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积贫积弱的中国，许多民族企业家都是抱着实业救国的初心，力图改变这个国家的悲惨命运，但当时现实的残酷给了他们无情的一击，许多民族企业家壮志难酬。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较早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这个国家走上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之路，毅然将自己的命运、企业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仅摆脱了发展困境，而且走出了发展的康庄大道。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有胆识、勇创新的企业家茁壮成长，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民族特色、世界水准的中国企业家队伍。企业家要带领企业战胜当前的困难，走向更辉煌的未来，就要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以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综合视点为维度，观察近现代民族企业家的命运困境和发展轨迹，带给今天的民营企业家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时代背景是企业家的命运所系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激发了他们振兴实业的热情，政府实行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政策，给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德、俄等国忙于战争，生产受到破坏，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而且由于交战的帝国主义国家大肆扩军备战，民用工业削减，日用品不足，于是急需进口大量面粉和其他货物，这些都给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这期间，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逐渐向江浙沪地区聚集，一批民族企业家看准了商机，乘势发展。

以荣氏兄弟荣宗敬与荣德生为例，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也给荣氏企业创造了有利的国内外环境。荣氏兄弟抓住这一历史时机，于1912至1921年间通过设立新厂、租办和收买旧厂等方式，先后在无锡建立了茂新二厂、三厂，并发展粮、油、米等其他实业。因其产品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远销西欧及东南亚，荣氏兄弟最终成为闻名中外的“面粉大王”。在纺织工业方面，荣氏兄弟扩大了振兴纱厂的规模，后又于1919年筹建无锡申新三厂，至1922年，成为我国棉纺织行业发展速度最快的企业。无锡由此成为中国棉纺中心之一，荣氏兄弟也从此被称为“棉纺大王”。

甲午战争之后，四个中国人做了各自的选择，他们代表了这个国家不同的努力方向：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袁世凯选择了复古，张謇选择了实业。甲午之痛让张謇意识到，“中国大患不在外侮之纷乘，而在自强之无实”，在他看来自强之道就是实业和教育，他要在家乡南通实践自己的理念——“父教育母实业”。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委任张謇总理南通上海一带商务，授意他创办纱厂。张謇奔走于南通上海之间，到处筹措资金，困顿时连往返车费也囊中羞涩。1899年，一座拥有20400枚纱锭的纱厂在南通唐家闸建成。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后，他又先后创设一系列实业、文化、教育事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謇以大生纱厂为核心，还创办了油厂、面粉公司、肥皂厂、纸厂、电话公司等20多家企业，形成一个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企业集团。

罗安妮所著《大船航向：近代中国的航运、主权和民族建构（1860~1937）》中写道：虞洽卿的三北公司起自一项家乡交通改善计划，以提升他的家乡浙江沿海的龙山镇，以及其他沿海城镇与宁波、上海之间的交通运输。“三北”就得名于龙山的地理位置，它位于镇海、慈溪和余姚三县的北部。龙山一面靠山，一面临海，与其他地方的交通十分不便。1913年，虞洽卿在龙山修建了堤岸和码头，次年成立了三北轮埠公司，经营从龙山到其他沿海城镇以及沿甬江至宁波的轮船。三北的船只将这一沿海地区与宁绍、太古和招商局的沪甬航线连接起来。他还将位于甬江入海口的镇海登记为内陆港，这样一来，当地的棉花和其他农产品出口商转运货物至宁波时，就不必缴纳额外税款。1914年，虞洽卿辞去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一职后，以此地方交通和贸易网络为基础，创建了规模更大的三北集团。

卢作孚的民生实业公司，同样起步于一家旨在改善家乡四川合川经济困境的小企业。公司的第一艘船“民生号”，就主要运输嘉陵江（长江上游支流）畔合川和通商口岸重庆之间的乘客和货物。在此之前，土匪和军阀冲突破坏了渝合间的交通；新式轮船服务提供了一条更快捷、更安全的前往重庆的通道。由于嘉陵江流经两个军阀的防区，为了确保航路安全，卢作孚不得不与他们的首脑协商。1927年，他接管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训练了一支500人的少年队，在嘉陵江流域的合川、巴县、江北和璧山执行清剿任务。航线一旦安全，公司遂购置更多船只，建立了每日来往合川、重庆和涪陵之间的航运业务。民生公司的服务创建了新的联系，将其他公司未开发的地区与贸易中心重庆连接起来。北碚，这座沿江小镇，不仅有峡防局，卢作孚还在此创建了一系列服务民生公司的附属企业。一开始，只有一座机器厂、一座煤矿，还有一段8公里的铁路，将煤炭从矿山运抵江边，为轮船供给廉价煤炭。后来，为了进一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卢作孚扩大北碚的企业集群，增设一家印染厂、一家印刷厂、一家煤球厂、一个商业果园和一家银行。1930年，卢作孚将民生公司总部迁至重庆，开始扩大船队，将业务向下游拓展至沪渝间的长江干线。

