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还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生的吴志华，坐了两晚的绿皮火车，来到北京故宫，“中国历史就在你眼前，真是很震撼”。

用当下网络语说，那一刻，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1985年毕业不久，吴志华进入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工作。在他参与推动下，2007年与2010年，故宫国宝《清明上河图》及其电子动态版先后来港展出。2019年，吴志华应聘馆长成功，辞去康文署副署长职务、离开工作30多年的康文署，成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首位员工。

“我的后半生是和故宫合在一起的。”他觉得或许是冥冥中的注定——一个学中国历史的人，能与中国最大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产生“连接”，是最大的幸运。而这份工作需要的，就是如港中大前身之一新亚书院创院院长钱穆先生所说，是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怀抱温情与敬意”。

或许是职业关系，吴志华团队提出来延安中路816号解放日报社接受专访，这样可以一并参观严同春旧宅。离开前，他很高兴地收下报社的小礼物——一套三册的解放日报老照片丛书。他提着袋子连声道谢，说“不重不重”、“要拿回去细细读”。

香港故宫：用轻盈方式讲好厚重故事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位于西九文化区，建筑似鼎，面朝维港，金色外观在阳光下熠熠生辉。7月3日是香港故宫开馆一周年，一年来已接待访客近130万人次，第五批北京故宫博物院轮换展品51件珍贵文物也于当日亮相。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比起北京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定位是什么？

吴志华：我们在筹建时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希望做到“一体多元，和而不同”，也就是说各个故宫的文化内核一致，但表达方式上香港与北京、台北有所不同。

“新”是我们最大优势。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1965年开馆，而我们去年7月才开馆。因此，我们希望场馆设计、展陈方式能更好回应现代观众对博物馆的要求。比如，我们布置了“紫禁一日——清代宫廷生活”展，介绍从清晨到夜晚清朝皇室宫廷生活的点滴。观众看起来很轻松，但轻松过后会了解我们深厚的传统文化。

同时，也希望能把香港故宫与香港城市的气质“配合”起来——既是传统的、文化的、中国的，也是当代的、艺术的、世界的，通过科技手段提升观展效果，加强与海外内地博物馆联系，促进中华文化与全球观众的交流。我听到种说法，香港故宫在用轻盈的方式讲好厚重的故事。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这会对故宫团队提出很高要求。

吴志华：我们团队像个“小联合国”，同事来自欧美及内地、香港与台湾等地。大家学术背景、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当我们策展的时候，可以比较方便了解不同地区观众喜欢什么，然后尽量用他们明白的表达方式解释故宫文化。还有一点，团队成员与世界级博物馆都有联系，在与海内外同行沟通时，不太会出现语言障碍、认知差异，这样沟通成本会比较低，工作推进会比较快。

不过，我们馆开会时语言选择是个问题，我现在常常普通话和英语串着讲，广东话反而用得少一点（笑）。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与多数香港博物馆不同，故宫选择收费。

吴志华：香港故宫属于西九文化区，不是政府机构，没有财政支持，我们要自负盈亏。收费是维持正常运营的重要手段。当然，收费高低、观众是否愿意承担，需要我们研究。

开馆一年，我们有130万观众入场。我仔细观察过，可能是因为付钱关系，多数观众看得很仔细，会参观两个小时以上。这给我一些思考，在香港看场电影要100多元（港币，下同），多数人会愿意承担故宫50元门票，但前提是我们能提供高水平的展览，这样大家才会认为收费合理。

当然，因为没钱就无法参观故宫，我个人不能接受。我们与社会团体合作，向低收入家庭、中小学生赠票，一年送出12万张，占总门票数近10%。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香港故宫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

吴志华：希望展览水平能更高一点，让香港故宫成为联通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从与内地交流而言，一方面是文物资源共享共用，我们与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等同行都有交流；另一方面是观众向大湾区、内地扩展，今年暑期就有一批批的内地学生来参观。

