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区别，马克思用“科学社会主义”来命名自己的学说，他说：“‘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应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换言之，“运用自己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们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是马克思创立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遵循。这种“科学认识”集中体现为他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者深刻地展现在《资本论》中，《资本论》也由此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经典之作。

然而一段时期以来，人们通常只是将《资本论》视为一部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著作，而忽视了它同时是一部揭示社会主义生成条件的著作。具体而言，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了社会主义生成的两大条件——

一是社会主义生成的物质条件，即高度发达的、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资本增殖运动为主轴的经济运行过程不仅是一个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它还是一个源源不断地将剩余价值再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在获取剩余价值的内在动机和竞争所产生的外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形成了一种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强制机制，它迫使资本家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生产出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又要将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进行“资本积累”。在此过程中，通过对三大“自然力”（人自身的自然力、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的开发利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出了比过去一切世代的全部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

二是社会主义生成的主体条件，即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所训练和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及其反抗的不断增长。以资本增殖运动为主轴的经济运行过程不仅带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在此过程中还将完成对作为主体的劳动者的两个方面的塑造：一方面是对工人阶级的先进性的塑造。包括：1.无止境地追逐剩余价值塑造出的劳动者的“普遍的勤劳”；2.社会化大生产过程造就出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3.由于身处生产第一线，作为社会化大生产践行者的工人阶级自然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另一方面是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的塑造。

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首先是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广大劳动者的“贫困积累”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这一过程概括为“与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简言之，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并最大限度地用于资本积累，资本家需要最大限度地压低工人的工资；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为资本家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创造了条件，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引发了“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由此使劳动者之间的生存竞争不断加剧，其生存条件日趋恶化，其结果如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由此为社会主义的生成准备了主体条件。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当“资本积累”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劳动者的“贫困积累”达到极点，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要炸毁，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剥夺者就要被剥夺，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

需要注意的是，《资本论》中所阐明的只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在现实历史进程中，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广大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存在为“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提供了广阔空间。从《资本论》揭示的资本运行规律看，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必然会使资本突破地域界限，借助于各种形式的资本输出活动而进行全球扩张，由此导致“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在空间上发生分离：“资本积累”主要集中在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与之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则被转移到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最终塑造出一种社会主义生成的特殊环境——在“资本积累”不足而“贫困积累”有余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尽管社会主义生成的物质条件不足，但由于作为主体的劳动者身受多重压迫，其革命性日趋增强。在马克思主义影响及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领导下，一些国家和地区能够依据自身实际条件，通过革命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整体上遵循上述逻辑。近代以来，在外国资本及其武力的强势侵入下，中国社会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的众多转嫁对象之一。在国外资本、本国封建势力以及此后产生的官僚资本（即“三座大山”）的重压下，广大人民的“贫困积累”达到顶点，革命的主体条件趋于成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推翻“三座大山”并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后通过“三大改造”，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初步确立。此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1882年初，荷兰社会民主党人致信马克思：倘若革命取得了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应采取何种措施？马克思复信道：“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正是基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根据国情世情带领全国人民在实践中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别的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从本质上继承了《资本论》关于社会主义生成条件的相关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资本论》揭示的社会主义生成的两大条件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由“贫困积累”有余导致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在此意义上，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二是与“资本积累”不足相应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物质条件的相对贫乏，在此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由此，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成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在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将《资本论》关于社会主义生成条件的思想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

具体而言，无论是《资本论》中关于社会主义生成的物质条件还是主体条件，都与资本在现实历史进程中的客观运动内在相连。在《资本论》第一手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将资本的这种历史作用概括为“资本的历史使命” 。从现实历史进程看，“资本的历史使命”并未因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完成或终结。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启动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资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其历史使命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对资本的利用、驾驭和导控的经济运行机制：一方面利用资本来发展社会生产，以不断夯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通对资本的驾驭和导控，使其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通过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来克服“资本积累”过程中所带来的劳动者的“贫困积累”，由此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科学社会主义也因此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总之，《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资本论》第1卷问世至今的150年间，人类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革，但其总体趋势依然是《资本论》所揭示的历史走向。所不同的是，较之150年前，今日之世界早已是一个“一球两制”的世界，且社会主义生成的物质条件更加坚实。面对这一世界，我们不应仅仅用《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剖析和批判，还应当从中汲取理论资源，用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邵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