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会出现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近现代民族企业家发展轨迹也是如此。荣宗敬在投资经营棉纺、面粉工业的同时，大量投资金融业，任中国银行、上海银行等银行的董事；张謇同时任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总理、上海银行董事、淮海实业银行董事；虞洽卿参与创办四明银行并任协理，以后一直是这家银行董事，他还是中国银行大股东。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逐渐形成了以江浙财团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家。他们后来的命运，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很坎坷，至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对银行业的接管和控制之后，江浙财团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家作为独立的经济、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以致在1936年发生第二次公债风潮时，他们毫无抵抗之力乖乖接受了政府的整理计划，彻底沦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附庸。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对中国民族工商业带来巨大的摧毁和灾难。上海是中国工业最集中的城市，战前有各类工厂企业约3000家，淞沪会战后被毁2200多家，宁、沪、杭三角地带的工业设备约一半被毁。日本侵华使荣氏企业遭到空前的浩劫，其中如申新八厂、茂新一厂在战火中化为一片废墟。8年抗战中，约有三分之一的纱锭、一半以上的布机及五分之一的粉磨均被破坏毁损，幸存下来的机器和设备，也大都被“军管”劫夺。留居上海的荣宗敬目睹一手创办的事业被毁于一旦，精神上受了严重创伤，1938年2月，荣宗敬郁积成疾，撒手离世。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实行“金圆券”政策，被称为中国“煤炭大王”、“火柴大王”的刘鸿生经营的企业全部陷于瘫痪。

近现代民族企业家的命运困境是必然的。近现代民族企业家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特别是当时的列强都在军阀中寻找代理人，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军阀为了筹措军费，必然滥发公债库劵，强行让民族企业家埋单，民族企业家可谓苦不堪言，难得的太平也是好景不长。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双重压迫，是近现代民族企业家、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当然，民族企业家自身也有其软弱性，少数人甚至唯利是图，如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江浙财阀可以说是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不仅为其筹饷，还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说服租界当局为蒋介石顺利屠杀革命志士大开方便之门。这就不是软弱性了，而是反动性。可惜他们蜜月期没有维持很久，民族企业家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敲诈、打压、搜刮，最后的没落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爱国情怀是企业家的光荣传统

爱国是近现代以来民族企业家的光荣传统。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张謇在日记中沉痛写道：“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面对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张謇认为，只有发展民族工业，才能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抵制外国资本的侵入。中国士大夫一向耻于经商，“状元办厂”在当时更是新鲜事。但张謇毅然放弃功名仕途，回到家乡创办了大生纱厂。他这样表明心志：“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这是何等的爱国情怀！卢作孚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并在几方面都各有成就。他青年时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陆续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1938年秋，卢作孚领导民生公司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用40天时间抢运近10万吨物资设备、3万人员，挽救了抗战时期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被历史学家评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抗战期间，日本人威胁利诱，要申新三厂与他们合作，荣宗敬始终不答应。1943年，日军要强行收购申新一厂、八厂的股权，荣德生严词拒绝，他说，“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并且写一副自勉的对联：“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新中国成立前夕，荣德生在上海全力阻止迁厂逃资，终于使企业的绝大部分机器设备得到了完好的保存，为新中国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社会财富。申新纱厂内迁陕西宝鸡蔡家坡，为抗战时期西北乃至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0年，由于国民党制造的“二·六轰炸”事件，使上海遭到严重破坏，荣毅仁的企业生产和资金出现困难，上海市政府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劳资双方的矛盾，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持荣毅仁的民族棉纺织工业。对此，荣毅仁曾这样感叹：“这种雪中送炭的做法同国民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做法真有天壤之别。让我更加坚定了在中国共产党指引下，一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1954年，荣毅仁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荣氏企业也迎来了新的生机。

