键问题和主要矛盾，为城市管理和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和可行的建议。

但是，在主题选择上，一些研究往往回避现实问题与矛盾，甚至搞出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研究主题，像性感城市、美女城市、魅力城市、女性化城市等“八卦指数”横行于世。

在具体的指标设计上，则避重就轻、舍难求易。以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调查为例，设置的指标往往都是指向经济收入等外在因素，很少涉及城市居民的精神和心理感受——后者在测量上比前者要困难得多。

另外，很多研究在设置相关指标和进行测量时带有严重的倾向性，可谓“报喜不报忧”。它们一般指向正面的、积极的因素，当遇到房价居高不下、交通拥堵、物价上涨、社会治安等难题就退避三舍，掩盖了城市民生中的真正问题。

第三，调研方法生搬硬套，无法客观反映中国城市的真实状况与需要。

舆情研究起源于西方，国内研究者往往直接沿袭西方的调研方法与分析模型，忽视了中西在人口数量、社会形态、文化价值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特别是在抽样调查中选取样本时，不考虑实际情况，对北京、上海、广州等人口2000万级别的大都市，往往只做简单的几百份问卷。这样简陋的调研无异于盲人摸象，根本不可能反映大城市的真实状况。

更麻烦的是，很多调查往往流于形式。

城市研究对问卷的设计、样本的选择等有严格要求，在街头随机发放还是有针对性的发放，事先都会详细考察。

目前，国内的研究在样本选择上往往较为随心所欲，有些还喜欢简单地采用网络调查，根本不考虑中国上网群体具有年轻化、高学历化和城市化等特性，并不符合样本选取的多样性和广泛性要求，由此获得的数据及建立在其上的分析很难称得上客观与公正。

第四，研究团队良莠不齐，功利主义状况严重。

影响我国城市舆情研究质量的因素中，方法和原则固然重要，但研究者的素质可能更为根本。

当前，研究团队鱼目混珠的状况比较严重，缺乏先进理论知识、专业技术训练、良好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除了唯资金马首是瞻、在研究中避实就虚之外，研究者观念的落后也制约着研究成果的质量。

以国内某摩天大楼报告为例，报告中对中国城市的排序，以城市拥有的摩天大楼的数量为标准。换言之，摩天大楼数量越多，城市综合实力就越强。

实际上，这个标准与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大趋势不符。

当下，中国很多城市仍然十分流行“摩天大楼竞赛”，与这种城市发展观念与舆情导向密切相关。

此外，由于“重争取项目、轻学术研究”的学风，很多研究的指数排名沦为“圈钱”的手段，研究者的精力主要用于拉关系、拿项目，很少放在科学研究和战略设计上。

更严重的是，在个别城市舆情研究中，还存在着伪造数据等现象。

第五，指数发布渠道随意，暴露出制度监管和追究机制的缺席。

目前，在城市舆情研究与信息发布方面，我国尚无制度化的监管举措。任何组织、企业和研究者都可随意发布。同时，对于错误信息及其导致的严重后果也缺乏纠正和追究机制。

这是当下城市舆情研究领域混乱、无序的主要病根。

监管的缺乏轻则导致不实指数和排行混淆视听，使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难以掌握真实信息，重则为不法分子骗取钱财打开了方便之门。

2011年8月，《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名目千奇百怪，骗子屡屡得手——评选诈骗严重戕害社会信任》的报道，讲到几个人打着“中国社会调查所”的旗号，捏造各种名目，在各地骗取钱财高达百万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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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研究走上正轨？

研究成果的粗制滥造，使得城市舆情研究不仅没能给城市发展提供正向主力，反而成为“折腾城市”的新游戏。

作为与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相适应的产物，城市舆情研究目前仍然是“新生事物”，属于城市管理、文化管理和媒介管理领域的新课题，相关制度设计正在形成阶段——究竟应由谁来制定规则、实施管理和追究等方面还需进一步研究和明确，结束该领域的放任自流状况，已迫在眉睫。

对此，特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与对策：

首先，建立管理机构，制定规则，加强监管。

管理机构的明确，应放在首要的位置。建议由相关部门牵头联手建立城市舆情管理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根据我国城市舆情研究与发布的规律和特点，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使城市舆情研究有法可依，建构健康有序的游戏规则。

其次，建立准入机制，颁布指南，加强引导。

针对研究者参差不齐的现状，应设置城市舆情研究的准入门槛，从源头上控制与提升研究团队的素质与水平。对已有城市舆情研究进行摸底和梳理，引导研究方向，培育主流话语，杜绝和减少随意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第三，成立行业协会，促进交流发展，加强预警研究。

建立城市舆情研究档案和名录，重点是建立不良纪录和黑名单，强化行业自律，引领行业健康持续发展。强化预警和对策性的储备研究，根据城市舆情的规律和特点探索科学的服务和管理模式，有助于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