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长期在农村生活，日子虽过得紧紧巴巴，心情却一向亮亮堂堂。习惯于以苦为乐的二老，都以超过米寿的高龄谢世。只是，两人结婚几十年，不曾在影楼或者请摄影师拍过一张合影。那年正月，回乡探亲的我，为他们拍了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母亲年轻时勤劳能干，后来因为下田劳动，左小腿被蚂蟥叮咬后，因感染未能得到及时治疗，变成下肢溃疡。这病几乎折磨了她一辈子。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所用的最好药物，是一角三分钱一包的“磺胺结晶”。她自己用温水把伤口清洗一遍，而后撒上薄薄一层颗粒状“磺胺结晶”，敷一层纱布，再用绷带包扎。一天一换，绷带和纱布本应“一次性”使用，可是为了省钱，都是洗净晒干，多次反复用。即便如此，有时没钱，还得断药。由于伤口疼痛，她常年不断服用廉价“止痛片”。通常一次一片，有时痛得厉害，不得不增加一两片。曾经不止一次，我见她痛得在床上打滚。但无论生活多艰苦、病痛多难忍，她始终关心疼爱着我们。小时候，我体弱多病，母亲经常独自抱着我，前往几里远的乡卫生院治疗。次数多了，就连沿途一些村民都发出感叹：这个孩子真磨人。而母亲非但不嫌不弃，反而倍加疼爱我。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经常无米下锅，便用白水煮“牛皮菜”，有时会加入几粒蚕豆。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把蚕豆挑出来，分给我和两个双胞胎弟弟。

父亲青年时代当过药铺学徒，后来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再后来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从华东荣军学校复员时，放弃回上海安置，毅然来到了我母亲的家乡－－福建莆田一个叫“后社”的农村。父亲在战争年代打过仗、负过伤，在我眼中是不平凡的一个人。在我至今珍藏着的印制于1953年的《福建省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军人模范及拥军优属模范代表会议代表模范事迹汇辑》中，有父亲的事迹介绍：“张湧良，男，四十三岁，在部队期间，先后立过一等功二次，三等功四次，四等功一次，并在工作上、学习上，都受过上级的表扬与奖励。复员回乡后，不居功，不骄傲……”

父亲是个“乐天派”，总是尽其所能关心帮助别人。在那本《模范事迹汇辑》中还有这样的记载：“他回乡后将领回的补助粮20担及人民币30万元，大都用于农副业生产，剩余的410斤大米借给7户贫困户，不取利息。在发动群众修理公路中，他带领10人，5天就完成了任务。上级发下的工资，他都发给了民工，自己尽义务不取一文。”父亲的这种精神始终不变，无论家庭生活多么困难，哪怕揭不开锅，从来也不曾拿功劳做资本，向政府伸手要这要那。村里人都说“老张有骨气”。

“树挪死，人挪活。”为了换个生活环境，1965年，父母决定响应政府号召，移民闽北山区。这里人少地多，林茂粮丰。全家这才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日子也才慢慢有了“盼头”。

1993年春节前夕，我回建阳市黄坑镇鹅峰村探望父母。次日上午，阳光明媚，天高云淡。我拿出从单位借来的海鸥牌照相机，决定在家门口为父母拍一张合影。二老听罢，都乐意地接受了。我让父母并排坐在长条凳上，略懂一点摄影技巧的我，只顾调节焦距、光圈、快门速度，帮助调整父母的脸部表情，却不料当我按下快门的瞬间，一阵清风吹来，吹得父亲的胡须飘舞起来，我却浑然不知。等到照片洗出来，已是既成事实了。

一个多月后，也就是1993年2月10日，父亲担心在镇中心幼儿园工作的妹妹受寒，便坐在满载袋装水泥的手扶拖拉机上，前往镇里给她送棉被，途中由于驾驶员操作不当，不幸摔下车。当天下午，我驱车三小时赶到镇卫生院时，父亲对我说：我不要紧的，你回去上班吧。适逢工作比较忙，不懂医学的我在心里推测：最坏的结果，可能是父亲半身不遂。于是，我按照父亲的意思，先回工作岗位。不料第三天病情骤变，当我急切切赶到父亲的病床前，他已经不能言语了。三天后，父亲与世长辞，享年83岁。

6年前，母亲也因病离世了。现在，我把他们这张唯一的合影挂在客厅的墙上，每当我凝望二老发自内心的微笑，就依稀觉得他们没有远去……

（本文组稿、编辑朱蕊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雍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