抗战期间，“火柴大王”刘鸿生不断为前线提供汽车和大量物资，甚至把自己煤业系统的救护队派去救治伤员。抗美援朝期间，他积极筹集善款，还作为上海工商界的代表带头捐献飞机大炮。1954年公私合营时，刘鸿生积极响应，有人问他是否舍得，他说：“等到国家发达了，民族兴旺了，我感到的只能是骄傲和幸福，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爱国是企业家的光荣传统，爱国的企业家才有未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涌现出一大批爱国企业家。但毋庸讳言，也有少数企业家没有将企业和个人的成功归结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机遇和国家的政策，对时代和国家没有起码的感恩之心，如果发展得顺利，就简单地认为自己有“能耐”、有本事，如果经营遇到困难、发展不顺利，就怨国家和政府；极少数企业家甚至和一些不法分子相勾结，通过所谓金融创新、地下钱庄等深暗通道，挖空心思将发展成果及社会财富转移海外，企图掏空国库和人民的钱袋。这样的所谓“企业家”，也会被国家和人民抛弃。

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正所谓“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三、实业民生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虽然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会出现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但真正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都会实业报国，以国计民生为己任。实业家与资本家最大的不同在于，资本家一切“利”字当头，趋利而避害；而实业家则在注重经营的同时心怀天下苍生。

刘鸿生就是民族实业家的典型代表。1920年1月，刘鸿生在苏州与他人合伙成立华商鸿生火柴公司，资本12万元，他占3/4。此后，他又独资或与人合资设立华商上海水泥公司、中华煤球公司、大华保险公司、华丰搪瓷公司、章华毛绒纺织公司、中华工业公司、华东煤矿公司、中国企业银行等。到1931年底，刘鸿生的企业投资（包括公司股票﹑合资股份及船舶码头三项）已达745万余元，被称为中国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

立志从商之后，张謇便开始“实业救国”的实践。他发现当时中国输入的最大宗商品是棉纺织品和钢铁，遂意识到棉纺织业关系人民生活、制铁事业关系国家生存，发展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于是张謇大力倡导并践行“棉铁主义”。1895年，他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寄托了张謇的理想——天地间最大的事，便是国计民生。大生纱厂自开工后规模不断扩大，先后建成四个纱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纺织企业系统。张謇还先后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新面粉公司、资生铁冶公司、淮海实业银行等数十家企业，并投资江苏省铁路公司、镇江大照电灯厂等企业，为我国近代实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张謇主张“父教育而母实业”，认为“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倡导通过实业壮大国力，又通过教育来为国育才。张謇一生所获财富，皆为社会服务——他先是兴办实业，而后倾资兴学、以商养学，并将从商的红利捐作教育、慈善和地方公益经费。在公益慈善活动中，张謇开拓和推进了体育场、公园、幼儿园、养老院等设施的建设。过60岁生日时，张謇不喜奢侈铺张，于是决定将亲友所赠之礼用来修建一座养老院，关爱社会上的孤寡老人。他提倡兴建的养老院坐落于南通城南白衣庵东侧，可同时收养120位老人。

荣氏兄弟最终成为闻名中外的“面粉大王”、“棉纺大王”之后，面对这两大称号，荣德生曾写道：“……自维愧悚，不足当此盛名，仍思力谋扩充，造福人群。”荣氏兄弟都认定衣食是人生基本需要，扎根吃穿二门，办中国人自己的面粉厂、纺织厂，将个人的商业发展与国家和民众的需要结合在一起。荣德生曾和钱穆先生说过，“我们不忍见大量失业壮年沿街乞讨”。因此他们办厂还有救助社会、解决就业的动机。荣氏兄弟的父亲荣熙泰临终时嘱咐荣氏兄弟，如有余力，要尽力于社会，从一家到一族一乡推至一县一府。兄弟二人也常教育后人，“有力量要贡献社会”。

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罗一民先生在相关苏商研讨的表述中用了一个“坐地商”概念，引起我们的关注思考：从张謇到荣毅仁，他们均立足本土大地，以实业为基础，热爱事业、办好企业，践行产业报国、实业强国，实实在在创造财富，赚了钱后以兼济天下、救济苍生的胸怀积极回报社会，大办教育、慈善、公共服务等民生事业，把钱全部用在地方发展上造福一方，养活几十万普罗大众。正因如此，历经大浪淘沙，越显爱国企业家典范价值与民族企业家楷模本色，为后人所敬重。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从大国到强国，实体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说：“做实体经济，要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地做一个主业，这是本分。”历史和现实表明，提高综合国力和竞争力，要靠实体经济。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指出，“实体经济是基础，各种制造业不能丢，作为14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和实体产业要以自己为主，这一条绝对不能丢”。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

