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回复国际友人亲属来信时指出，20世纪上半叶，斯诺、马海德、白求恩、柯棣华、艾黎、爱泼斯坦等一大批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并肩战斗。我们始终铭记他们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的宝贵贡献和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这一大批国际友人中，无疑是包括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内的。

在北平短暂停留

1928年底，美国人史沫特莱以德国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的身份进入中国东北，之后一路南下，从东北途经北平、天津、南京直到上海。

刚到中国的史沫特莱不懂汉语，也没有合适的中文名。在北平，为了拜访胡适，史沫特莱特意请人制作了名片，正面印着“德国弗兰福特报记者斯美特莲”，背面用英文印着“Correspondent, Frankfurter Zeitung, Frank fustalm, Germany”，通过胡适介绍进而认识了一些中国文人。

在一家被史沫特莱称之为“平时接待贵客”的烤鸭店，徐志摩等一帮中国朋友请史沫特莱喝酒和品尝烤鸭。史沫特莱写道：（徐志摩）要来了纸张、擦子和墨水，开始为我构思一个中国名字。我不喜欢“梅花”或“荷花”之类的名字。最后，他给我取了一个中国旧式家庭的姓——“石”，还加了两个音节——“美林”。当我拒绝后者时，他只是把这个名字拼成拉丁语“Shih Mei Di Li”给我听。很显然，这时史沫特莱并不了解“斯美特莲”或“石美林”的汉语意思，但可能就是这次聚会，间接促成了她后来被众人熟知的中文译名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然后，她便越过黄河直奔南京。1929年3月，史沫特莱到了南京。她在这里写了一篇长文，报道了孙逸仙被重新安葬在城郊一座巨大陵墓中的盛况。史沫特莱察觉到，在蒋介石的统治中心行动将受到很大约束，就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初到上海，广交名流

1929年5月初，史沫特莱从南京坐着火车来到十里洋场上海，租下吕班路85号吕班公寓的二楼（今重庆南路185号重庆公寓）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办事处，开始了她长达7年的上海生涯。1929年底，史沫特莱搬出吕班公寓，暂住在卡德路（今石门一路）41弄英国领事馆的职员宿舍内。史沫特莱住在二楼朝南的大房间，卧室兼会客室，因为她交际广泛，登门拜访者也络绎不绝，史沫特莱在这里接待过很多中外朋友，然后又帮他们之间互相介绍，一时间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

到上海数月后，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赴法租界莫里哀路29号拜访宋庆龄，并赠她一本新近出版的《大地的女儿》，在扉页上题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赠词：“送给宋庆龄同志，我无保留地尊重和热爱的一位忠贞不渝的革命家。——1929年9月17日于上海，艾格尼丝。”这份见证两位世纪女性伟大友情之初的信物，现在依然珍藏在上海宋庆龄故居中。

1929年12月27日，史沫特莱在《世界月刊》编辑董绍明、蔡咏裳夫妇的陪同下，拜访了鲁迅先生，两人惊奇地发现彼此都懂德语，瞬间拉近了距离。《鲁迅日记》记载：二十七日，小雨。午后得杨维铨信。下午史沫特莱女士、蔡咏裳女士及董绍明君来。董字秋士，静海人，史女士为《弗兰孚德报》通讯员，索去照相四枚。 此后他们经常书信往来，史沫特莱还先后由苏联塔斯社驻沪记者乐芬、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等陪同拜访鲁迅。1930年2月，史沫特莱将德文版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赠予鲁迅，并在扉页上题词：“赠给鲁迅，对他为了一个新的社会而生活和工作表示敬意。”

和上海左翼作家的交往

史沫特莱第一本反映中国社会的纪实性著作《中国人的命运》，也是这时候完成的，1933年由美国纽约先锋出版社出版。主要反映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的动荡社会生活、阶级矛盾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史沫特莱通过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调查，对各阶层人物的接触了解，以一个记者的锐利眼光揭穿了旧中国的社会弊端，并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支持。这部作品共有30篇特写文字，除了反映中国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描写中国妇女的不幸命运，揭露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外，也有一些文章歌颂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的诞生。

史沫特莱经常和柔石、冯雪峰、内山完造等人造访住在拉摩斯公寓的鲁迅。1931年初，史沫特莱因健康原因欲离华休养。在离沪之前，鲁迅与三位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冯铿特去史沫特莱在卡德路的寓所拜访，畅谈了一个下午。1931年晚些时候，史沫特莱迁往格罗希路（今延庆路）70号。在这里，史沫特莱热情地接待了丁玲，并提供安全保护，直到把她偷偷送出了上海。

1931年8月，史沫特莱和宋庆龄为营救共产国际派驻中国执行秘密工作的牛兰夫妇多方活动。1932年夏秋之间，宋庆龄、史沫特莱等人开始酝酿筹备成立一个新组织，12月17日正式发起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被选举为主席，史沫特莱担任她的英文秘书。1933年1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宋庆龄担任执行委员，史沫特莱是上海分会会员之一。1933年2月17日，环游世界到达上海的萧伯纳在莫里哀路29号的宋寓，受到宋庆龄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热情接待，史沫特莱也参加了会见。在游轮上、在接送他们往返码头的小艇上、在宋家中，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参加谈话的先后有鲁迅、蔡元培、史沫特莱、伊罗生和林语堂。史沫特莱充当记录员，把谈话详细记录了下来。 1933年3月1日，史沫特莱署名“镜涵”发表文章《萧伯纳过沪谈话记》（登载于《论语》第十二期）。

