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筹备自己的《山海经》题材画展时，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国家一级美术师朱新昌原本“脑洞大开”，打算把这100张国画作品和电影《捉妖记》混搭成一部多媒体影像，只可惜最终由于技术原因未能实现。“尽管年龄大了，但还是要跟上时代节奏。”朱新昌笑着说。他希望年轻人也能喜欢他的画，为了更贴近年轻人的审美，他在作品中加了很多卡通因素。看了《捉妖记》后，他惊讶地发现，里面的妖怪造型竟然和自己笔下的形象不谋而合。《山海经》里充满各种神怪、异兽，比如“人面八首八足八尾”的天吴，一头十身的何罗鱼，它们的形象让人感到恐怖，但朱新昌希望，通过他的笔，可以让人们喜欢上这些传说中的神奇生物。经过反复思考，他用了稍微夸张和变形的手法去造型，比如借鉴卡通画法，把何罗鱼的眼睛变得大大的；借鉴京剧脸谱的手法，给“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刑天重新画上了眉眼。

《山海经》精卫填海

“我想把可怕的东西画得可爱，让人们感觉到，如果生活中有这些精灵出现是件很有趣的事情。但我不是一味把它们画得漂亮，而是丑得可爱，就像《捉妖记》中的妖一样，也许年轻人会更加喜欢这些丑得可爱的形象。”

100张画花费了他两年时间，平均一张画要用上两三天。每一天，朱新昌都沉浸在创作的乐趣里，让经典传说里诡谲之美跃然纸上。

“我想画一些文字里没有的东西”

《山海经》夸父逐日

上观新闻：为什么要画《山海经》，大致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朱新昌：我从小就听大人讲《山海经》里的神话故事，长大后发觉《山海经》包罗万象，它更像是一本地理书。我一直对这部书很感兴趣，想要用国画来表现它。《山海经》的国画形式表现比较少，据我了解，这样成系列的创作在全国还是首例。

《山海经》的内容庞杂，我挑了一些比较入画和感兴趣的内容创作，画的时候不是按照书上顺序，而是有兴趣、马上想到画面的先画，最早创作的包括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开始画时还担心人们能否接受太怪的形象，大概画了一小半后，有点瘾了，就专门找怪的画。

上观新闻：《山海经》也流传着很多古代绘图本，您在创作时有没有参考这些形象，怎么突破前人？

朱新昌：我在画前搜集了很多资料，有时也会临摹一些古代的造型，但后来发现，老是想以前什么样，就把自己束缚住了，索性全部抛开，凭自己的感觉画。其实，看了那么多，自己也已经消化了，不必再去时时想着，相信自己的感觉，反而会激发出灵感，画出和前人不一样的造型。

除了古代资料，我也会看一些卡通片，比如《大闹天宫》《天空之城》等。我很喜欢宫崎骏的动画，特别佩服里面丰富的想象力和可爱的造型。但就像前面所说的，不会刻意去模仿他们，看多了，时间长了，就会潜移默化，在画面中自然流露。

《山海经》插画主要是明清的木板年画，那是一种图解式的作品，比较简单，但我想要让画面有意境、有情节、有深度。比如《山海经》里有个贯胸国，这个国家的人胸口都有洞，古人就画了一人胸口被竹竿贯穿，两人挑着竹竿走。这是个很奇特的现象，于是我画了背景天空中群鸟飞翔，争相观看，这样画面就有情节和意境了。类似这样的发挥在画中有很多，我想画一些文字里没有的东西，让画面有自身的艺术性和观赏性，而不是古书的附庸。贺友直先生的连环画也是这样，不是单纯的文字解说，而是在画里面表现更丰富的内容。这确实挺难的，很花脑筋。

《山海经》三足乌

上观新闻：就像名著被频繁翻拍影视作品一样，画家也喜欢重画古代经典，重画名著的意义在哪里？

朱新昌：每个时代，每个人风格不同，我们画的已经和上一辈不同了。比如《聊斋》在上海中国画院就有程十发、刘旦宅、戴敦邦的不同创作，我也画过120幅《聊斋》。观众看的是画，是艺术效果，而不是这些画所表现的故事情节。

我们这代人要有这代人的价值，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要有创造。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经常看电视上的唱歌比赛，发现对于老歌的新唱，观众投票率最高的不是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改编，而是从老歌的调子入手，有所发挥，最后又回到老歌的旋律上。画画同样如此，不能变的面目全非，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自己的面貌。我并不想画得太古，还要适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有时会想，万一作品可以流传下去，要能让将来的人们看出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

上观新闻：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涌豪认为，您的作品整体上显现出的抒情意味和贴合当下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可视作是一种“新工笔”，怎么看这个评价？

朱新昌：确切地说，我的作品应该是“兼工带写”，包括《山海经》系列。写意通常在生宣上创作，但我把写意画在熟宣上，又和细腻的工笔画有区别。工笔画在前几年有过于追求刻画细部的倾向，画面缺少韵味和意蕴，在美术界也经常引发讨论。我认为好的工笔画也要有写意的观念，有意境、抽象的感觉。平衡两者很难，能做到恰如其分，也是每个画家一辈子要追求的东西。

上观新闻：您还参与了“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对《山海经》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朱新昌：参与了神话工程，对我创作《山海经》是很有帮助的。比如对于神话人物的造型问题，在当时的讨论中，大家一致确定人物形象及画面一定要美，比如《山海经》里女娲的形象为人面蛇身，如果创作中按照这个形象表现出来，画面应该是不美的。在创作中我反复斟酌后决定将女娲表现为身着长裙的形象，同时从裙底露出些许蛇尾，这样，既忠实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又照顾到了画面的美感。塑造中国独有的神话形象，完全写实是不适合中国神话风格的，既要为人物注入神性又应关注人性，同时，创作出的形象既要有个人风格，又应便于百姓普遍的认同，这是我创作《山海经》的指导思想，也是从神话工程创作中得到的启发。

上观新闻：画完《山海经》后，接下来打算创作什么题材？

朱新昌：大概因为画了《聊斋》和《山海经》，很多人给了我一个有趣的定位——神鬼故事，当然这也是我感兴趣的题材。接下来我想画《西游记》，这是我很喜欢的作品，但要画得既有区别，又不完全陌生，还是颇有难度的。

有了《山海经》的基础，《西游记》会画得更个性化一点，更夸张一点，更加满足现代人的审美观。里面的各路神仙、妖怪，也会“丑得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