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事件，只会发生在切尔诺贝利吗？核事故灾难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近日，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原子与灰烬：核灾难的历史》，再度审视核能源问题，试图从6起标志性的核事故中寻找核灾难的根源。

当它安然无恙时，核能是世界上最洁净的能源；一旦事故发生，核能就是世界上最肮脏的能源。人类要做的绝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发展，还需要永不放松的警惕。

踏入这片此前未知的领域

1954年3月1日，美国在马绍尔群岛试爆了一颗氢弹——“喝彩城堡”，其威力是广岛原子弹威力的1000多倍。

对于马绍尔人来说，这是难以忘记的一天。核爆将数千吨的水、沙以及被炸成灰的珊瑚送至大气层，随后将放射性沉降物带到平流层。白色粉状粒子像雪一样落向地面，洒向无辜民众。

沙希利·浦洛基在《原子与灰烬：核灾难的历史》（以下简称《原子与灰烬》）一书中写道：“上午10点之后，由受辐射的珊瑚灰烬构成的放射性沉降物纷纷落到地面。在当地学校，上午11点30分左右，教师比利耶·埃德蒙让学生们下课休息。据他回忆，当他走出教室时，‘粉末状粒子落向地面，扑面而来’……埃德蒙回忆道：‘我们聊着天、喝着咖啡时，雪状物源源不断地落下来，而且越下越大。’很快，‘雪’让绿叶变成了白色。那天晚些时候，原本一片祥和的小岛到处是人间疾苦。‘一度无毒无害的尘埃突然之间令岛民痛不欲生，’埃德蒙回忆说，‘一种异常刺激的瘙痒把岛民们折磨得死去活来。成年人虽然不会为此掉眼泪，但孩子们在身上四处抓挠，哭得撕心裂肺，只能踢打、扭动，甚至打起滚来，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而在冷战阵营的另一端，苏联则在二十多年后遭遇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对于冷战双方和早期核军备竞赛的参与国来说，尽管在哲学、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它们都踏入了这片此前未知的领域。管理人员、设计师、工程师和操作员都要在不同程度上应对尚未被充分了解和测试的新科学、新技术，在最初几十年中尤为如此。这样的科技在紧急情况下注定会存在风险并不可预测，事故几乎不可避免。各国的中央政府、官僚体系、军方和其他组织也都同样如此。为了实现国际或国内的目标，他们都决定冒险使用未经测试的核技术。

诞生于贫瘠与雄心的交织

《原子与灰烬》一书写到，最初的设计，曾有过水—水反应堆和石墨反应堆之争。苏联高层最初倾向于前者，但苏联机械制造的水平和生产能力无法达到，要想建立新的高科技工厂满足容器产能，那么大规模扩建核电设施的计划就要推迟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政府不想等这么久，于是着手建造技术成熟的石墨水冷反应堆。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建设历史始于1965年，而第一个石墨反应堆于1973年12月首次公开亮相。但这种反应堆的安全性一直备受争议，被认为容易发生事故。

也就是说，选择石墨反应堆（RBMK）是一种求快但相对并不稳妥的选择。书中写道：“斯拉夫斯基、多列扎利、亚历山德罗夫等苏联核弹元老把控着这个国家核能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RBMK不仅是合理的选择，而且几乎是必然的选择。正如RBMK的发展谱系所示，他们始终在抄近路，依赖现有的型号，并把尚未妥善解决的问题带到新设计当中。”

同时，它还是一种政治语言：“20世纪70至80年代，苏联选择了基础设计过时、运行危险性高的反应堆堆型，主要是因为时间紧迫、资源缺乏。这种反应堆的机密部件完全由苏联本国生产，这不仅成为一种对外宣传的工具，也可向国内证明依靠RBMK的政治合理性。用一位业界顶尖专家的话说：‘RBMK诞生于贫瘠与雄心、创新与宿命、秘密与宣传的交织。’”

当然，切尔诺贝利悲剧发生的最大原因，还是信息的不对称。沙希利·浦洛基在调查中发现，“从未有人告知操作员反应堆的设计存在缺陷……反应堆设计者之所以不把反应堆存在的问题告知操作员，与苏联原子弹项目最初几年形成的保密文化有关。只要涉及苏联的核能生产，保密性总是凌驾于安全性之上”。

2002年，一则重磅丑闻曝光，称日本东电员工早在1977年就开始伪造安全报告，没有进行安全检测就提供虚假信息，还在报告中掩盖存在的问题，虚假报告的次数不下200次。丑闻爆出后，东电的会长、社长和一名副社长被迫辞职。

