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的辰光就要到了。孩子们野了两个月，现在要“收骨头”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当过老师，所以心里清楚，其实开学最早要被“收骨头”的是老师。老师一般提早一周多结束假期，到校备课、给学生补考、找班干部打扫教室等。如接新班，事情还要多一点，比如为班级小干部组阁，还要抽时间家访。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到我家。”做学生的，大多会唱根据《我为祖国献石油》曲调改词的这两句。其实当老师的心里“煞清”，家访的原则就像《红灯记》里一句唱词：“没有大事不登门”。

平时有事，老师总是请家长到学校来相商。但学生家长多是工人，教育子女采用最直接的方式——打。有的同学怕回家“吃生活”（沪语挨打之意）。甚至班里不少孩子的家长，他们为了表现对老师的最大支持，就是请他们的子女“吃生活”。所以一旦老师要让学生叫家长来，学生必定“今朝拖明朝，明朝拖后天”。老师如果委托其他同学去通知，学生之间要起冲突。那时虽没手机，但老师也可打电话到家长所在单位。但这样惊动太大，要顾及家长们的颜面，所以轻易也不会致电。如今回想起来，我当教师一年，总共去过学生家二次。

第一次是陪同一办公室的数学老师家访，我不是主角，被访的同学也不是我班的。只不过要去家访的数学老师是位年轻女士，不敢独自去棚户区，要我这个男教师陪同。那天我们借了辆脚踏车，利用中午休息去这个学生位于董家渡的家。到同学家，数学老师与家长谈话，门口已经围上来看热闹的邻居。这里是棚户区，都是自己建的私房；公共空间被压缩到极限。道路狭窄，有的地方两人相遇要侧身而过。身处其中的人家，也没有什么隐私可言。

第二次家访，其实是送我班里一位学生回家。有一天早自修，班里一位女同学丢失了5块钱。这笔钱在1983年数额不小。后来查出嫌疑人是Z同学，但是老师们没找到他交代说放在冬青树丛里的钞票。教导主任说，已告知Z的家长。让我送Z回家，并向家长要5块钱。Z住在黄浦江边的赖义码头，也是个中低收入者聚集的“都市里的村庄”。记得Z父站在门口相迎。父子见面，那做父亲的没打招呼就一记耳光划了过来，Z捂住面孔没声响。我心下难过，拿了Z父给的5块钱后连忙告别，匆匆结束家访。

除了家访。老师在开学前还要负责新班级的"组阁"。一天，我被叫到学校，通知开学后要接初一新班。我作为副班主任，和班主任傅老师坐进初一（1）班教室，拿起一叠学生登记表看。几个同学的名字引起我的注意，女生叫“招娣”，一看家里全是姐妹；想招的是弟。还有一个男小囡叫“玉莲”，原来家里上面全是哥哥，他这最后一个男小囡寄托了父母对女儿的向往。还有几个留级生。他们的同龄人都初中毕业了，他们还在读初一。我所在的学校生源差、家长文化程度多不高，孩子们成绩全区垫底，出类拔萃者凤毛麟角。我们把一张张登记表像篦头发那样梳过来理过去，只发现一个孩子曾经在小学做过小队长的。于是，赶紧“钦点”让她当了中队长、大队委员。殊料开学后，我们定的“内阁成员”班干部没来，原来是嫌我们学校生源质量太差，想方设法转学了……

时隔三十多年，回想往事，觉得开学前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隔空交流和角力很有意思。转眼又将开学在即，沉寂多日的学校，又将响起读书声和喧闹声。一切故事都似曾相识，而坐在里面演绎的，已经是新一批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