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四十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旅程中，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如此之快？是哪些因素起了关键作用？中国的经验能否复制到其他国家？中国经济增长近些年为什么显著放缓？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如何？

近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赶超的逻辑：文化、制度与中国的崛起》（以下简称《赶超的逻辑》）一书，在书中，该书作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为我们揭开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上书房：您在新书《赶超的逻辑》中，提到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谜”，迷是什么？

朱天：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不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比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快很多，而是它为什么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快很多。

我们只有从全球比较的视角，才能看清中国经济的特点。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认识都是建立在简单比较基础之上的，只把中国与某一个或几个国家比，尤其是与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等做比较，而不与菲律宾、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做比较。简单比较无法认识中国经济的特征，也得不出正确的经济规律。大家都知道，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多数人对中国经济增长快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实际情况是，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不是一般的快，而是数倍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你可能会觉得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数本来就低，但低收入国家的增长自然就会很快吗？事实并非如此。1980年以来，低收入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总体说来反而比高收入国家还慢。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只远远高于美国、英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中等收入国家如巴西、墨西哥，还是低收入国家如海地、肯尼亚或孟加拉国。从国内生产总值（GDP）来看，中国已经从1978年位于荷兰之后、排名世界第十一位的经济体跃升为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上书房：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快很多？

朱天：关于中国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流行的解释包括基数低、人口红利、改革开放、全球化、加入WTO、吸引外资、出口导向、政治稳定、产业政策等，但如果我们做一点全球比较，就会发现这些都说不上是中国特有的东西，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与中国没有明显差别，却并没有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政治稳定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必要的前提条件，是1978年后的增长远快于1978年前的原因，但不是中国的增长比别的国家更快的原因。

要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就要从经济增长真正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来看。平时媒体上常讲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只是影响短期经济波动的三个需求因素，并不能用来分析中国经济四十年的高速增长。

从投资这驾马车来看，中国的投资率是全球最高的，100块GDP里，我们平均有40块钱拿来投资，投资在基础设施、机器设备、厂房、商场、办公楼和住宅等上面。而世界平均的投资率只是25%。所以，我们生产能力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那别的国家为什么不像中国这样投资呢？答案是储蓄率不高。中国经济的一大优势就是我们有全球第二高的储蓄率（仅次于新加坡），支撑了我们的高投资。“高投资+高储蓄”的中国模式，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学习不来的。

第二驾经济增长的马车是教育。中国教育的优势是什么？不是教育的数量，中国教育的数量指标在世界上一点都不领先，人均受教育年限跟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比也并不突出。我在书中讲到，中国教育的优势是基础教育质量特别高，基础教育指的是中小学教育。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位著名的教育经济学家发现，中小学教育质量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小学教育培养我们基本的认知技能，尤其是阅读理解能力和数字理解能力，这些是职场最重要的基本技能。

经济增长的第三驾马车是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主要靠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由于基础教育质量高，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很强。学习模仿多了，自然也就培养起原创的能力，中国的原创力过去十几年里也增长很快。中国专利的增长速度是全球最快的，不是快一点，是快很多，无论是专利的数量还是质量都上升很快。

如果你说什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我认为上面这三点就是中国特色，这些特色归根结底又是植根于中国人重视储蓄和教育的文化。

上书房：您在书中提到，储蓄和教育是儒家文化的特征。

朱天：是的。除了中国内地以外，其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经济体，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另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是越南，经济增长现在也很快。储蓄和教育的文化使得东亚经济体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上，在学习发达国家现有的科学技术上，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有优势。

储蓄和教育的文化可能与我们古代的农耕文明有关。一个采集、狩猎、捕鱼或者放牧的文明不大可能发展起储蓄和教育的文化。不过，除了儒家文化，基督教新教文化和犹太文化也都比较重视储蓄和教育。

上书房：儒家文化已经两千多年了，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没有给中国带来高速经济增长呢？

朱天：这是因为储蓄和教育的文化只是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农业社会是不会有长期增长的。其次，市场经济也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储蓄和教育的文化才有可能给一个发展中国家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

上书房：您在书中说文化论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颖，儒家文化曾被社会学家用来解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增长奇迹。经济学家也开始讲文化的作用了吗？

朱天：是的，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开始用严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文化价值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已经形成一批为数不少的文献。在这些研究中，文化通常指的是可能影响经济表现的信念和价值观，如节俭、信任、宗教信仰和个人主义等。

如果说勤劳节俭和重视教育的儒家文化在中国快速的赶超式增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那么儒家的道德体系以及仁政的政治理想也对中国发展起相对高效的政府和公共机构作出了贡献。

儒家文化的道德体系可以总结为所谓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传统的儒家教育要求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将“五常”作为自己的道德追求，政府官员尤其要具备这些美德。一两千年来，中国的政府官员都饱受以培养“五常”美德为宗旨的儒学经典的浸染。虽然在现实中，官员腐败现象可以很严重，但儒家文化还是对官员的价值观和行为起到了相当的约束作用。

上书房：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未来？

朱天：要判断中国经济的前景怎样，就必须理解中国经济四十年高速增长和近些年经济下行的原因。

但无论是普通读者、大众传媒，还是经济评论者，对中国经济都有很多的误解，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缺乏全球比较的视角，前面已经提到。第二，没有区分短期（即某一年或某个季度）的增长率和中长期经济增长。影响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因素和影响经济短期增长率的因素是很不一样的，但是经常被混淆。我们常讲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是影响短期经济增长的三个需求因素。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才是影响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从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这三个方面看，中国的中长期增长速度仍然是可以比大多数国家更快的，中国经济的下行并不是必然的。只要我们能破除认知误区，一方面更大力地推进改革开放，调动起所有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实施更加宽松的宏观调控和产业调控政策，采取更强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去处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将依然值得期待。

上书房：现在这个时间点推出《赶超的逻辑》这本书，是您的计划吗？

朱天：这本书原来是英文版，是两年前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希望澄清西方的学者、媒体和普通读者对中国经济的误解，让他们更了解中国。但是，中国人也并不真的就很懂中国。几十年前，美国哈佛大学有位著名的学者说过，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其实一个国家也不懂。你在中国也不见得就了解中国，只有在全球比较的视野下，我们对中国的认识才会更加清楚、更加准确。所以，我觉得出这本书的中文版也是有价值的。

但是向西方读者讲中国的故事，与给中国读者讲中国经济，在写法上不完全一样。因此，在原文翻译的基础上，我又做了些改写。在当下，中国经济面临增长下行和地缘政治的挑战，我希望这本书能够颠覆流行的解释，让更多的人读懂中国经济。

《赶超的逻辑》

朱天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