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资本有逐利的天性，如果企业家热衷于脱实向虚，追逐资本的暴利，甚至通过掠夺国家和人民手中的钱来满足一己之私欲，那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国家空心化和社会分化，这将是社会最大的不幸。从国家治理方面看，一定要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有效防范风险，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特别要着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克服经济脱实向虚的倾向，重点解决不良资产风险、泡沫风险等。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设立“红绿灯”。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来看，一定要从近现代民族企业家身上学习他们实业救国、关注国计民生的优秀品质，充分认清资本创造价值和野蛮生长都源于其逐利性，只有自觉主动接受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才能不被反噬，才能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责任、道德责任。任何企业存在于社会之中，都是社会的企业。社会是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

四、诚信守法是企业家的立身之本

近现代民族企业家虽然身处乱世，但都能坚守诚信为本、守法经营原则和处世哲学。在煤炭推销过程中，刘鸿生始终坚持按质论价，坚守信用、保质保量，比如刘鸿生利用新成立的煤炭化验室，得出的数据为用户提供参考，锅炉技术室负责为用户检查锅炉设备情况，提供改进方案和节约用煤方法。“有饭大家吃”是刘鸿生在经营方面常说的一个原则，“你要发大财，一定要让你的同行、你的跑街和经销人发小财。”“最愚蠢的人，就是想着一个人发财，叫别人倒霉。”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刘鸿生在煤炭销售中，“他首先考虑的是给跑街和经销商以优厚的利益，使他们乐意推销。在码头的经营中，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和安全卫生设施，使货物储存保持良好的状态，如发现变质、变坏现象，及时通知货主处理”。

近现代民族企业家还能正确处理官商关系，珍视自身的社会形象。张謇毅然放弃功名仕途，回到家乡创办了大生纱厂，曾被人们称为南通首富，可他却自号“啬翁”——取“吝啬”之意。他始终保持俭朴的生活习惯，并要求家人勤俭持家。他回老家长乐，或去公司，大多是步行或坐独轮车。他在家书中说道：“凡人家用度，若但出入相当，已不足以预备非常之急。若复过度，则更不合处家之道。”以此告诉家人居家勤俭的道理。

荣德生在钱庄学徒期满后，最想做官，但荣熙泰一再告诫荣德生：“小官不可做，大官无此才具，安心商业，亦能发达。”荣德生推崇并处处仿效张謇先生，以实业为基础，开发无锡，造桥修路，兴学育才。他个人生活俭朴，为人谦虚低调，但是对公益事业无比慷慨，荣氏兄弟在无锡创办的公益工商中学的杰出学生中，有科学家钱伟长、经济学家孙冶方等。荣家独资创办的江南大学聘请的专职教授中有钱穆、牟宗三、唐君毅，三人都对现代新儒家有开山之功。国民党政权重重构陷荣氏企业，荣德生荣宗敬问心无愧，仍坚持经营企业。荣德生坚决不离开故土，他坚信“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从不为非作恶，既是做人底线，何尝不是企业家的底线和良知！

今天的企业家面临的经营环境和近现代民族企业家不可同日而语，但诚信守法仍然是企业家的立身之本。“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人无信不立，企业和企业家更是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企业家要同方方面面打交道，调动人、财、物等各种资源，没有诚信寸步难行。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企业在经营活动中还存在不少不讲诚信甚至违规违法的现象。当前特别值得警醒的是，少数企业家甘于成为不正当社会关系的编织者，热衷于权钱交易、商业贿赂，甚至扬言“我们就是猎人，领导就是猎物”“在我们眼中，他就是我们获取利益的一个工具”。通过“围猎”领导和权力，实现利益的非法交换，不仅败坏亲清政商关系和法治公平营商环境，还严重污染政治生态，损害社会风气。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和企业家遇到了一些困难是现实的、甚至相当严峻，有的是因为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有的是因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结果，有的是因为政策落实不到位的结果，但也有企业家自身的原因。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部分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经营比较粗放，热衷于铺摊子、上规模，负债过高，在环保、社保、质量、安全、信用等方面存在不规范、不稳健甚至不合规合法的问题，在加强监管执法的背景下必然会面临很大压力。克服这些困难，不能靠歪门邪道“围猎”领导和权力获取资源，不能靠加杠杆套取银行资金了事，更不能靠资本无序扩张掠夺人民财富。今天的企业家要珍视自身的社会形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法治意识、契约精神、守约观念是现代经济活动的重要意识规范，也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的重要要求。企业家要做诚信守法的表率，带动全社会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提升。企业家要讲正气、走正道，做到聚精会神办企业、遵纪守法搞经营，在合法合规中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守法经营，这是任何企业家都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是长远发展之道。

（何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南通大学长三角现代化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钱跃，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