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179—251)，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东汉以来，家世二千石。父司马防，曾任京兆尹。次子司马昭封晋王后，追封其为宣王。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其为宣皇帝，庙号高祖。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司马懿一出场已经是国之干臣，接受魏文帝曹丕的托孤重任。出仕前的经历，则散见于裴松之的注中。完成于唐初的《晋书·宣帝纪》是现在所能看到有关这段经历最早的完整记载，从相关内容看，司马懿似曾有过一段避世不出的隐逸生活。

隐 士——青年司马懿的政治智慧

建安六年（201），郡举司马懿为上计掾（就是佐理地方长官向上呈报治理情况的官吏）。曹操当时为司空（掌监察），“闻而征之”。但司马懿以患“风痹”（风寒引起的肢节疼痛、麻木）不能起居为由，予以婉拒。曹操不信，派人假扮刺客，夜间行刺，司马懿坚卧不动。曹操只得作罢。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为丞相，欲再次征辟司马懿为文学掾。另据王隐《晋书》，也许曹操对司马懿七年前的表演有所耳闻，遂派遣手下的令史前往探查。这位令史就隐匿在司马懿家门前的树林中，窥伺宅院中的动静。时值七夕，风俗中有“曝书”一事，司马懿也未免俗。不巧的是，突下暴雨，司马懿慌忙出来收书。要知道，得了风痹的病人，行动艰难，坚卧不动才是常态。也就是这一时的冲动，被藏匿在树林里的令史看个正着，遂回去禀报曹操。曹操对司马懿的阳奉阴违十分恼火，决定再下辟书，并命令执行者：司马懿若再敢耍花招，立即逮捕收监。司马懿“惧而就职”。

司马懿第一次拒绝征辟的原因，东晋南朝以来的史书大都以儒家忠君思想予以解释，如《晋书·宣帝纪》：“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又据《高士传》记载，司马懿二十多岁时，曾与大隐士胡昭关系密切。据此，不少的学者认为：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青年时期的司马懿有明显的避世倾向。后来只是对抗不了曹操的严刑峻法，无奈结束隐士生活。

故事的内容很完整，但是疑点实在太多。周一良先生在《曹氏司马氏之斗争》一文中引宋人叶适的《习学记言》：“懿是时，齿少名微，岂为异日雄豪之地，而（曹）操遽惮之至此？且言不屈节曹氏，尤非其实。史臣及当时佞谀者意在夸其素美，而无词以述，亦可笑也。”叶氏之言甚是。青年时期的司马懿并不像诸葛亮那样具有“卧龙”之盛名，且在清议鼎盛的汉末，拒辟以养名，几乎是每一个被征辟者例行的程序。因此，曹操因一个“齿少名微”的司马懿，就派人佯装刺杀、微服私访、恫吓威逼，实在不合情理。

又据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司马懿之父司马防在熹平三年(174)任尚书右丞时，推荐了20岁的孝廉曹操为洛阳北部尉，从《三国志·司马朗传》所述相关细节看，在建安初期，司马防或供职于许都汉廷。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曹操为魏王后，专门将司马防请到邺都叙旧。故曹操辟举司马懿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报恩之意，“在东汉官僚阶层中，一俟自己发达之后，提携、关照、惠及恩主后人，已经形成传统。”而司马懿的长兄司马朗，自建安元年(196)起便应辟为曹操掾属，官至兖州刺史，是建安时期曹操集团的重要人物。

可见司马氏家族与曹操关系密切。且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遣使乞降，向曹操上表称臣，陈说天命。曹操曾对众人说：“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司马懿的回答却是：“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这实在不是一个忠于汉室，不欲屈节曹氏的人会说的。更为关键的是，司马懿如欲隐世不出，又缘何担任郡中的上计掾？作为河内郡的上计掾，是要定期向朝廷报告地方治理情况的，而曹操当时为司空，掌监察之权，有直接的工作联系，很容易被曹操所“闻知”。司马懿既然“聪明多大略”，且不愿“屈节曹氏”，那首先应该辞任的就是上计掾。

