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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怎么误读庄子的

王 多

中国古代形容女子的美，是有许多词汇的。非常有名的——“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今天，关于沉鱼落雁与闭月羞花的典故，据说是出自中国四大古典美人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玉环。这其实是后人杜撰的，没有真正的考据出处。比如沉鱼是西施浣纱，容颜之美让鱼儿侧目，深入水底；昭君出塞，马上弹琴，哀怨之美让大雁惊落；貂蝉拜月，朦胧之美让月亮掠浮云自掩；杨贵妃醉酒赏花，迷离之美让花儿羞愧低垂。

这些都是后世文人的附会，也是硬做文章。能与典故贴上边的，其实只有“沉鱼落雁”，这四个字倒是有来历，语出《庄子·齐物论》。原话是这样：“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熟知天下之正色哉？”

这句话大致的意思是说，像毛嫱、丽姬这样的女子，人们都认为是美女；可是水中的鱼儿见了她们，会潜入水底，空中的鸟儿看了她们，会飞上高天，麋鹿看见他们立刻飞速跑开。人、鱼、鸟和麋鹿这四者，谁知道什么才是天下真正的美色呢？

在这四句话后，还有一句话，是庄子借传说中的远古圣人王倪的嘴说出来的，其实代表的是庄子自己的思想：“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翻译过来，就是说在我看来，仁义也好，是非也罢，都是乱七八糟，我怎么能知道其中的真假对错是非美丑呢？

庄子善于通过讲故事来表达自己的哲学观。实际上，庄子借助鱼等动物对美人的态度和行动，说明美没有标准，对人来说，毛嫱、丽姬是美女，但对动物来说，那根本不是什么美，反而还有些害怕，所以鱼赶紧往水底游，鸟立刻向高里飞，麋鹿马上快速逃窜，都是躲得远远的。甚至也可以这样理解，在人类眼里的是美的，在动物眼里说不定是丑的。

所以，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沉鱼落雁是形容丑女而非美女，现代人对这一典故的用法，不仅是错的，而且是反的。 

在整个《庄子》这本书里，有许多类似沉鱼落雁的例举，说明世事万物是没有标准可言，一切都是相对的。一棵参天大树，因为长得太大，反而不易被砍伐，得以延年存活。长得适中，刚好成为木匠的材料，于是被拦腰砍断，无法保全性命。有些事物因为有用而死亡，有些东西因为无用而存活，有用与无用的界限在哪里呢？庄子崇尚自然，迷恋天道，主张无为，反对矫饰，他的思想容易堕入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怪圈。

文化的生衍自有轨迹，尤其是约定俗成的用法，只要无伤大雅，倒也不必较真儿。但对文化的认识，返璞归真可能更有价值。

其实，文化中的误读和谬解，非常值得研究。通过考察语言中意义的转向、文化的变形，可以感受社会的变化与人心的浮沉。庄子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寓言故事“庖丁解牛”，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成语。今天我们的理解，就是形容一个人技艺高超，专业能力臻入化境。但实际上，庄子的本意并非如此。

庖丁解牛更接近庄子所推崇的“道”的境界，即物我两忘，身心合融。庄子强调的重点不在解牛的过程，而在解牛后的身心状态。后人对庖丁解牛的理解，实际上是肤浅化的，也有可能对庄子更高深的思想，无法理解、接受或者认同，所以只能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取大家都能懂的，都能接受的，留而存之，存而广之。而庄子的原意，可能早已淡而化之，湮没无迹了。

理解偏了的，还有“得意忘形”这个成语，最早也是出自庄子。《庄子·外物》中有言：“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得鱼忘筌、得意忘言，是“得意忘形”的“鼻祖”。今天的我们常常以一种或嘲讽或批评的语态，把“得意忘形”用来形容某些人心满意足时有点过头的丑态。其实这又是一种偏狭的理解。“得鱼忘筌”、“得意忘言”，是庄子形容人得“道”时最佳的身体与精神状态，是他高度肯定、认可和激赏的一种人生最高境界。

如果庄子穿越回到今天，看到他当年苦心营造的高级哲学思想，被通俗化到这么低的境界，不知会有多气恼。

别再埋汰孟老夫子了

王 多

语言这玩意儿，很有意思。现代汉语中的每个字、每个词乃至每句话，往往都是历史与文化积淀的产物，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转化”与“变迁”。

有些语汇的“转型”，转来转去，似也无伤大雅；变来变去，应无参差大碍。比如管你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意思总归是那个意思，想来别无二致。但是有些词汇的“转身”，既不能无端“华丽”，也不能随意“平庸”，因为毕竟，这样的语汇本身，蕴含着思想、标志着文化、包藏着老梗，对这样的文化语汇，滥而用之，俗而化之，恐怕是对老祖宗优秀文化的不敬，更是对先进文化塑造的不力。

