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的银行职员大多待遇颇丰，衣食无忧，给外人感觉常常是不问政治，安于现状，仿若一群与世无争的“好好先生”。其实不然，不少银行界人士在混沌局势中忧国忧民，满腔正义，从“井水不犯河水”到支持革命活动，为党的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默默助力。

气质儒雅、秉性刚直的银行家程慕灏，便是其中一位。

程慕灏夫妇摄于20世纪30年代

杭州竹竿巷的张公馆，因张家千金嫁给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为妻而远近闻名，程慕灏的父亲程震权就在张公馆里做账房先生。程震权为人忠厚，办事利落，理财有道，主人对其言听计从。张家三少爷解囊资助，让程震权把在桐乡老家的两个儿子程慕颐、程慕灏带来杭州读书。程氏兄弟勤奋用功，品学兼优，很给老父亲长脸。程慕颐随后考取公费留学日本的资格，学成归来出任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生物学教授，享有“中国细菌学之父”的美誉。程慕灏中学毕业便自谋职业进入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前身）当练习生，很快精通各类银行业务，在底层摸爬滚打中显示出管理才干，受到银行高层器重，先后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担任国库主任、副经理等职，深耕金融事业70载，堪称业界“常青树”。

帮助茅盾体验金融生活

“交易所里比小菜场还要嘈杂些。几层的人，窒息的汗臭……台上拍板的，和拿着电话筒的，全涨红了脸，扬着手，张开嘴巴大叫；可是他们的声音一点也听不清。七八十号经纪人的一百多助手以及数不清的投机者，造成了雷一样的数目字的嚣声，不论谁的耳朵都失了作用……”

茅盾的金融巨著《子夜》，描摹了旧上海证券交易所尔虞我诈的喧闹一幕。写这部作品之前，上海滩相继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橡皮股票风潮”和“信交风潮”，导致一大批钱庄倒闭、商家歇业，众多投资者倾家荡产，因股票巨额亏损而致人自杀的新闻连篇累牍，触目惊心。

叶浅予为《子夜》所作插图（文汇报资料）

20世纪30年代初期，疾病缠身的茅盾结识了银行家程慕灏，两人年龄相仿，性格相近，又是浙江桐乡的乡邻，言无不尽，相视莫逆。在与程慕灏海阔天空的闲聊中，茅盾收获了大量信息。当时，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中国民族工商业内外交困。为了转嫁自身危机，金融资本家加紧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兴未艾，此起彼伏。同时，茅盾又从好友那里得知南方各省的苏维埃红色政权蓬勃发展，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多次的军事围剿，声威日增。有了这些素材的积累，他萌生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经济现象”的想法。

茅盾（本报资料）

银行和证券交易所长啥样？对此，来自江南古镇的茅盾一无所知，他很想了解。银行内部壁垒森严，循规蹈矩；证券交易所更是重垣叠锁，门禁森严，买卖公债股票都须通过经纪人，无论大户小户，还是“抢帽子”赚短差、博小利的人，都得由经纪人带领才能进入交易所。好在有程慕灏的人脉指引，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茅盾体验生活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大楼

在程慕灏的悉心安排下，茅盾先是“化身”银行白领，来到中国银行体验生活，像普通职员那样打卡上下班，了解银行借贷关系的生成及业务处理流程，有时还顺手借过算盘和账册，从算珠“噼噼啪啪”的清脆撞击声中寻获创作的灵感。随后，程慕灏又介绍茅盾走进熙熙攘攘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听人传授证券交易ABC，诸如“空头多头”“吃进抛出”之类，使茅盾见识了所谓的“冲锋似的呐喊”。耳濡目染，茅盾深悟其道——这跟家乡的桑叶市场交易何其相似。开设桑叶行的老板其实手中并无桑叶，约在蚕汛前三四个月，他们会对当季行情进行揣度，预测春蚕会大熟的，便向种植农户订购大量桑叶，这如同在交易所做多头；反之，则卖出桑叶，好似交易空头。因为都是预卖或预买，此时桑叶价格较低，待到蚕忙时就随行就市，从中博取盈利空间。茅盾将这些儿时的亲眼所见连同在金融圈的切身感悟，统统写进小说的桥段里了。