因此，青年时的司马懿并不因为“不欲屈节曹氏”而过上隐士生活。他之所以婉拒曹操，留驻乡里，除了是当时被征辟者例行的程序外，更合理的解释应是：虽然曹操赢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但北方时局未稳，而司马氏家族已由司马朗明确表示了对曹操的归附，因而司马懿在面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时，无须急于做出选择。且留驻乡里也能在乱局中保全自己的家族。这显示的正是青年司马懿的政治智慧。

谋士——施策用人显才华

虽然被曹操招至身边，但司马懿始终未获得重用。有个故事说：司马懿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曹操察觉其有雄豪志，听闻他有狼顾之相，欲验之。于是将司马懿找来，使其向前走，突然叫他回头，司马懿身体未动，但头却能面向正后方（这就是所谓的狼顾之相吧）。曹操还曾梦见三匹马同食一槽（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师合三马，曹与槽同音），十分的厌恶。因此对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姑且不论司马懿的颈椎是否受得了，曹操既然如此猜忌，直接杀掉岂不干净利落，何必祸留子孙。因此，这个故事“恐怕也是后来之笔，非当时的实录”。

虽然未获重用，但司马懿还是在不少事情上为曹操建言献策，充分展示了他的政治谋略，较突出的有以下3件。其一，建安二十年（215），曹操亲帅大军西征汉中张鲁，司马懿随军同行。最终，张鲁放弃抵抗，归顺曹操。在准备班师回朝时，曹操手下的一位重要谋士刘晔和司马懿同时进言。司马懿认为：刘备以奸诈的方式收服了益州牧刘璋，但蜀地之人尚未完全依附于刘备。而此时孙刘两家还在争夺江陵之地，这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曹操应挟收复汉中的威势，进兵益州，一举消灭刘备的势力。并再次强调“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但曹操却回答：“人若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并未采纳他们的建议。这就是成语“得陇望蜀”的由来。但这次的不听取，日后令曹操深自痛悔。

其二，建安二十四年，关羽率军进攻驻守樊城的曹仁。曹操派遣于禁、庞德前去救援。关羽借助汉水之利，水淹七军，斩杀庞德，迫使于禁投降，“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关）羽印号，为之支党”，关羽一时之间威震华夏。时汉献帝在许昌，离樊城很近，曹操怕失去“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张王牌，欲迁都河北，以避关羽的兵锋。司马懿与蒋济建言：于禁等人的失利是被水所淹没，并非战斗能力不足，且这点军队的损失并未伤及国家的根本。如贸然迁都，示敌以弱，则动摇军心，前线更难坚守。且孙刘虽然暂时联合，但外亲内疏，关羽节节获胜，必然是孙权不愿看见的。可派人前往，许割江南以封孙权，则围困自解。曹操接纳了他们的建议，暗地与东吴联络，达成联合抗蜀的密谋。结果关羽在双方的夹攻下，众叛亲离，一败涂地，自己也落得个身首异处。更为重要的是，至此以后诸葛亮原先所规划的一路向宛洛、一路出秦川的钳击中原的计划再也无法实现，对于后来的魏蜀战争影响很大。

其三，建安末，司马懿任军司马，向曹操建议：“天下不耕者二十余万”兵士，且耕且守。曹操听从他的建议，“于是务农积谷，国用封赡”。这些描述，固然多有夸张之辞，但不能否认，粮食问题的确是得到了缓解。曹魏后期的军屯大都与司马懿的倡导与督促有关，如上邽(今甘肃天水)的军屯就是他于太和四年（230）倡议建立的。司马懿屯驻长安，主持对蜀汉战争后，为了增强自身的实力，更加重视关中地区军屯的建设。青龙元年（233），在司马懿的组织下，“穿成国渠，筑临晋陂，溉田数千顷”，由于大规模水利设施的修建，实现了“国以充实”的效果。两年后，关东地区发生饥荒，司马懿竟能调集长安的五百万斛余粮运往京师洛阳，赈济救灾。正始二年(241)，司马懿再次主持对吴作战时，就与邓艾商议，在淮南、淮北设置军屯。第二年，司马懿“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第三年，司马懿又在这一地区“大兴屯守”。“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分休，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土，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敌，无不克矣。”这虽然是邓艾的规划，但屯田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邓）艾所建也”。对促进当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支撑对东吴的战争，都有很大的作用。

