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前，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完成了一项全国性调查，指出2月中旬结束前，农村劳动力流动处于封冻状态，流动比例平均低于10%。主要原因是“管死”的疫情防控体系的严重限制。半个月过去了，各地疫情普遍好转，然而我们回访调查村庄时，发现劳动力流动仍然不如预期，没有形成劳动力回流复工潮。2月下旬，12个劳动力流出省村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平均比例约30%，东部各类企业缺工和中西部劳动力流动缓慢并存。

中小企业遭遇困境

笔者负责跟踪调查西南片区四川、广西、云南和贵州四省农村资料。西南地区是我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主要区域，也是农村劳动力流出的主要地区，务工收入是农民家庭主要收入。往年，正月十五后形成了劳动力回流潮。2020年春受到疫情形成的连锁反应，回流一再推迟，直到当前还没有形成回流潮。

调研四川的7个村（社区）中，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比例最高的是内江某村民小组，最近10天新增外出人数25人，复工接近100%，主要去向是珠三角。“该走的都走了，还没有走的，据了解是在家修新房的。”而凉山洲某村跨省务工的有84人，已外出20人，目前复工比例仅有25%。调查地四川南充为农民工复工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外出务工人员办理健康证明14天内有效，到达广东、浙江等劳务输入地后就不用继续隔离14天。但是外出复工农民工比例仍然偏低。结合当地人社局报道，截止2月26日，该市农民工外出务工总数53.66万人，其中省外务工33.49万人。相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总规模（约230万人），该市农民工复工比例略超过20%。相对于省外转移劳动力的规模（约160万人），农民工复工比例则不足20%。 农民工复工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为什么农民复工缓慢？我们调查发现：相对于前半个月主要受到疫情扩散赢下的政策严控、交通阻塞、心态恐慌等因素影响，当前农民工之所以复工缓慢主要是受到沿海地区复工复产缓慢影响，主要是中小企业复工复产遭遇不少困境，其背后又是上下游产业构成的产业链尚未完全恢复。

根据工信部2月27的报道，随着一系列帮扶政策落地实施，中小企业复工率整体仍然不高，2月26日复工率为32.8%，比2月23日提高了3.2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中小企业在大企业产业链带动下，复工率提高较快，2月26日复工率达到了43.1%，比23日提高了6.2个百分点。

我国农民工有接近3亿人，构成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劳动力基础，也构成了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础。相对于市民，农民工就业的特征是，大量就业于中小企业，就业性质是没有现代社会保障的“非正规就业”。而目前复工复产比例较高的是大中企业（“规上企业”），中小企业及中小型的餐饮业复工复产比例低，这又导致进厂之外的数千万自由职业者，比如工地工人、废品收购和加工者、货运司机、餐馆宾馆服务员等行业复工比例低。

比复工率更低的是复产率

中小企业复工比例低，导致农民工流动缺乏动力，还导致整个产业链运转不畅，最终作用于整个经济社会恢复大局，进一步拖累农民工流动，形成负向循环的困境。调查显示相对于复工率，复产比例更低。公开数据表明，截止2月28日，浙江产能恢复率仅为55.24%，广东的比例在58.9%，这是经济恢复的核心指标。现行政策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潜能基本释放，产业链不健全成为制约企业释放产能、推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复工复产的阻碍。

大中企业和中小企业共同构成经济系统的中坚力量，此外还有围绕企业生产的不可或缺的各类服务业。目前大中企业复产比例高，主要是利用库存材料做存量订单，准确来说，是处于半复工复产状态。随着库存减少，规上企业面临的上下游配套困难加剧，影响整个产业的恢复。也就是说中小企业大部尚未恢复，影响整个产业链的整体运行，最终传导到规上企业。在产业链问题未解决的前提下，产业政策扶持只能减轻企业的暂时困境，比如贷款难问题，不能解决中小企业主的根本困难。政府不设法尽快全面恢复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不全，订单流失，将给企业造成更大压力。

浙江某地是五金专业镇，有外地农民工30万人。截止2月28日，到岗约15万人，比例接近50%。这还是地方政府多日来“点对点”输送劳动力的成果。地方政府的一份报告称，“从企业反映情况来看，人员到岗情况已成为制约产能恢复的首要问题，部分企业到岗人数不到五成，生产线只能部分运转。”

在一些重点工业企业，产业链制约的问题暴露出来。“企业反映上下游企业因人员未到位难以及时衔接生产，电镀企业和熔炼企业此类现象出现较为明显，导致整体产业链恢复不够快。”疫情影响下，订单难以按期完成及可能流失的问题是企业主关注的最根本的问题。“由于五金生产企业外向型较高，受前期国内疫情影响，部分企业反映外贸订单难以完成。同时，随着疫情在全球的影响逐步扩大，外贸出口形势不容乐观，企业对后期外贸订单产生担忧。”这个地方政府报告的应该是沿海地区工业企业的普遍困境。

恢复产业链，打通上下游

这样看来，如何尽快支持占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复产，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总体来看，这需要政府在支持企业逐步复产复工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放在恢复整个产业链条，打通上下游。结合当前中小企业复工复产面临的诸多困境，可以采取的相关政策措施如下：

第一、注重打通交通运输大动脉，避免政策性劳动力流动的低效率。调查发现，目前中西部地区大多数低风险地区末端的交通“微循环”已经打通，政府要尽快恢复市场化的公路、铁路和航空运力，最大规模的、最快速度地推动工人复工。同时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和基层村（社区）要为输入劳动力做好健康服务。之前的半个月，为了避免工人中途转车造成的疫情扩散风险，东部沿海地方政府在劳务输出集中地区通过“点对点”运送劳动力，但接送劳动力数量有限，效率低下。浙江某市开展20天驻点招工，招引2.1万新老员工，只占30万外地农民工不到10%比例。

第二、中西部地区本地企业也要尽快复产复工，实现地区间协同发展。调查发现，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执行方面，中西部地方政府和沿海地方政府的执行重点存在这一定差异，更倾向于降低疫情扩散风险，导致企业复产复工迟缓，加剧产业不配套、不利于产业链恢复。中部某劳动力输出大县显示，本县劳动用工不足千人，全县除了保障民生企业和少数纳税大户企业复工复产之外，大部分企业未复产复工。这种滞后还形成一种全国经济社会秩序仍然处于“停滞”的社会氛围，让中西部大量劳动力继续等待观望，已和客观上的企业复工复产要求错位。

第三，要进一步从政策上弱化基层防控压力，精准防控，科学问责。基层一直在高强度防控疫情风险，形成了工作体系和有效的防控机制。上级政府部门不要因为由于复工而出现了少数确诊病例就给一线政府和企业施加过大的责任压力。2月中旬，当当网复工之后出现了1例确诊病例而导致66人被隔离且企业负责人被约谈，事件报道后，引发巨大反响。很多中小企业选择观望等待的原因是，害怕复工复产之后可能出现的病例，导致企业利益更大的损失。面对个别事件时，政府既需要做好宣传、隔离和救治，又不宜反应过度，将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工作对立起来，否则经济社会难以发展，影响2020年的经济社会目标的完成。

第四，各地要加快从社会防控向精准防控转型升级，利用已经形成的全国统一市场，避免过细过多行政管控。2月2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策略的通知》指导全国各地实行更精准的分区分级的差异化防控策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就劳动力流动的方式，基于中央精神及当期疫情防控的实际形势，建议湖北之外的低风险地区，全面恢复劳动力流动市场。除了少数风险性高的行业，全面放开各行各业，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这是尽可能加快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前提，也是尽快恢复产业链、恢复企业产能的基础。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