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与传统中，国家制度、社会治理方面一直存在两种结构，即所谓尧舜时代的“公天下”和开启于夏商、终结于清朝的“家天下”。前者指尧舜之时，大道通行，天下为公，人人平等互爱，不独亲亲，货力共用，夜不闭户；后者指夏商以来，大道隐退，天下为家，人存等差，各亲其亲，货力为己，但以礼义维系社会伦理与稳定。后来孔子将它们分别概括为“大同”和“小康”。

虽然从历史来看，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以夏朝为节点，大道隐退，公天下的大同世界一去不返，此后的数千年所实施和追求的都是小康理念——希望在家天下的基础上，实现礼乐治国理想。可以说，平等思想隐匿，社会多以等差为基石的礼制来维系。且很多时候，小康也是一种奢望，大体上处于乱世为多。不过即使在乱世或小康世界中，人们对大同的平等理念仍心向往之，在现实的统治中对其也有吸收转化。这在后世的诸子百家以及具体的治国理政案例中都有体现。

在诸子百家之中，道家无疑是最具有平等思想的流派。老子便常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三十九章）、“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三十二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七十七章）等等。在他看来，天道以万物为刍狗，万物彼此间没有贵贱分别。且天道总是公平公正，如同行云施雨，莫不均平，又以损有余补不足的方式加以平衡。人道就应该去效法这些，治国理政方面更是要如此，强调人与人之间身份贵贱、财货、权益等各方面的平等。在他看来这种平等无疑符合人性人心，也将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促进国家发展富强。道家诸子如文子、范蠡等基本上继承了这种理念，以此治理国家，并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夫差，行霸道于中原。

在墨家方面，墨子则重构天、鬼，并以此形成天民、天邑等思想。他提出天、鬼是一切事物的根基，天下百姓皆天鬼所生，城池财物皆天鬼所有，因此万民本是同胞，而城池财货更非一人一家所能私有。何况天与鬼本无私厚德，“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墨子·法仪》）。因此人们都因“公天下”“兼相爱，交相利”。当然，所谓天、鬼已非商周旧观念中的神灵，而是社会性的、以百姓理念为本源的万民代言人。且所谓“兼”是齐平的意思，“兼爱”有别于礼乐的仁爱，指的是平等博爱，而“交相利”则是要求人们财货同使，损有余补不足，共同富裕。

除道家、墨家外，对平等思想强调最多的是法家。且法家对国家治理多有直接参与，相关人物思想与历史事件可以说层出不穷，传统深厚，影响深远。春秋末年，邓析子就提出了世界万物处于对等共生关系中，父子、君臣乃至国与国之间也都不是单向的决定关系，皆彼此互为主体，并以此作为建构法制的基石。战国时代的李悝也直接提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经》）。在当时，能否促进平等，实际上也决定了邦国的兴衰。吴起、商鞅变法分别以强楚、秦，便是重要的历史事件。

吴起是战国时期的卫国人，后来到楚国为相。他强调邦国的王图霸业根基在于尊“道”行“德”，不在山川险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魏武侯曾泛舟游于西河，看到山川险峻，美不胜收，不由得兴奋起来，他回头说对同船的吴起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即指山河险要，固若金汤，实在是魏国基业永固的至宝，且认为这是可以谋求霸业的基石。吴起听后，并不附和，反而急忙劝诫。他历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说到：曾经三苗氏族左有洞庭湖，右濒彭蠡泽，但不修德行、不讲信义，终被夏禹所灭。夏桀国土左临黄河、济水，右有泰山、华山，伊阙在其南，羊肠坂在其北，但不施仁政，终被商汤放逐。商纣领土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常山雄踞其北，黄河流经其南，但不施仁德，终被武王所杀。这些亡国之君所据地理形势险要、人口众多，但终于身死国灭，而那些后来者皆本国土贫瘠、人口稀少，但最终取代大国，开创新朝。以此可见，王图霸业的根基不在山川险峻，而在德政。武侯听闻，汗直发背，叹服称善。

那么吴起所说的“德政”究竟指的什么呢？《说苑·指武》载吴起在楚国当苑守时，曾求教于屈宜臼，同时也向他表露了自己的为相治国之道，基本方针就是“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吴起来到楚国后，看到该国体大而内衰，其弊政之一便是公侯贵族尸位素餐，对普通百姓颐指气使。且人人之间的贵贱不等、贫富悬殊，也使得贵族不求上进，也阻碍了普通人上升的阶梯。于是吴起在楚国出任相位后，就开始实行变法。首先就是废除了贵族世卿世禄制，“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他主张贵族获得封爵超过三代后，其后世子孙不再袭有爵禄。对于庶民百姓，如立有军功，便可授予相应爵禄。如此便打破了身份的贵贱等差与财货分配的不公，使得人人都拥有同等的建功立业的机会。同时吴起又对楚王说：“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吕氏春秋·贵卒》）即指楚国土地广袤，但人口不足，因此反对继续盲目对外扩张土地而丧失大量人口，更不可继续让贵族跑马圈地，当务之急是把那些空置的土地解冻，广开农耕，且迁徙贵族豪强以及平民去那些地方屯垦。通过吴起的努力经营，楚国的社会经济面貌为之一新，很快到达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最终“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兴盛一时。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等平等思想与国策为国家社会发展所注入的强大动力。

不过，也许是因为吴起在变法方面过于激进，急于求成，有时欲速则不达，同时也没有注意到“德政”另外一个重要事宜在于慈爱百姓、与民生息。而兵者，凶器也，本为万物所不喜，常年秣马厉兵，对外征战，也使得百姓疲于奔命。因此吴起治下的楚国也存在内忧外患并至的隐忧，再加上“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以致在楚悼王死后，宗室大臣就作乱而攻杀了吴起。吴起死后，他在楚国的变法基本上也就中道而止，旧贵族重新恢复其势力。

吴起变法失败影响深远。在战国晚期，秦国、楚国皆为一方霸主，都具有统一天下之势，而且从国土面积、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诸多层面而言，楚国优势更大一些。但历史最终的结局是秦国一统天下，而楚国见灭，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后来带着李悝《法经》来到秦国的商鞅，他的变法更为彻底，在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等方面做得了当时的极致，而楚国始终由于旧贵族势力过于强大，促进平等的变法终究无法彻底实行，最终也阻碍了国家的发展，终被秦国所并。

楚与秦的兴衰都只是此后各王朝兴衰的一个缩影罢了。后来，秦朝灭亡时，陈胜、吴广喊的是“苟富贵勿相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北宋末南宋初衰乱时，农民起义领袖钟相的口号是“等贵贱、均贫富”；清朝大厦将倾时，洪秀全的纲领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最终清王朝被民国取代，也是平等思想作用的一种结果。总之，在历史上，凡是权贵横行、贫富悬殊的王朝必然进入衰乱世，新朝的兴起与盛世的来临则都与促平等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