从国际合作来看，我们期待把更多外国文化艺术引入香港、引进内地。过去，我们展览还是主要和欧美博物馆合作，未来我们想与更多国家合作，比如“一带一路”上的中亚地区，他们的文化历史同样令人瞩目，值得欣赏。

香港与故宫：渊源从上世纪40年代说起

《钱塘观潮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过往几十年，香港爱国人士出钱出力，大批流失海外国宝经此“回流”祖国。文物不言，历史铭记。每次“回归”都在凝聚民心、激昂力量，告诫国人要时时警醒，砥砺前行。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香港与故宫的渊源，远不是从香港故宫说起，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

吴志华：那个时候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从内地流出的文物集中到了香港。其中一些能够回到祖国怀抱，与香港收藏家、知识分子、商人的努力分不开的。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不少香港藏家将从海外收集到的文物，通过各种渠道无偿捐给内地博物馆，其中就包括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等。这背后体现的，是香港民众对祖国的情怀。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2007年，故宫国宝《清明上河图》第一次出境展出，就来到香港。

吴志华：为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2006年我们向北京故宫提出《清明上河图》来港展出。我们只是抱着试试看心态，没有太多把握。出乎意料，故宫方面支持我们的规划。2007年，《清明上河图》在香港艺术馆展出40多天，10万观众慕名而来。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我在中华艺术宫谈好了《清明上河图》电子动态版赴港事宜。那次我们迎来92万观众，10元一张门票全部卖光。我们规定每位观众只能看一小时，时间到了大家都不愿离开，我只好拉着绳子引导他们出去。

这一系列活动让香港市民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向内地发出重要信息——香港真的很爱故宫。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之后开始有了在港建故宫的设想。

吴志华：2015年，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等谈起这个设想，我也参与其中。当时我们觉得，“这或许只是一个好主意（而已）”。

困难显而易见：第一，从没有这么多国宝长时间离开故宫，而且我们还希望来港展品能不断轮换；第二，国家法规对文物出境有限制规定。中国人都知道“国宝南迁”的故事，对故宫文物有很深的感情。非常高兴，中央支持我们的建议。2016年，我们宣布筹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去年正式开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听说最初馆长人选定不下来。

吴志华：是的。因为有了“故宫”二字，大家对博物馆有很大期待，同时也对馆长有很高要求——不仅要了解故宫、了解传统文化，还要懂得运营管理、擅长与境内外博物馆沟通，确实不容易当。

当时我是特区政府康文署副署长，管着14家公共博物馆、14个表演艺术场地、两个视觉艺术中心、香港电影资料馆及82家公共图书馆。我原本希望在这个岗位上再干几年，直到退休，但我的夫人和康文署李美嫦署长都支持我去应聘馆长。经过面试，西九文化区接受了我的申请。

现在看起来这个决定是对的。五年里我学到很多，也为香港故宫运行尽份力。更重要的是，作为历史专业学生，这也是种承担。

那代香港大学生：求索“尊德性而道问学”

关于1964年钱穆离开香港中文大学，众说纷纭。一件事或可揭示缘由。钱穆坚持港中大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港英当局起初不允。钱穆言：“所争乃原则性者。”当局派来商议的英国人富尔敦，通粤语读中国书，叹钱穆“君心如石，不可转也”。钱穆所期待的，是中国文化在港不再被轻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港中大的前身之一是新亚书院，你在书院历史系读书。钱穆先生是创院院长，他提倡对中国历史与文化要怀抱温情与敬意。

吴志华：历史研究要客观，但不能没有感情。我的研究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这点尤为明显。钱先生说这话的时候，恰是中国文明处于历史最低点时刻，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列强环伺，面临亡国灭种之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些人对国家前途没有信心，把积贫积弱归咎于文化传统，说要抛弃传统来学习西方。

钱先生非常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要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于是，他在《国史大纲》中写道：“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见解，提倡对中华文明的认同，呼吁培育中国文化的种子。这也就是现在提倡的文化自信。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这种精神如何影响你们这代人？

