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学界把魏晋南北朝时代视为士族社会，东晋南朝尤为典型。何谓士族社会，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士大夫具有自立于皇权之外的特征。典型的例子是南朝齐武帝宠信出身寒微的纪僧真，纪僧真想要获得士大夫的身份，齐武帝说此事他说了不算，让纪僧真去拜见江斅、谢瀹。于是纪僧真受命去拜访当时的士族领袖江斅，刚刚坐定，江斅便命人“移吾床让客”，把他赶了出来，留下了“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名言。

在当时社会，皇帝可以给予一个寒人高官厚禄，但其士族身份的获得，则取决士大夫群体的认可，而非皇权所能左右。士族社会的一大特征是以门第自高，甚至觉得联姻皇室也算不上是什么荣耀，所以唐文宗要抱怨：“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因此，中古士族社会相对而言，是一个阶层比较固化的时代。

将魏晋风度定位为破坏名教的反抗者，可以说是“五四”以来现代学术的产物，我当然不是说古人的清谈误国论就更高明或更准确，但有两个背景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是学术史的背景，“五四”的那批学者主体上是站在对儒家主导的传统社会进行批判的立场上，因此发掘中国历史上反抗者的系谱，做一番翻案文章可以说是体现这种批判性的重要方面。另一个是历史本身演进的脉络，即使我们认定魏晋风度及玄学兴起是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但也要注意到与此同步发生的是士族社会的渐次形成，而文化上的新面貌与社会阶层的固化之间其实是存在着某种紧张的，为什么一个被称颂为思想解放的时代，转身却塑造出了阶层流动凝固的士族社会。

汉末，出现了一个流行的话题叫做“君父先后”论，所谓“君父先后”论挪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当你的女朋友和你妈妈同时掉到水里，你先救谁”，话题本身是开放式的，答案也不重要，但暗含的指向是当时士人开始意识到士人家族（父）与国家（君）之间是可能发生冲突的，而在此之前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汉代察举最基本的名目就是“孝廉”，求忠臣于孝子之家，两者是同构的。从汉末开始，士大夫社会出现了先“家”后“国”的转变，可以说把家族利益置于国家之上是士族社会重要的特征之一，清人赵翼讲“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便是指此类现象。

魏晋风度虽然是一种精致高雅的文化，但我们也要注意这种文化背后的阶层性与封闭性。实际上，西晋官僚阶层经过魏晋两代的生长发育，已经形成了一个通过婚姻、交游、同僚、征辟等方式凝结起来的政治利益共同体，加之魏晋之际玄学清谈的兴起，这些官僚家族除了政治利益外，在文化上也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与认同。承袭自汉末清议的“清”的观念成为塑造这种认同的重要标准之一。东晋南朝的士族虽然并非完全承自魏晋官僚阶层，但东晋门阀政治中至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渊源自西晋，一个是具有累世仕宦倾向的政治群体，另一个是以玄学清谈为共同文化特征的官僚阶层。

更多精彩观点，请参阅复旦大学历史系仇鹿鸣的文章《魏晋风度倡导了怎样的社会风尚》

主编：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