叶浅予为《子夜》第九章所作插图（文汇报资料）

《子夜》完成后，茅盾先后请来几位挚友分享初稿，程慕灏自然成了第一批读者。他兴致勃勃，先读为快，对茅盾笔下描绘的金融大都会生活，“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尤其感同身受，边读边与茅盾交换意见。对于作品的一些细节，程慕灏也直言不讳，比如“福特”轿车当时很寻常，像吴荪甫这样上海滩屈指可数的资本家，应该坐“雪铁龙”才符合身份，茅盾择善而从作了改动。

慷慨仗义支持进步人士

在沪上银行业界，中国银行的地下党支部成立于1938年10月，资历属于“老”的。虽说程慕灏不是中共党员，但他识大体，明大理，顾大局，积极支持地下党及其群众组织开展工作，还提供活动经费予以资助。在他看来，“面对敌伪独身作战，有地下党在银行内部活动，倒也是一种依靠”。况且，地下党的存在对于银行高层而言，无论是在管理手段还是生活自律方面，都是一种无形的制约。

抗战岁月，群情激奋，中行地下党组织在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政策指导下，采取“勤力勤学交朋友”的策略传播革命火种，达到长期隐蔽的目的。1939年夏秋之交，程慕灏介入第一次群众运动。

1937年落成的外滩中国银行大楼

其时，法币贬值，物价上涨，银行职员待遇踯躅不前，业界怨声载道。在中行地下党的周密策划下，全行将近一半的员工参加抗议活动，采用联名签呈形式向行方提出增加薪水的诉求。作为抗战期间由总行派遣留守上海的主持，程慕灏体恤员工的生活疾苦，同职工代表进行“温和”的谈判，仅过一个月就普调了工资。地下党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初战告捷。不久，程慕灏喜得孙子，贺礼如雪花般接踵而来，他用所收礼金再贴加一笔款项，在今富民路197弄内的中行俱乐部旁为员工修造了一个网球场，一时传为佳话。

都说银行家谨小慎微，但每遇关键时刻，程慕灏都急公好义，勇于助人。1942年，程慕灏位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老宅的三层楼突然来了一位特殊客人，他成天躲在三层楼闭门不出，对外宣称是借居治养肺病。肺结核要传染，这还了得，因而外客乃至家庭成员一概严禁上楼，只有程慕灏和“医生”例外。新中国成立后，真相大白，这位客人是从解放区秘密转送来沪的中共高级将领，在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的安排下来上海治病。据说客人离开时，给程慕灏留下一张感谢字条，藏在火柴盒里。颇为惋惜的是，这位做好事向来不求回报又小心谨慎的银行家，待客人一离开就将纸条烧了。

日寇侵华，燃起烽火。赴香港避难的梅兰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到上海，他闭门谢客，过起了隐居生活。日军为粉饰太平，“请”梅兰芳登台演出，梅兰芳蓄须明志，并让医生给自己打了伤寒预防针，倏然发起高烧。日寇派军医前来检查，发现其果然得了重疾，只好悻悻而退。作为梅兰芳的“铁杆粉丝”，程慕灏对他的爱国情怀满怀敬佩之情。

梅兰芳深居简出，一下子断了收入来源，阮囊羞涩，而梅家人口众多，开支向来庞大，生活陷入困顿状态。身为“梅党”，程慕灏每时每刻关注着梅兰芳一家的生活冷暖。梅兰芳蓄须罢演之际，常以弄墨丹青消遣时光。程慕灏邀集画家吴湖帆等人商量，决计为梅兰芳举办画展，地点安排在今南京西路成都路口拐角的中国银行。画展如期迎客，观者如过江之鲫，每幅画标价100美元，200幅作品很快售罄，掏腰包者大多为银行家中的“梅党”。靠着这笔钱，梅家度过了艰难岁月。