帮助援救共产党人

史沫特莱运用自己美国人和德国记者的身份多次参与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援救工作。1933年5月13日上午，为抗议德国法西斯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的迫害，宋庆龄和蔡元培、杨铨、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抗议书。德国领事馆副领事贝连接见，表示将代为转达该国驻华公使。

以营救牛兰为契机，1932年1月13日，美国人伊罗生和史沫特莱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和宋庆龄的帮助下，在上海法租界创办英文周刊《中国论坛》（China Forum），政治倾向上与中国共产党人比较接近。当伊罗生转向托派后，《中国论坛》于1934年停刊，共产党的宣传阵地丧失。宋庆龄和史沫特莱开始筹办一份新的刊物。1935年，史沫特莱具体负责刊物的筹办工作，她请求美国共产党派来格兰尼奇夫妇帮忙。1936年3月15日，一份新的英文半月刊《中国呼声》在上海正式发行。毫无疑问，史沫特莱对这份刊物的创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论坛》的续刊，《中国呼声》同样是受共产国际领导的左翼刊物，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联系广大群众的渠道之一。

1933年5月下旬，史沫特莱离开上海去苏联疗养，然后回到美国。直到1934年10月23日，史沫特莱从旧金山乘“柯立芝总统号”轮船回到上海，宋庆龄特意派人接站并为她安排住宿等事宜，后史沫特莱因病住在上海疗养卫生院接受治疗。

对共产党开始深入了解

此时，中国正值红军被迫长征、革命失败主义蔓延之际。在宋庆龄的关心下，侨居上海的外国进步青年以学习小组的形式聚会在一起，在共同学习马列主义的同时，了解到中国真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以及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学习小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史沫特莱寓所——霞飞路培恩公寓（也有译为伯尔尼公寓，今淮海中路453-461号培文公寓）二楼举行的。

第一次学习的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一位中共联络员还带来一张江西省的大地图，指出蒋介石进行围剿以及后来开展斗争的地方。地下组织还交给他们一些事情做，或要求他们传递信息。 有一次，需要在上海设置地下电台，与正在进行的长征保持通讯联系，为安全起见，发报机就安装在小组成员路易·艾黎家顶楼的房间里。同为小组成员的工程师甘普霖不通过电表，直接从干线上接电源，并设法在夜间收发电讯。当时电台要经常迁移，以免被侦出位置，就这样在那里坚持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通过这部电台，宋庆龄与外界联系才得以不致中断。

1934年至1935年有一段时间，由于一些原因，史沫特莱借住在大陆新村的鲁迅家里。许广平特地腾出二楼原来儿子海婴住的房间，改为她的卧室兼书房。大陆新村所在地为“越界筑路”地区，具有半租界性质，鲁迅便以“租界”二字的一半命名自己的书斋为“且介亭”，并以此为名编了《且介亭杂文》集。史沫特莱在此帮助翻译鲁迅的作品，鲁迅也翻译她的作品。

萌生前往苏区采访的念头

正是在鲁迅家中，史沫特莱认识了一些共产党人。1932年夏、秋间，红军将领陈赓因负伤到上海就医，鲁迅在拉摩斯公寓会晤接待了他，并由冯雪峰陪同，详谈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事迹，直谈到晚还在厨房间里边吃饭边谈。 史沫特莱肯定也见过陈赓并听闻了一些红军的故事。1936年5月初，史沫特莱特地跑到鲁迅家中，去听来自陕北的冯雪峰讲述长征的故事。 正是这次会晤使史沫特莱萌生了前往陕北根据地实地采访的念头。

史沫特莱利用与革命者接触的宝贵机会，了解到江西革命根据地红军斗争的情况，为撰写关于红军的著作积累了素材。比如从周建屏的口述中获知红军反“围剿”斗争的情况，1934年史沫特莱关于中国的第二本著作《中国红军在前进》于莫斯科首次出版，俄文名《中国的红色风暴》，此后在西方连续再版。

史沫特莱通过22篇报道，向全世界读者介绍了从1927年到三十年代初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和成长的历史（如《在红军中的日子》《井冈山》《红色的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等）。记述了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数次粉碎敌军“围剿”、建立革命根据地等英雄壮举。红军事迹和红军精神让史沫特莱备受鼓舞，此时，她不再以绝望的心情看中国，而是充满希望地看到“红军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看到在一片黑暗的中国有“红星”放出光芒。史沫特莱因此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中华苏维埃及其领导人的外国记者和作家。

1936年2月，史沫特莱从一份《国际新闻》中读到了中国红一方面军北渡黄河、即将完成长征的消息。她立刻告知鲁迅，并建议鲁迅给红军发电报祝贺。由此，便有了鲁迅、茅盾联名致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贺电。贺电中洋溢着满腔革命激情：“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此贺电在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全文刊出，成为中国红色历史的重要文献。 不久后，鲁迅又以诚挚的心情表达对共产党人的敬仰：“那些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以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和史沫特莱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事业，是视为同道的。

在上海，除了鲁迅家之外，史沫特莱去得最多的就是宋庆龄寓所，她们在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创办革命刊物的过程中产生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36年9月，史沫特莱离开上海前往西安，结束了她的旅沪生涯。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