可以看出日本福岛事件同样如此，最初的严谨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变得松懈。书中写道：“最大的变化是对待反应堆安全的态度。就像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气氛一样，对他们来说，完成生产目标要优先于安全性方面的考虑。”

这并不是孤例，《原子与灰烬》一书讲述了人类历史上的6次核事故事件：1954年，美国试爆第一颗氢弹，试验结果超出设计者的预期，污染了太平洋部分地区；1957年，苏联克什特姆核事故中的放射性废料爆炸导致大片地区从此无法居住；与克什特姆核事故相隔仅几个星期，急于为英国第一颗氢弹生产足够燃料的温茨凯尔核电站发生核泄漏，影响英国海岸大片地区；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电站反应堆发生事故，超过14万居民暂时离开家园；之后便是切尔诺贝利事件和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

是否超出了人类的掌控能力

每次核事故背后，都有政治博弈和信息不对称。正如书封所言：“当它安然无恙时，核能是世界上最洁净的能源；一旦事故发生，核能就是世界上最肮脏的能源。”

同时，“尽管大型事故都是区域性的，发生在某一国家的管辖范围内，但事故造成的后果一定是国际性的”。而且，核灾害只要发生，就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并始终影响着人类的生存。

所以，浦洛基希望在书中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核能是否超出了人类的掌控能力。毕竟，核技术一诞生，便与战争绑定。即使在和平时代，核能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发展动力，但不成熟的技术仍然酝酿着巨大风险。它需要人们如履薄冰，书中的6起事件，尽管起因不同，可各种细节里都有人类自身的疏忽，那些领导者并未对技术偏离轨道的可能性做好备案。

其中最可怕的当数切尔诺贝利，它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技术失控的状态，更多的是行政意志作为主导。浦洛基坦言，苏联核计划的特点是“宿命论、保密和宣传”。

在切尔诺贝利之前，1957年的克什特姆核事故已经仿似预演。书中这样描述当时马亚克综合厂的情况：“在这场指责博弈之中，要是手上的牌没打好，丢掉的不仅是职位，还可能是自由。一旦在自己的监管期间发生工业事故，管理者常常要受到审判。他们会被指控为蓄意破坏者或敌方间谍，罪名也经常被坐实。他们的生存之道就是将责任推给下属，在自己受到惩罚之前先行惩罚别人。”

事实上，事故与意识形态无关，与社会制度无关，掩盖真相也并非某个政府的专利。在核事件发生后，各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隐瞒、杜撰或歪曲了相关信息。

在民用时代，核电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学术圈的鼓吹，而这种鼓吹背后则是利益。以日本为例，利益集团瓜分利益并隐瞒潜在风险，出现问题则推给政府和平民，这种做法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

会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当然，核能仍然是人类的重要未来，浦洛基在书中写道：“如今，核能发电占全世界总发电量的10%以上，产生的碳排放几乎为零。如果放弃这部分核电并以化石燃料填补空缺，就会产生更多的温室气体，我们无法承担这一后果。我们也不能弃处于经济困境中的核工业于不顾，因为这只会加快下一次核事故的到来。”

同时，“任何新的事故都必将催生新的反核运动。即使放射性烟羽（含有放射性物质的烟气流）未曾跨越国界，信息也会在全球传播，激起跨越政治、文化的抗议和反核运动。如果发生新的事故，核工业的发展将至少再停滞20年，所有以核能发电阻止气候变化的希望都将成为泡影。核工业不仅在运行上存在风险，而且也无法成为应对某些难题的长期解决方案”。

对于人类来说，核能会是一个永恒的难题。子孙后代当然会发展新的技术，以解决旧问题，但与此同时又会带来新的未经测试的反应堆和系统风险。

所以，人类所要做的绝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发展，还需要永不放松的警惕。书中记录的那些过往和细节，都是人类不能遗忘的教训。比如这个令人心碎的残酷细节：“在公寓楼中，他们检测了家具和个人物品受污染的情况。一间公寓内，辐射管控官发现了一个受到严重放射性污染的摇篮，用来制作摇篮的金属管有可能是在事故发生数月甚至数年以前从产钚厂偷来的——这是苏联消费品长期短缺的一个例证。曾经睡在这个摇篮里的孩子已经死了，照顾他的母亲也去世了，父亲则病入膏肓。”

《原子与灰烬：核灾难的历史》

[美]沙希利·浦洛基 著

李雯露 王梓诚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