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开小组”，上海现在六七十岁的人肯定都知道。就是六七个家住得比较近的孩子，相对固定地到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里做功课。

解放前后那几年，上海迎来一个生育高峰，这也导致，上个世纪50年代进入学龄的儿童特别多。一时之间，学校不够用，许多学校只能安排学生到校上半天课，余下的半天在家“开小组”。至于这个小组，有时班主任老师还会来巡视访问，查看情况。我就有过这样四年“开小组”经历。

1954年，我在新成区中心小学（后来改为静安区第三中心小学）上一年级。那时的家长都比较热情大方，“开小组”的几个孩子来家，肯定叽叽喳喳，争争吵吵，甚至打打闹闹，哭哭笑笑，那时的住房条件又大多逼仄。大部分家庭，全家人只有一间房。一下子挤进来这么多小孩，现在想来，那些家长怎么能够忍受得了？就拿我家来说，也曾经是“开小组”的地方，小组散会后，往往家里的桌子被划得到处都是笔痕，椅子、凳子被摇得榫头松动，椅子背也脱开来了，凳子腿也掉下来了，甚至墙壁也被蹭得露出砖头，还有好几个茶杯也被打碎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我的祖母、母亲有半句怨言。我也曾到其他小朋友家里开小组，他们的家长也都是客客气气的，我们有时弄坏了东西，闯了个小祸，他们也从来没有给我们一次白眼和骂声，更没有一家给我们下逐客令的。那时每家每户都有好几个小孩，所以家长都不可能宠他们，但是那时的家长对开小组能够这样容忍，我想可能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淳朴，也可能是因为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总是放在第一位的，其他都不计较了。

对孩子来说，能在校外同学家里“开小组”是很开心的。几个小孩在一起，做功课时互相帮助，互相比较，但从来没有互相抄袭的情况，这一点是老师经常嘱咐，我们谁也没有这个胆子去冒犯的。当然如果碰到难的算术题，同学之间也会互相请教。倘若一个同学字写得漂亮，也会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功课好的同学经常帮助成绩差的同学，自然而然成了大家的小老师。这些情况老师来巡访时都会知道，就在班会课上表扬他们，这是他们最荣耀的时候。

功课做完了，当然还可以在一起玩耍。玩的内容非常丰富，打牌下棋，画图唱歌，做布娃娃，看小人书，跳橡皮筋，玩游戏棒，猜谜语，捉迷藏，滚铁环，踢毽子等等。还有好多现在已经几乎绝迹的游戏，比如用线绕在双手十指上，可以翻出好多花样，这叫“穿绷绷”。在地上划好几个方格子，我们在格子里依次跳来跳去玩，这叫“造房子”。两个人对坐，互相双手击掌，节奏越来越快，这叫“拍大麦”。还有，在桌上放五只麻将牌或者五只小沙包，在用手抛起一个沙包再接住的极短时间内，把麻将牌、沙包翻黑白，或者做各种排列组合，这需要眼快手快。再比如，打乒乓球，我们在弄堂里搭一块洗衣板或者铺板，当中搁一个拖把柄或扫帚柄，乒乓板就是我们的练习簿，这样打乒乓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吧。还有好多游戏，大家都玩得不亦乐乎。

王巨贤《童趣》系列之滚铁环

那时候家家都很穷，但是我们也不觉得匮乏。我们小组七八个人中，只有一位同学订了《新少年报》，其他都订不起，但是这份报纸好像是我们小组集体订的一样，人人都非常喜欢看，谁看到了好的故事和文章都会互相介绍。谁如果借到一本小人书，我们一定排队轮流看，画图好的小朋友还会临摹几幅画。

记得有一次，老师关照某一天下午几点钟，要听一次广播电台的少年儿童节目，听了以后要写作文的，可是我们小组的同学没有一家有收音机。那么只能到其他小组去问问，可是问了好几个小组也都没有。怎么办呢？后来有一位同学忽然想起，他家弄堂口一位老伯伯家里有，就叫他妈妈去跟老伯伯商量，老伯伯一口答应，我们都高兴极了。后来除了我们小组外，还有其他两个小组的同学，一共近二十个人，一起到老伯伯家，连床上都坐了近十个人，还是实在坐不下，我和几位同学只能站在门口弄堂里听。

还有一次，那天下午我们功课比较少，突然谁突发奇想，说一起到闸北公园去玩，因为这个公园不要门票。那时过了苏州河，再过了几根火车铁轨，就是一片农田。那时闸北公园还很小，但是我们玩得很尽兴。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一个女同学想抄近路，突然双腿陷到农民沤的肥料堆中去了，我们好不容易把她拉出来，可她的一双鞋子却无论如何找不到了。她赤脚走了不多一点路，脚底就被碎玻璃扎了很大的一个口子。我们给她把血擦干净，用一件男生的汗背心包扎好，只能轮流背着她走。看着身边开过的公共汽车、三轮车，我们却不动一点乘车的念头，因为大家身边都一分钱也没有。就这样背着她，互相鼓励，互相打气，没有人叫一声苦，走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到家。后来考中学时的作文《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就写了这件事。

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多少年了，我现在回忆起来，一点都不感到心酸，反倒是觉得很温馨，很开心，甚至还很甜蜜。正是有类似于这样的一系列经历，我们后来几十年才能战胜所有艰难困苦吧。

本文编辑 沈轶伦  本文图片来源：搜狐、新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