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青年毛泽东就风尘仆仆地多次来到上海，推动赴法勤工俭学，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共创“开天辟地”伟业。

“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

五四运动前后，中华大地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热潮。为寻找振兴中华之路，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漂洋过海，“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锤炼出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

赴法留学的唐铎在《回忆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记述：“1918年春，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同志，在湖南组织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经常组织会员讨论中国的出路问题”“新民学会专门讨论了组织会员和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问题。他们认为通过留法勤工俭学，可以直接研究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便着手积极组织，进行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1918年10月16日，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在家信中称赞：毛泽东“组织预备班，出力最多”。

1919年3月14日，在中国首批由海路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启程前，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上海。3月15日，《申报》报道此次赴法勤工俭学的89人将乘“因幡丸”出发（其中43人是湘籍青年）。毛泽东参加了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遗址在今大光明电影院附近）举行的大型欢送会，并与他们合影。3月17日，上海《字林西报》的航船信息显示：“因幡丸”邮轮定于上午11点离沪，上午10点由驳船把乘客和行李从海关码头（位于今汉口路外滩附近）运送到该邮轮。是日，毛泽东与大家同乘驳船，至停泊于汇山码头（今北外滩滨江公平路至秦皇岛路岸线）前的“因幡丸”邮轮才话别。

1919年3月15日，首批由海路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欢送会合影

昔日汇山码头

3月29日，《申报》报道：“又有第二批学生定于三月三十一日乘贺茂丸放洋，今日午后三时寰球中国学生会及法国驻沪总领事在法工部局大厅合开送别会。”仍在沪的毛泽东，参加了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共26人）的欢送会和随后的汇山码头送行，鼓励赴法的湖南青年大胆迎接在异国的新生活，不要忘记新民学会的宗旨和任务。4月上旬，他因母亲病重赶回湖南老家。

同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赴北京途中，从武汉绕道上海，为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和蔡母（葛健豪）等送行，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上海。由于蔡和森等人的启程时间延迟，毛泽东又无法久待，便提前话别。12月26日，《申报》报道：“昨日（二十五日）法国邮船公司‘央脱来蓬’（按：也译作盎特莱蓬）船，于下午一时在杨树浦黄浦码头起碇。乘斯船出发之留法勤工俭学生有三十余人”“内有湖南女生蔡葛健豪、蔡畅、向警予、李志新、熊季光、萧淑良六人”。54岁的葛健豪随儿女出国留学，引起很大轰动，被上海《时报》称为“中国女界之创举”。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第三次来到上海。5月8日，他召集旅沪新民学会会员萧三、彭璜、李思安、熊光楚、欧阳玉生、陈绍休、陈纯粹、刘望成、魏璧、劳君展、周敦祥，于南市半淞园（遗址位于今浦西世博园）举行会议，欢送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并讨论会务。《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记述：“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翌日，萧三、陈绍休、劳君展等6位会员乘“阿尔芒勃西”号邮轮前往法国，毛泽东等赴码头与大家握手告别。萧三的《我们一路怎么样到的法兰西》记述：这天“坐小轮来送行的，仍坐小轮回黄浦滩去，两个船相背而驰，两方的人，挥巾挥帽”。同船的赵世炎所撰《航海中之赴法学生消息》则记述：“第十二次赴法学生，已经于五月九日由上海乘法国Armand-Behic号船起程航海。当日在上海杨树浦送行。”

1920年5月8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半淞园合影（左七为毛泽东）

此后，毛泽东还在上海为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和革命事业筹款，章含之的《我与父亲章士钊》记述：“他（编者注：毛泽东）告诉我，1920年，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他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他。”

毛泽东一直认为，“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他本人也曾准备出国留学。同年6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致函黎锦熙，明确表示，“京别以来，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一晌，二十五天才到上海”“同住都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即往”“我外国文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得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诸多重要工作的推进，他这个留学计划最终未能实施。

“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于长沙创刊。7月21日，他的长文《民众的大联合》开始分三期在该周报连载，公开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号召全国的民众联合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不久，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摘登了这篇重要文章。

同年秋，由于军阀张敬尧在湖南实施残暴统治，毛泽东等秘密筹划驱张运动。受毛泽东等委托，彭璜来沪为驱张运动开展宣传，很快创办并主编《天问》（1920年2月1日至7月11日，共出版24期）。《天问》辟有湘事述闻、国内述评、国际新闻、时事杂评等栏目，社址设在上海霞飞路277号（今淮海中路523号，原建筑已不存）。该周刊继承《湘江评论》的传统，呼吁各界支持驱张运动，不仅在国内发行，还流传至法国、日本、南洋等地。毛泽东通过平民通讯社为《天问》送来大量稿件，自己也为之撰文。他的《湖南人民的自决》曾发表于该周刊，其中指出：“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就湖南一省而言，造乱者，少数之武人”“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不能不求全国同胞热肠志士大大的表予同情”。