前段时间，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台上一位长者，谆谆和蔼地对台下的年轻人说，“人这一辈子，一定要与人为善。做人首先要和别人友善相处。这是做人的第一条准则”。长者说得头头是道，听者频频颔首称是。

与人为善，就是和别人友善相处，这种说法当今如此普及，生活中工作中早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并践行。当然，和别人友善相处，似乎也没说错些什么，人与人交往，多些善意，总是好的。

但是在我看来，这种理解实际上有问题的，至少不是始作俑者的原意；这种用法更是肤浅化的，矮化了原本立意甚高的行动哲学境界。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与人为善”这四个字应该语出《孟子》一书。前几天，为了较这个真儿，我翻箱倒柜，找到自己上大学时看“烂”的一本书《孟子》。当初为什么看这本书，盖因是杨伯峻所注，当时老师说注家那是相当权威。

因为有了好的注本，所以看得也比较细。没错，是孟子首提“与人为善”。在《公孙丑上》中有一段：“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於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於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在杨先生的注里，写得很清楚，与人为善的意思是——和别人一块做善事。“与”是带领、偕同，“为”是做，“善”是善行、善事。“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就是没有什么比带领别人一块行善是君子最重要的事情了。

再来看看我们今人通常的解释，我们把“与”错解为连词“和”，把“为”当作“相处”，把“善”意会为副词“友善地”，于是解释成了“和别人友善相处”。

和孟子相比，这样的解读实在差得太远了，不仅是理解上的离谱，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差距，云泥之别，高下立判啊。

为什么这么说？和别人友善相处，出发点多少有些自我的处世哲学，工具化色彩极其浓厚。这就如同“你只有对别人好，别人才能对你好”的人生哲学，二者是一脉相通。和别人友善相处，一来可以造成小环境的“其乐洋洋”，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相安无事。二来在这样的氛围下，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十分“好相处”，于是乐意与你交往，甘心成为朋友。所谓好个性带来好人缘，好脾气带来好福气。

没错，这或许人生经验之谈，也有一定的道理，甚至在生活中可行。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一切的友与善，是为了私与利；如果友善相处，演变为伪善相处呢？生活工作中，这样的事儿也不少，比如经常出现的和稀泥，摆平衡，明不争暗斗，和事佬背后捅刀子……

再来看看人家孟子。和别人一起做善事，带着别人一起去行善，这又是何等高的境界？！这已经不是从自我的小算盘出发，不是从处理人际关系出发，不是从混世哲学出发了，这是真正的大我，是济世情怀，是天下为重，是真正的大善，是真正的善者，是抛却了伪善的真善。

说孟子有思想，说孟子有高度，后人为什么把孔孟合在一处书写，名之“亚圣”，那不是没有道理的。圣人就是圣人，跟普通人不一样。如果孟子今天穿越回来，看到我们这么用他的“与人为善”，估计不太会好受。当然，如果人家圣人有大量，那是另一回事儿。

然而，带着别人一块去行善，就是孟子的原意吗？其实也不是，真正还原孟子的说法，可以看出孟子更伟大的地方。让我们再来看看那段原文：

“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於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於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这段话，大致的意思是，（孟子说）子路这个人，别人告诉他有错误，他就高兴。禹这个人，听到善言就会下拜。大舜更了不得，他把自己的善与别人分享，抛弃自己的缺点，学习别人的优点，取人之善修己之德。舜当过农民、陶工和渔夫，直到成为最高领导人，无不是取人之善修己之德。既从别人身上学习优秀的品德，又努力带领别人一块做善事，培养别人身上美好的品德。所以君子最重要的事情——带领别人一块去行善（目的是培养别人的美德）。

仔细解读孟子的思想，可以发现，孟子认为，圣人也是人，也会有缺点，甚至也可能有道德瑕疵，但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他首先能改正自己的道德问题，然后能修德，靠什么修，靠的是吸收学习别人身上的道德亮点，最后是用自己高尚的德行去感化别人，让别人修德，并最终带领大家一起做善事，举善为，达到有效治理天下的善治。

从这个角度来看，孟子的性善论，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他认为无论是圣人还是普通人，道德修养首先是一个过程，其次需要学习修炼，第三是分享感化，第四是齐治天下。显然，孟子不是一个唱高调的，也不是后人讲的“不着边际”的理想主义者。他的善治理念，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方位的特点，而且是从现实的人性基点出发，非常实际。从这个意义上看，孟子既是圣人，也是一个生活中人。从这些层面理解孟子和他的“与人为善”，可以让我们真正体会和理解孟子的伟大之处。

所以，那种“与人友善相处”的庸俗解释，真的有点对不住我们孟老夫子啊！

主编：王多

图片编辑：苏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