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尔真很少笑，岂止很少笑，有时候甚至太严肃、太严格。

刚刚到武汉，大家就见识了。他是上海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领队，医疗队1月28日晚间到达武汉，入驻武汉第三医院光谷院区（以下简称三院），接管这所医院的所有危重症患者。开始情况很糟糕，30日第一天交班，就死了4个病人。

陈尔真一问原因，原来是医院氧气站供应压力不足，病人吸不上氧气。他急了，立刻找到三院领导，要求解决供氧问题。

正常情况下，三院光谷院区需要吸氧的患者不多，医院原有供氧系统能够满足需求。但是，新冠肺炎疫情一到，形势顿时严峻起来，大量病人需要吸氧治疗，医院的供氧能力就跟不上了。

三院领导也很为难，因为疫情来得仓促，武汉各大定点医院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一时无法解决。向上反映过，但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办到的事。

但人命关天啊，陈尔真说，必须马上解决。怎么办，先用氧气钢瓶救急。可是一数医院库存，总共8个。陈尔真再三要求增加氧气钢瓶数量。在医院和武汉市共同努力下，钢瓶增加到了50个。

第一口气算是喘过来了。陈尔真没有将就，积极沟通，要求三院改造供氧系统。由于改造供氧系统是一个系统工程，三院领导说：“陈院长，目前一时真找不到施工队，确实很难马上改建。”

陈尔真知道，必须自己想办法。恰好有位新华社记者来采访，陈尔真请她务必向上反映问题。一份关于氧气站扩容的内参在2月2日递交上去。批示很快返回来，氧气站立刻建。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三天三夜不停工，2月6日，两个直径五六米的大氧气罐在医院大楼外搭建起来，供氧问题解决了。

不能让队员带着顾虑上战场

设想这样一位将领：在一个陌生的战场上，面对一群闻所未闻的敌人，而自己率领的是一群从各部队集结而来、自己也不熟悉的兵。更糟糕的是，军械、粮草的供给也没及时跟上。

没有比这更糟的战局了。而陈尔真刚来到武汉时，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局面。但他很镇定。抵达武汉当晚，到酒店收拾停当，已是凌晨12点半。陈尔真一声令下，集中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当场把148人分成医疗组、护理组、后勤组、质控组、检验组、院感组、心理疏导组、宣传组8个小组，并任命各小组组长，并建立了医疗队管理制度和队员守则。

最初那几天，队员们连饮食都难以保障。从武汉、上海等地筹集来的生活物资数量很少，刚刚放到酒店大堂，就被队员们一领而空。

不能让队员带着顾虑上战场。陈尔真一面向上海大后方求援，一面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医疗队募集食品、生活用品、防护物资。很快，口罩来了、水果来了、方便面来了、取暖器来了……甚至一架直升机专程从上海飞到武汉，为他们送来急需的防护服。

陈尔真率领的上海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是一支混合编队，队员来自上海40家医院。他们虽说是战友，但此前并不相识，对陈尔真这个领队也所知甚少。

在武汉的最初几天里，队员们对陈尔真的沉着、干练看在眼里，进而对他的个人经历也产生了兴趣。医疗队队员翁超“百度”了陈尔真，不经意看到了一篇关于陈尔真和他母亲的故事。2014年，陈尔真的母亲进入癌症末期。他知道，母亲最后的日子会与疼痛相伴。他与兄弟姐妹商量后，选择了姑息治疗，仅做镇痛和基本护理。最后，母亲平静离世。陈尔真说：“我们医生，过去一味地强调治疗，现在，我们应该多想一想，怎么让得绝症病人在人生最后时刻有尊严而无痛苦地离开。”

翁超说：“在武汉和陈院长共事的日子里，看到了他做事的魄力、救世的情怀。这些业界大佬身上，有很多值得人学习的东西。”

