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文章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为指导，先后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

百年前的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成功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是我们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开篇之作，毛泽东对促进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大团结大联合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

努力促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大团结大联合

同国民党实行合作以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后不久作出的重大决策。中共中央于1922年6、7月间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和《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其中明确提出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对此，党内一度存在着思想分歧，毛泽东当时积极宣传和坚决支持中央的决策。1923年4月，他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分析中国的国情与各派力量，认为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势力都很强大的中国，国内各派民主力量应联合一致来反对列强和军阀。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妥善制定与国民党合作的有关政策，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做了很多工作，积极参加大会正确方针的讨论与制定，并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成员。为促成国共合作，当时他还利用会间与会后时间，与李大钊等人多次去简园跟谭延闿谈国共合作问题。大会闭幕后，毛泽东又陪李大钊等到廖仲恺家商谈国共合作，他们为促成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中共三大后， 毛泽东一度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的秘书工作。这期间，毛泽东一方面公开发表文章，强调建立联合战线，进一步统一共产党人的认识；另一方面他与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蔡和森等联名写信给孙中山，分析全国革命形势，说服孙中山加快国民党改组工作。毛泽东在湖南建立与发展国民党的地方组织，是整个国民党改组工作的一部分，他因此被选为湖南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一。

巩固发展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大团结大联合

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奔波穿梭于上海、广州、湖南、武汉等地，致力巩固发展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大团结大联合，推动国民革命运动。1924年2月至年底，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局秘书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兼组织部秘书双重身份，开展国共合作工作，对各地国民党组织进行调查、整顿和党员重新登记；组织平民教育委员会，开展平民教育活动；协同中共中央选派优秀干部去黄埔军校从事政治、教学工作，帮助黄埔军校在上海招生等。

1925年秋，毛泽东赴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大团结大联合建立宣传工作体系，做了大量工作。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代表宣传部提交了《宣传问题决议案》《党报决议案》《宣传报告决议案》，都获得通过；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继续代理宣传部长。广东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后，毛泽东撰文作演讲，动员农会等各界组织，为即将到来的国民大革命摇旗呐喊。

毛泽东是我们党较早重视和关注农民联合问题的，他既在理论上阐述农民革命作用，又亲自组织发动农民革命，认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1926年初国民党中央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任委员。5月广州第六届农运讲习所开学，所长毛泽东亲自为学员授课，编辑出版《农民问题丛刊》。毛泽东注重培养学员成为既懂军事又懂理论还会调研的农运干部，学员毕业后奔赴各地大搞农运，有力支援了北伐进军。

坚决捍卫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大团结大联合

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部，国民党右派制造种种事端，破坏国共合作与联合战线，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竭力维护大团结大联合的局面。在国民党一大讨论章程草案时，右派分子抛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提案，反对党员“跨党”。中共代表李大钊据理反驳，随后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发言支持国共合作，支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毛泽东抓住机会提出停止讨论，请付表决，使右派提案被否决。大会决定，同意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毛泽东等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初战告捷。

在上海执行部工作期间，毛泽东同破坏统一战线的企图作坚决斗争。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帮助国民革命联合战线革命者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集中反击国民党右派所作的反革命宣传；他撰写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文章，深入揭批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倒行逆施行为，捍卫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

国民党二大后，国民党新右派伺机反共，抢夺革命领导权。1926年3月他们制造“中山舰事件”，排挤打压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坚决抵制。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出席会议的中共党员开会讨论对策，毛泽东拒绝接受中共党内部分人对于国民党右派的让步政策，并力主坚决斗争，表明了他抵制反共、捍卫统一战线的坚定立场。

深刻总结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经验与教训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是中共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寻求革命同盟者、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践的开篇之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作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倡导者、积极的促进者和忠诚的捍卫者，从不同的视角思考统一战线如何真正实现大团结大联合，做了深刻而精辟的反思与总结，为正确处理中国革命尤其是统一战线问题提供了重要启迪。

统一战线要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基础。毛泽东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当时国民党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了各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它是国共合作式的民族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具体组织形式；二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政治原则，同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成为当时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要有革命武装作为中心支柱。毛泽东指出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留下了血的教训，“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使得当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

统一战线要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和我们党的发展道路，是在同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来的，这就要求党必须善于同资产阶级打交道，它是保证统一战线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毛泽东总结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指出“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或者“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个极端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损失，统一战线的正确的策略是“又联合又斗争”。

无产阶级政党应牢牢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毛泽东主张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他这样阐述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制胜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精辟论述了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与地位，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毛泽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正反经验的反思与总结，是对马列主义统一战线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初步奠定了我们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石，对于在新时代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奋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