作为一个谋士，知人善任也是司马懿的重要特点。如他曾向曹操提出，“荆州刺史胡脩粗暴，南乡太守傅方骄奢”，不适合在边境地区任地方长官。但曹操并未采纳他的建议。后来，“关羽围曹仁于樊，于禁等七军皆没，脩、方果降羽，而仁围甚急焉”。又如青龙中，石苞在长安的军市中卖铁，被司马懿发现，颇为赏识。“后擢为尚书郎，历青州刺史、镇东将军。”有尚书丁谧，“贵倾一时，并较时利”，石苞大胆列举其违法之事，上奏揭发，受到当时人的称赞。嘉平四年（252），司马昭统领胡遵、诸葛诞等攻打东吴，石苞亦随同出战。东吴太傅诸葛恪在东兴迎击，曹魏各部纷纷溃败，不少人因践踏和溺水而死，但石苞所率领的部队却能全身而退。还有邓艾，曾经担任过都尉学士，因为口吃而不能成为干佐，只能做一名守丛草吏。邓艾虽然出身寒微，但志向远大。他善于观察，每到高山大泽，就考虑何处可以安营扎寨。周围的人都讥笑他。后来担任典农纲纪，又迁上计吏，上计时得以与司马懿相见。通过交谈，司马懿发现邓艾学识才干十分出众，就请他做了自己的掾属，后来又让他做了尚书郎。司马懿在淮南淮北地区的屯田，就是与邓艾一起筹划的，具体的组织实施也由邓艾去完成。此外，邓艾是曹魏后期重要的军事人才，在抵御姜维的进犯和消灭蜀汉政权的过程中立下过汗马功劳。

司马懿与魏文帝曹丕的关系极为密切。魏国既建，司马懿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与陈群、吴质、朱铄号曰“四友”。众所周知，在曹丕与曹植为争夺太子之位的激烈争斗中，吴质多次出谋划策，使曹丕获胜，而日后曹丕对司马懿的重用，远大于吴质，可见司马懿所出“奇策”更高明，只是相关的记载没有留存下来。但这正是司马懿腾达的开始。曹丕代汉自立，司马懿即是主要谋士之一，并以督军、御史中丞的身份率众官劝进。不仅如此，日本学者津田资久指出：黄初三年册立郭贵殡为曹丕皇后时，提及“金玺未授，而玉瑞先显”，所谓的“玉瑞”当指“黄初二年，醴泉出，河内郡玉璧一枚”。“河内郡是司马氏的籍贯地，当时司马懿为文帝‘所信重’者而且是“四友”中的一人，深度参与这样的立后运动是明显的。”

文帝在位的六、七年时间里，司马懿的官位越来越高，也越来越被信任。曹丕军国政务繁忙，时常往来于许昌和洛阳之间，黄初三年（222）孙权复叛之后，又两次兴兵伐吴，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要有值得信赖且有谋略的人来镇守后方。司马懿正是曹丕看中的人选。他在诏令中名言：“若吾临江授诸将方略，则抚军（司马懿）当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并将司马懿誉为曹魏的萧何。

黄初五年（224）文帝曹丕兴兵伐吴，司马懿留镇许昌，“改封向乡侯，转抚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帝固辞。天子曰：‘吾于庶事，以夜继昼，无须臾宁息。此非以为荣，乃分忧耳。’”以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是司马懿进入决策中心的标志，至此，司马懿已成为曹魏最重要的谋士之一了。黄初七年（226），文帝曹丕去世，“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司马懿），并受遗诏辅嗣主”。