吴志华：我读书的上世纪80年代，香港已经商业化了。不少年轻人希望成为三个“师”——律师、医师与工程师，大家觉得这种工作才能赚钱。但与我一起学历史的同学没有这个想法，都以历史作为我们的终身职业。

进入新亚书院的第一天，我们唱起钱先生作词的校歌，“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开始体会新亚精神对于中国文化的承担，也告诉我们该如何面对困难。回顾民族及国家过往所受的苦难，我们个人所经历的困难实在微不足道。

本科四年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知识分子要“尊德性而道问学”，除了研究学问外，也要修炼德性。我们那时会谈及理想，对社会、国家及个人价值的情感，即使课余时食糖水以及聊天，话题也离不开谈论人生及家国大事，讨论如何才能更好贡献社会。

我们当时比较单纯、有理想、不功利。大家觉得，新亚书院的学生就该这个样子。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那个时代的香港大学生，还提倡“关社认祖”。

吴志华：当时还是港英政府管治香港，社会上的价值观还主要是西方那一套。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一些香港大学生参与抗英斗争，其中有些人还被抓了。前辈学长的爱国之情对我们这代人影响很大，我们逐渐意识到要“关社认祖”，也就是“关心社会、认识祖国”。我们成立一支支社会工作队伍，去了解关心底层社会、普通人家的生活状况，也把内地的发展介绍给市民，我非常享受这段时光。

那时，我们国家开始改革开放。我还记得，80年代初去内地旅游时，几乎所有人都穿解放装。当时香港比内地更加现代化，于是我们会思考，祖国该如何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香港又能为之做出哪些贡献。可以说，这方面思考一直延续到今天。

香港文化：还是曾经的“文化沙漠”吗？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开关后，亚洲电影大奖、香港国际影视展、巴塞尔艺术展接踵而至再聚香江，让香港再次成为国际文艺活动的聚焦地。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现在还有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吗？

吴志华：香港故宫开馆的这一年，130万观众中有70%是香港人，尤其是前六个月香港与内地没有通关，观展的基本都来自本地。大家爱文化的热情是真实的。

“文化沙漠”这个说法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在香港时谈及这个问题。但时过境迁，香港文化艺术发展水平排在了亚洲前列，我们能够吸纳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艺术工作者在此发展，策划出一些高水平文艺活动。

我甚至认为，文化艺术已成为推动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过去，游客来港更多是购物消费，疫情后很多人来是感受文化。有的游客西九龙高铁站一下车，就会拉着行李来西九文化区，参观故宫、M+视觉文化博物馆等。相信香港未来不仅不会成为文化沙漠，而成为文化资源荟萃之地。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这种文化资源供给从来不是单向的。

吴志华：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提供足够多的文化资源，而是香港市民是否愿意接受我们提供的这些资源，并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年轻人，不是我们提供什么他们都会接纳，有些内容他们觉得很没趣味。

方法要创新，这就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拿香港故宫来说，办个展览，文物下面摆张文字说明，这样做肯定不够。现在我们很多活动离开了博物馆，我们正在策划“流动文物医院”活动，把一台车改装为文物修复室，然后开到学校去，年轻人可以与专家一起，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当然，肯定不会让大家修故宫文物（笑），更多是一些纪念品。

总的来说，博物馆不但是文物的保护者，在文化普及工作、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要做得更多。这点香港与上海间可以交流互鉴。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最喜欢香港文化中哪一点？

吴志华：我在香港生活了60年，喜欢城市的开放与包容，以及有更多的选择。空闲的时候，我会去西九龙的上海街闲逛，小时候就住在那里。我喜欢做饭，那里有很多小餐馆、小店铺，可以买各种各样的食材和厨具。上海街和中环不一样，居民流动性没有那么大，很多人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充满人情味和烟火气。

不过，由于城市发展太快了，一些老房子、老记忆都没了，我们很想把他们保留下来。一个人在往前走的同时，也要往回看，看看走过的路。从感性的角度说，老建筑、老店铺、老器物是我们一路走来的“路标”，需要好好珍惜。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年纪大了。年纪大的人，总会多找找小时候的感觉。

人物摄影：董天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