《天问》周刊第二十三号，发表毛泽东的《湖南人民的自决》

1920年1月至3月，毛泽东充分运用申城报纸扩大驱张运动影响，如他与彭璜等联名在《申报》发表《湘人对张敬尧私运鸦片之公愤》，在《民国日报》发表《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与罗教铎等联名在《民国日报》发表《湘教职员请撤惩张敬尧》。

5月5日，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由北京抵达上海，他住在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南里29号即安南路214号（今安义路63号）。此系一幢沿街的坐南朝北的砖木结构两层房屋，据李思安回忆：“在毛泽东来沪以前，这所房子已由我出面租借了，用来作为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到上海活动时的住处。当时同毛泽东一起住在这里的还有他的学生张文亮，连我一共3人。”

昔日安义路毛泽东旧居

如今的安义路63号。本报记者张春海摄

除了前面提及的召集半淞园会议，毛泽东第三次抵沪还有不少别的工作。他深感驱张运动虽已成功可望，但张敬尧垮台后，便会另有军阀来统治湖南，而“督军”恶制乃祸根，其不除则湖南乱象不止，当务之急，是要组建湖南改造促成会。6月9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谴责张敬尧“欺人太甚”，表示“湘人驱张，完全因为在人格上湘人与他不能两立”。6月11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提出“废去督军，建设民治”。6月14日，他与彭璜共同起草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由《申报》登载，申明该会以促成湖南改造为宗旨，以“推倒武力”和“实行民治”为纲领，号召湖南人民“持其所信，向前奋斗”。6月28日，他在《申报》发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以公开信形式答复申城报人曾毅的咨询来函，全面阐述对于湖南改造的主张。他还曾去《天问》周刊社会晤旅沪的湘籍人士，共同商量改造湖南等事宜。

这时，陈独秀寓居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暨《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他已同由李大钊介绍来沪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化名为吴廷康）见面，正与李汉俊、俞秀松等筹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毛泽东在访晤中，与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陈独秀也向他讲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李敏的《英气逼人的“思安先生”》记述，“李思安和毛泽东、彭璜一道分别去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拜访了陈独秀和‘很提倡国际主义的’吴廷康先生，寻求着手建立‘共产党’的指导”。毛泽东后来在陕北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整修后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作者摄

7月7日，因军阀张敬尧已退出湖南，在沪奔忙两月余的毛泽东返回湖南。李达曾回忆：“‘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这个组织发起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在长沙，毛泽东通过新民学会会员联络进步知识分子，全力开展建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

“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6月29日下午6时，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乘船北上，经武汉转赴上海。在这第四次前来上海的途中，毛泽东与同学萧子升（萧三之兄）共处一个舱室，萧子升曾回忆：“那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泽东一直劝说我加入共产党，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见非常准确。

7月上旬，毛泽东、何叔衡抵沪后，与从各地陆续到达的中共一大代表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名义，借宿于上海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博文女校校舍系3楼3底的石库门房屋，内外两进。正值暑期，中共一大代表有9人住在这里，楼上西厢房前间为毛泽东、何叔衡的卧室。李达曾回忆，“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间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之女黄允中曾回忆：“那时我和母亲都搬到楼下住，我母亲不许我上楼去打扰他们，但那时我还不懂事，有时还偷偷上楼玩，记得我有一次走到毛主席住的房间里，毛主席叫我小妹妹，摸摸我的头，还给我吃糖。”

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客厅召开。7月30日晚是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由于一个密探突然闯入，大家迅速分散离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报告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情况，因“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当讨论到工人群众的组织形式时，毛泽东根据自己的实践和体会，赞同“我们的劳动运动总方针应该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组织起来”。中共一大代表有多人在回忆时谈到毛泽东，如陈潭秋说：在会议中，毛泽东兼“任记录”；刘仁静说：毛泽东“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包惠僧说：“我同毛泽东是在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时才见面”“对他的印象是老成持重”“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

1951年，未修复的中共一大会址

1951年冬，初步修缮后的中共一大会址

1958年5月1日，重新布置的中共一大会议室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中国革命的前程。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又开始了新的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