国士——曹魏政权的中流砥柱

文帝曹丕在位期间，司马懿主要的工作就是稳定后方，因此没有太过耀眼的功绩，甚至没有率大军作战的经历，在4位顾命大臣中也排名最末。但明帝曹叡即位后，曾向司马懿咨询对吴作战的方略，司马懿回答：“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扌春）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清人王鸣盛对此评论道:“厥后平吴，卒赖水师并进。懿之远识，何减荀彧、贾诩一流。”司马懿的这番话曹叡也深以为然，于是不久就诏司马懿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屯于宛（今河南南阳），防御东吴。真正掌握了军事实权，成为独当一面的督军大将。司马懿在宛四年，除了太和二年（228）协助曹休伐吴，与东吴之间并无重大的战事。司马懿在军事上展露锋芒是平定孟达之叛。

孟达原为蜀将，关羽失败后投降曹魏，文帝曹丕合并房陵（今湖北房县）等3郡为新城郡，以孟达为新城太守。孟达原为刘璋手下，但却与法正一同去荆州迎刘备入川，后又归降曹魏，因而被视作“反复之人”。司马懿就极反感他，在任命其为新城太守一事上，司马懿是极力反对的。但无奈，文帝曹丕很器重他。文帝死后，孟达心自不安。诸葛亮得知此事后，劝他重回蜀汉，双方数有密信往来。诸葛亮也欲乘次机会，再次兴兵北伐。为了促使孟达早日起事，遂有意将相关的消息泄露给与孟达不和的申仪。太和元年底（228），驻扎在宛的司马懿得知孟达“连吴固蜀，潜图中国”的消息，于是一面写信假意安抚孟达，一面迅速进兵新城。倍道兼行，8天就到达新城城下。孟达大惊，他曾认为宛距洛阳800里，距新城1200里，知道他举事后，先要上表天子，再由天子颁发诏书，至少也要1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内，足够他加固城防工事、囤积粮草、整肃军队。而且他认为司马懿知道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必然不会亲自前来。其他的将领都无法对他构成威胁。可是司马懿并未表上天子，而是便宜行事，亲自领兵，8天时间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临城下，孟达也不得不感叹“何其神速也”。司马懿的到来完全打乱了孟达的部署，使他陷于极为被动局面。当时“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魏军“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只有采取速战速决的方式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于是，他一面分兵抗拒蜀汉和东吴的援军，一面亲率主力猛攻。仅用16天的时间，攻破城池，斩孟达，干脆利落地结束了这场战斗。叛乱的迅速平定，也直接打乱了诸葛亮的北伐部署，为抗蜀建立了大功。

太和五年（231），曹真去世，诸葛亮借机再次北伐，明帝曹叡立即调司马懿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担负起直接抵抗曹魏最强劲的对手诸葛亮的责任。诸葛亮听闻司马懿率领的大军就要赶到，于是指挥军队移师上邽，上邽是司马懿倡议建立的军屯之所，当时正当麦熟季节，因此诸葛亮准备将麦子尽数收割。由于诸葛亮北伐战线过长，补给困难，如果尽得上邽的麦子，无异于如虎添翼。曹魏诸将对此十分恐慌。但司马懿却认为，诸葛亮思考问题很全面，但是缺乏决断力，一定会先安营扎寨，构筑好防御工事，然后再开始收割麦子。所以，我们还有两天的时间昼夜兼行，应该还来得及。于是命令军队急行军。当司马懿军队赶到时，蜀军的工事尚未修好，于是诸葛亮领军撤退。对此，司马懿不禁感叹：我军兼程赶来，正是疲惫不堪之时，对于对手来说，应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诸葛亮却不敢借助渭水之利迎击我军，看来诸葛亮也是很容易对付的。此话，明显有提振士气的作用。于是，司马懿继续领军追击，双方主力在汉阳遭遇。司马懿先让牛金诱敌深入，刚一交战诸葛亮就撤退了。到了卤城，诸葛亮安营扎寨，据山断水进行防御，司马懿又攻破诸葛亮的军事防御，诸葛亮再次撤退。司马懿继续追赶，斩杀万人，大获全胜。