要是倒下一个，就是满盘皆输

一天换班的时候，三院的一位年轻护士在走廊里拿着一副护目镜发愣。这是她第一次进ICU，临到上阵，一紧张，早先学的防护服、护目镜穿戴方法都忘了。

这时，一位中年医生走过来，用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指导这位护士：护目镜的上沿要压住防护服的帽子，不要漏气；两颊这里，帽子再拽一拽，挡住皮肤；感觉一下护目镜的松紧，太松会滑落，太紧戴久了会压得鼻梁痛……

帮护士调整好护目镜和防护服，这位中年医生围着她转了一圈，查看一遍，一切无误，这才离开。护士悄悄问身边一位同事，刚才这位医生是谁？此时，她才得知，这位神情严肃的医生就是上海医疗队领队陈尔真。

陈尔真把防止医院感染看作头等大事。为此，医疗队设立了院感组，专门负责设计院感流程、监督医务人员安全防护。医疗队接管三院病房前，他曾让队员挨个在他面前穿脱防护服。他说：“我们的队伍决不可因为感染而减员，只要有一个队员倒下，就是全盘皆输。”

在医疗队里，和陈尔真接触最多的要数联络员施伟雄。此前，这位 “90后”ICU男护士和陈尔真的交集仅限于在瑞金医院里遇到，叫一声“陈院长好”。这次来武汉，施伟雄很多时间在陈尔真身边协调、处理问题。陈尔真在酒店房间里为他安排了一张办公桌，两人相邻工作。施伟雄每晚工作到11点多离开时，看到陈尔真坐在办公桌前。等第二天一早7点多，再走进陈尔真房间，看到他还是同样的姿势坐在桌前，好像这一夜都未曾离开过座位、未曾休息过。

有一天下班时，恰巧下雨。施伟雄和陈尔真共撑一把伞，从医院步行去班车站台。伞太小，遮不住两个大男人，陈尔真亲切地搂住施伟雄的肩膀，一同疾步往前。施伟雄说，陈尔真和他父亲年纪相仿，那一刻他心头一热，默默地将对陈院长的称呼改成了陈伯伯。

战局在往有利的方向变化

队员们需要什么，就想方设法解决什么。不光是工作上，即便是私事，陈尔真也全力去帮。一天，一位队员找到陈尔真，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孩子读书的问题。她是普陀区利群医院的一名护士，在沪工作了22年，符合上海市居住证办理条件，但是因为一些技术和流程问题，居住证一直没拿到。若再办不下来，她的孩子今年中考后，将不得不回老家读高中。

陈尔真一听，二话不说，当场找人与上海市卫生人才交流中心协调。事情后来解决了。陈尔真说：“我怎么进去跟队员打成一片？给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这也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赢得了部属、赢得了盟友、赢得了大后方的保障，战局逐渐往有利于陈尔真的方向变化。

前些天，陈尔真难得笑了。那天，他去19楼病房查房，碰到了一对即将出院的老夫妇。老先生92岁，老太太83岁。巧合的是，老太太还是上海人，16岁时只身来到武汉，自此生活在这里。60多年过去了，老太太依然能说一口上海话。

老两口都是新冠肺炎轻症患者，但因为年事已高，所以安排在了上海医疗队的重症病房。如今，他们都已痊愈，在出院前夕，碰到了陈尔真。他乡遇同乡，老太太开心极了，她对陈尔真和上海医务人员赞不绝口，她用上海话说：“竖一个大拇指不够，要两个大拇指。”

陈尔真哈哈大笑，和两位老人合影。他开心，还有另一个原因：最近患者持续出院，上海医疗队接管的三个病区都有了空床，他计划将患者归拢在两个病区，关闭另外一个。在武汉一个多月来，他的医疗队接收了300个病人，已出院161个。

2月28日，是他们来武汉满月的日子。那天，他噙着眼泪对148名队员说：“等我们回到上海，我要做个医疗队的纪念册，等我将来老年痴呆了翻一翻。”

听到这句话，队员柴丽莉流泪了。她说：“来武汉这一个月，陈院长瘦多了。”

她和队员们都有个心愿，等疫情结束，请陈尔真在每个人的支援湖北证书上签个名。她说：“以后我们拿起证书，就会想起陈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