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留日两年后，潘向黎回国。出租车从虹桥机场径直开出，路过一条繁华街道时，潘向黎发现窗外街景新奇，遂用沪语问司机：这是哪啊？

这里是淮海路啊！司机哑然失笑：你到底是不是上海人啊，哪有上海人不认识淮海路的？！

潘向黎心下一惊，匆匆回到位于复旦大学的家，放下行李后翌日就坐车又赶到淮海路。暂别的日子里，原来新店如雨后春笋出现。但好在她读研究生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弄堂还在，对面的长春食品商店没变，门口的上海香港三联书店如旧。她才放下心来。

23年过去，淮海路变化很多。但只要每次还能找到那三个坐标，这条路对潘向黎来说，就还一切如故。

似想起昔日的朋友，虽时光流逝，但自己心中的对方，永远是初遇时的样子。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

潘向黎生在福建，12岁随母亲移居上海与父亲团聚。父亲潘旭澜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因此一家人在沪活动半径都以复旦大学为圆心。当时五角场区域还较偏僻而交通不便，这里的人们管去淮海路南京路叫“到上海去”。

22岁，潘向黎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这才首次离开上海东北角，到淮海路去，“到上海去”。

上海社科院位于淮海中路622弄7号，弄堂门口的民居为泰山公寓，1928-1930年建造，属现代派风格。三排六幢多层公寓，前两幢沿街，平屋顶，水泥砂浆压花浅黄色墙面，各幢间在墙顶转角处以横梁相连，为第三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走到弄内深处，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带花园院落，即今日社科院所在。如果时光倒推80年，这里同样有琅琅读书声。这座院子，是老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所在。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1937年10月开学，1951年9月并入震旦大学，后随新中国的院系调整而被取消。历时14年的办学历程中，共有学生千余名，毕业生395名，在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史和上海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受五四运动影响，上海大部分大学已经开始男女同校。此时，只招收女生的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反而更受上层家庭青睐，觉得送女儿去这里读书更为稳妥、风气更佳。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也以培养符合西方社交礼仪的“贵族女性”为目标。学校平常规定学生要举止娴雅端庄，穿着得体入时。校园的生活方式也相当西化，话剧、舞会、女子垒球、音乐会、报告会、游艺会、演讲比赛、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时常举行。钱锺书杨绛夫妇曾先后在这里任职。

1940年，大律师杨荫杭为躲避战事，避居到上海法租界，为了生计，他到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诗经》。杨荫杭的女儿杨寿康（杨绛的姐姐）原在启明中学当教师，后于1938年9月转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图书管理员。1941年钱锺书来沪探亲，但太平洋战争爆发迫使他滞留上海，为了让女婿有工作，杨荫杭就把自己的教职给了钱锺书。1941年开始，钱锺书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英文，直到1945年6月受聘去上海暨南大学当教授。资料显示，钱锺书当时住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步行一刻钟即可到学校。之后，杨绛又接替丈夫在震旦女大讲授英文。此时的杨绛在上海已相当有名，所以，震旦女大的学生，都很期待上她的课。杨绛的妹妹、翻译家杨必后来也在此处授课。

日军占领上海后，曾于1943年1月至1945年8月在上海设立9个盟国侨民集中营，将英美等敌对国的在沪侨民关押起来。当时，淮海中路622弄7号作为9个集中营之一的教会人员集中营，曾关押过来自12个差会、6个国家的79位修女。不过当时日军对这些修女的约束还较为宽松，学校的教学秩序也得以维持，只是规定日语是学生必修课。1945年3月，日军命令学校人员两周之内撤出教学楼，校舍用作伤兵医院，于是震旦女大暂借圣心营一楼上课，很多学生因此辍学，学生人数大幅减少。等到9月抗战胜利之际，学校已经遭受重大损失，院长病逝，校舍破损厉害，学生流失严重。直到195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创建后，这个弄堂深处的校园，才又焕发生机。
 

不爱美食的淑女不是好作家

1988年入校的潘向黎，对校园在解放前的历史并不熟悉。她在这个院子里感受到的，是第一次彻底离开父母的自由，是第一次集体住宿的兴奋，和对上海向她展示的繁华一面的无限好奇。

大约是人生第一次闹独立，所以尽管还在读书没收入，但潘向黎决定不再向父母伸手。可淮海路上的诱惑太多了，出门不论往哪个方向看一眼，随时就会“沦陷”。学生每个月只有几十元补助，用这个抵御诱惑力不从心。因此，拼命给各个报刊写稿挣稿费，成了潘向黎那几年里的日常。

有时同学们在宿舍里打牌叫她一起参加，她却义正词严拒绝，转身埋头奋笔疾书。同学不解为何她能自律到不参与娱乐，她只好抬脸苦笑：看中路上橱窗里的一双新款女鞋，怕下架，所以要赶紧写稿，好及时赚到稿费，赶紧去买。过了几周，同学们果然看到潘向黎得意扬扬提着大摆裙角款步走入宿舍，展示脚上新鞋。

“的确好看啊，”同学们说，也默认了她生财有道。只是有时稿费汇款单寄到宿舍，被同学先截留，大家就会起哄着押着潘向黎去邮局取钱。等取出钱，大家到上海社科院对面的长春食品商店打牙祭，买牛肉干、糖炒栗子，直到各自饱腹，才一哄而散。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潘向黎在长春食品商店楼上找到一家咖啡馆作为据点。久而久之，只要她进门，店里的服务员就会彼此示意“学生来了，把背景乐关轻一点”。这是上海店家留给潘向黎的体贴。有一次潘向黎又被敲竹杠去买红酒。但沿路店家都已经关门，只有一家饭店还开着。同学们怂恿饭店老板把店内的红酒卖给他们，老板欣然允诺。几个男同学一路走，一路轮流把酒瓶抱在怀里、插在兜里。三三两两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歌咏而归。这是上海之夜留给潘向黎的浪漫。

倘若没有一点酒精，上海的冬天的确很难熬。对没有暖气的学生族尤甚。潘向黎每每和室友，一个要好的沈阳女孩一起灯下拥被阅读到夜深，然后在“焐热的被窝里忍着肚饿睡下”，还是“冒着寒风奔出去买吃的”之间徘徊。但每一次，食欲总是战胜睡神。两个女孩被冻得嘴里嘶嘶啦啦互相埋怨，一边穿过已空无一人的街道，一直走到襄阳公园对面一家名为燕京楼的饭店。等到一客小笼吃下去，全身妥帖，这才相视一笑泯恩仇。

潘向黎后来把这些故事写进散文和小说里，只是现在换来的稿费，再没有同学来敲竹杠了。

那几年里，每次院子里时令的花开了，潘向黎都要惊喜地跑进宿舍奔走相告：什么什么花开了，上海又进入什么什么季节了。虽然这些记忆依旧鲜明，但宿舍里已经没有她的同学了。大家早已步入中年各奔东西，昔年研究生住的宿舍也变成了星级宾馆。只有弄堂对面的长春食品商店还在，到了节令，糖炒栗子又开始飘香，提示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到了。

（文中部分资料参考刘雪芹　《震旦女大里的“杨家将”》《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简论》）
　　
潘向黎　作家、文学博士，文汇报特聘首席编辑，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
　　
本文编辑 沈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