1945年日本投降后，程慕灏和几位银行界重要人士在梅家欢聚。梅兰芳手持扇子从楼上沿阶而下，大家对他打趣道：“畹华，你该将胡子剃了准备上台了！”只见梅兰芳倏然移开遮脸的扇面，宾客始发觉他已把胡须剃干净了。

守护银行财物迎接解放

抗战胜利后，重庆接收大员刚到上海，便在中国银行大搞“甄别”，将抗战期间滞留申城的中行高层人员称为“伪员”。“伪员”每天上下班不能走外滩大门，只能从滇池路边门进出。接收大员停发他们的薪水，只发少量生活费，直至身份“甄别”结论为清白为止。程慕灏对此悲愤交加，非常时期奉命苦守“孤岛”与敌伪周旋，在日寇淫威和重庆方面指令的夹缝中维持银行运营，饱经风霜，忍辱负重，未曾想还落了个“经济汉奸”之嫌疑。

此时，中行地下党组织在行内发起“反歧视”“反甄别”斗争，明确提出三条要求：承认抗战期间滞留上海员工的正式员工身份；取消仅发生活费的待遇，正式发给薪金；承认抗战期间滞留上海人员在上海坚持工作期间的资历。斗争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1945年底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祖诒抵沪，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宣布让步，解除“甄别”。自此，程慕灏的住宅再无宪兵驻守盘查，家里的电话也终于能够接打了。程慕灏打心眼里佩服共产党的魄力与担当，认为他们敢于仗义执言，敢于据理抗争，妥善维护爱国民主人士的权益安危。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人心纷乱之时，中行高层很多人准备携家带眷离开大陆，地下党即时发动“反对逃跑，反对迁移”的斗争。国民党要员力劝程慕灏赴台，承诺“去台湾后原职原薪”，但他毅然选择留下，与中行多数员工共进退，配合地下党成立“中国银行员工应变互助会”，全身心投入守护行产的工作，有效地阻止了银行财产被运往海外，为迎接军管会接收奠定基础。

1949年5月25日黎明，解放军直插上海市中心，经过进入南京路。本报资料

在程慕灏的支持下，互助会出刊了《会务报导》，这虽然只是一张油印小报，却为团结职工迎接黎明的到来吹响了号角。时局不稳，人心浮躁，各种谣言甚嚣尘上。服务银行多年的中老年员工，家累繁重，顾虑较多，当听到华北新解放的城市对50岁以上的员工统统“扫地出门”的传言后，情绪相当低落。这时，《会务报导》很快摘登了天津、济南等地中国银行经人民解放军接管后，当地同仁来函反映的真实情况，又请来刚办妥移交手续返回上海的原中行济南支行经理周寿民“现身说法”，宣传了被接管单位均实行“留者欢迎，去者欢送”的政策，让许多银行老法师吃了一颗“定心丸”，谣传不攻自破。

应变互助会的另一职能，是维护职工的衣食住行。他们在中行职工集中居住的10余处宿舍区，组织职工与家属通宵巡逻，以防不法分子滋生事端，趁机抢劫。沪西林肯路（今武夷路）的“中行西业”职工宿舍，位于西郊铁路沿线，正处在国民党军队构筑工事地段，住在那边的职工面临被无端迁出而流离失所的困境。程慕灏见此情形，腾出银行仓库大楼等闲置房屋，作为员工的临时安顿之处。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代表抵达中行，程慕灏握着军方接管处负责人项克方的手由衷地表示：“好了，我将这副担子交出来了。”项克方答道：“慕老你正当时日，中行仍需要你。”不久，程慕灏被党组织派往香港，赴任香港中国银行副总经理，直到1987年荣休，其间几次受到周恩来、叶剑英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接管中国银行的军代表合影，右一为项克方

程慕灏时常感慨：幸亏共产党的指引，让我有了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

程慕灏在香港中国银行主持会议

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中国银行门口庆祝国庆标语

程家后代中，程慕灏的孙女、已故知名作家程乃珊为读者所熟知，她曾以祖父的传奇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金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