又如青龙二年（234），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出斜谷，驻扎渭水南岸。曹魏诸将都认为应该借助渭水之利，在渭水北岸安营扎寨。司马懿再次展现出高人一筹的谋略，认为“百姓积聚皆在渭南”，在此可以解决军队的补给问题，渭南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遂决定渡过渭水，背水御敌。不仅如此，司马懿还预料到诸葛亮会北渡渭水，兵进五丈原。于是他让周当屯阳遂诱敌深入，“利在速战”的诸葛亮反而没有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司马懿再次主动出击，诸葛亮被迫退回到五丈原。同时，司马懿派奇兵攻击诸葛亮的后方，“斩五百余级，获生口千余，降者六百余人”。司马懿屯驻长安将近八年时间，数次与诸葛亮对峙。虽有因指挥失误致张郃被杀等败仗，但总体而言，司马懿还是用他的智谋和持重一次次瓦解了蜀汉的进攻，防守住了曹魏的西部边界。

景初元年（237），辽东公孙渊自立为燕王，属置百官。司马懿被召回洛阳，第二年春，领兵4万出征。在出征前，司马懿做了充分的准备，针对公孙渊可能采取的战略战术，都制定了相应的应对之策。对战争的规模、进程、时间等也有了充分的估计。六月至辽东，双方对垒于辽隧（今辽宁海城），辽东军坚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诸将都想在此进行决战。但司马懿指出：敌军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正是希望我们派军攻打，久攻不下，我军疲惫不堪，敌军就会寻机出击，击溃我军。我们现在派兵攻击，正中了他们的计策。而且敌军主力尽皆在此，后方一定空虚，不如直捣襄平，破之必矣。于是多张旗帜出其南，辽东方面则尽遣精锐大军迎击。而司马懿却率主力从北潜渡辽水直趋襄平。辽东军队被迫回追，双方在西首山遭遇，司马懿借助地理优势，大破敌军，遂围困襄平城。但突然下起了暴雨，连续30天不停，平地上的积水都有数尺深。魏军惊恐，想另找干燥之处安营。但一旦撤围，公孙渊的军队就可以从容退走。于是司马懿严令军中“有言徙者斩。都督令史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等雨停之后，“起土山地道，楯橹钩橦，发矢石雨下，昼夜攻之”。城内粮尽，人相食，死者甚多，将军杨祚等出降。公孙渊数次派人请求“解围而缚”，都被司马懿严词拒绝。无奈之下，公孙渊从南方突围，司马懿纵兵追击，杀渊父子于梁水之上。魏军进城，男子年十五以上7000多人，皆杀之，公孙渊所置公卿以下皆伏诛。此一役中，司马懿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明帝曹睿在位期间，司马懿的政治声望急剧上升。先后负责对东吴、蜀汉的战争，南擒孟达、西拒诸葛亮、北平公孙渊，其军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魏国公认的最杰出的军事统帅，连孙权都称赞他“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甚至对司马懿颇有微词的唐太宗，对他指挥的平定孟达和公孙渊的战役十分敬佩，赞誉他“兵动若神，谋无再计”。随着另外3位顾命大臣以及其他元老重臣相继离世，特别是平定公孙渊取得大胜以后，司马懿的威望与实际地位在曹魏诸臣中已无出其右者，可称得上当时的无双国士。

但相应的，功高震主、主弱臣强的局面也已形成。立有赫赫战功的曹操旧将张郃因司马懿的一意孤行而命丧疆场，曹叡也只有叹息的份。裴松之注引《世语》：明帝忧社稷，问陈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 陈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可见，曹叡对司马懿也有了猜忌之心。景初二年十二月（239），曹叡突然病危，不到1个月就去世了，归葬于高平陵。年幼的曹芳登基，主弱臣强之势更甚。其后同为顾命的曹爽与司马懿两大集团角力，终成高平陵之变（正始十年，249），虽然司马懿在两年半后也病逝了，但司马氏代魏的大幕已正式拉开。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豆瓣电视  图片编辑：雍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