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调查部部长、我国隐蔽战线的领导人罗青长同志之子罗援将军在今年一次“隐蔽战线后人座谈会”上说道：“我想起徐向前元帅在晚年的时候请我父亲到他那里去谈四方面军的一些往事。其中他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党史军史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对隐蔽战线，对情报工作反映得不够。他说我们打了一辈子仗，对‘毛泽东用兵真如神’的提法心悦诚服，但是毛泽东用兵真如神是以情报为基础的。所以说，我们打仗都离不开情报。毛泽东也讲过，我们战胜国民党主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公开战场，一个是隐蔽的战场。所以，隐蔽战线是我们革命斗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现在我们对这方面的斗争要么反映不够，要么反映不够真实。这是历史研究的缺陷。”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情况开始引起党史界和学界的关注，不少隐蔽战线的亲历者及其后人开始撰写一批高质量、颇有影响力的回忆录。笔者根据这些珍贵的资料，总结出在党的历史上，隐蔽战线曾五次挽救党中央而脱离险境。

“龙潭三杰”及时传递顾顺章叛变情报，挽救了党中央

隐蔽战线历史上，“龙潭三杰”可谓战功赫赫。“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深入龙潭虎穴，为中共在白色恐怖时期的发展壮大保驾护航。

钱壮飞，1896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早年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结识周恩来，并受周恩来领导的确保党中央机关安全的政治保卫组织——中央特科派遣，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CC特务组织)，任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同时担任国民党情报机关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的负责人。徐恩曾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得力干将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送到陈立大、蒋介石那里的绝密情报，竟有一份相同的复制品同时放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面前。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5月，钱壮飞将从徐恩曾那里获取的敌人发动第一、二次军事“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等绝密战略情报，及时交李克农转送陈赓和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从而确保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性粉碎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的大规模军事“围剿”。

1931年4月24日，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掌握我党核心机密的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等抓到顾顺章后，如获至宝，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给徐恩曾和陈立夫连发电报。这天正好是星期六，只有钱壮飞一人值夜班。他一连收到武汉发给徐恩曾转陈立夫的六封特急绝密电报，每封电报上都写有“徐恩曾亲译”字样，这一反常的情况引起钱壮飞警觉，他迅速用先前偷摄的特级密码本破译电报。第一封电报的内容是；“黎明(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将共党中央机关全部肃清。”钱壮飞截获这十万火急的电报后，忙抄下电文，连夜派其女婿刘杞夫(中共地下党员)赶赴上海，找到李克农，通过李克农找到陈赓和周恩来，抢在敌人动手前采取紧急措施及时转移，斩断了顾顺章所能接触的所有中共党的关系和线索，确保了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中共中央还决定，钱壮飞与同他一起打入敌人内部的李克农、胡底撤离上海去江西苏区。“龙潭三杰”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的任务。

钱壮飞后在贵州息烽沙土镇抢渡大渡河时不幸光荣牺牲。钱壮飞牺牲后，周恩来十分悲痛。他千方百计寻找钱壮飞的妻子儿女，多方关怀照顾，但是却隐瞒了钱壮飞牺牲的消息。直到1946年，周恩来才把钱壮飞的妻子、中共党员张振华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借吃饭之际告诉她钱壮飞牺牲的消息。他说:“你多次托我打听钱壮飞同志的情况，我都没说，钱壮飞同志早已光荣牺牲了。他的牺牲是为党、为革命，人民和党是不会忘记他的！”

破除“铁桶计划”威胁，挽救了党中央和红军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国民党进攻中央苏区的“铁桶围剿”计划，妄图通过加大第五次“围剿”的力度来最终消灭中央红军。莫雄正是奉密令上庐山参加秘密军事会议的一员。当时的情况表明，中央苏区和红军面临巨大危险。然而，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却脱离实际，命令红军处处设防，企图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应对国民党军的进攻。

莫雄是国民党的一位老将领，曾与宋子文交好，在上海担任税警团团长。这期间，他在共产党员严希纯、项与年等的影响教育下，思想日趋进步。1934年，莫雄出任江西省德安行政督察专员兼德安地区保安司令期间，聘清了在上海共过事的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等共产党人到德安行政督察专署分任主任秘书、主任参谋、情报参谋等职。其时，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莫雄正是以地方长官身份参加会议。究竟“铁桶计划”铁到什么程度呢？据莫雄在回忆录（《莫雄回忆录》，莫雄口述，莫栋梁记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所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此次会议重要，光发至每个人手中的资料就有一两公斤之重，包括包围图表、计划书、指示文件、依据蒋介石指示汇编成的小册子，每份文件都打上了蓝色的“极秘密”字样，并按与会者名单编号。莫雄拿到资料后，冒着泄密的危险，当晚就立即下山把这个名为“铁桶围剿”的绝密计划交给刘哑佛、项与年，在场诸人无不震惊！在此危急关头，莫雄展现了对党的忠诚和担当，他拍板将最主要的情报由薄砂纸密写抄录，并由项与年赶赴南昌，通过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紧急通报“铁桶围剿”计划的要点。同时，考虑到红军非常需要敌军的具体部署，项与年毅然决定，将整套计划密写后，亲自秘密送往中央苏区。“他（项与年）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他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其时，正处在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前夜。”这是习仲勋同志1996年为纪念项与年同志的文集《山路漫漫》所作序言中的一段。寥寥数语，生动展现了莫雄、项与年为革命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1934年，正是他们不畏艰险，送来关键情报，为中国工农红军最终做出长征的决定提供了重要依据。中央红军接到情报后迅速做好防范措施，赶在蒋介石“铁桶围剿”包围态势完成之前，主动撤出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熊向晖瓦解“闪击延安”计划

早在1949年7月, 周恩来在接见罗青长、熊向晖时说过:“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 你们三人 (指熊向晖、陈忠经、申健) 可以说是‘后三杰’。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作了贡献。”

熊向晖何许人？1919年4月他出生在山东省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的一个官宦家庭，17岁即考上清华大学中文系，1936年12月在北平秘密加入中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1937年，在组织的建议下，熊向晖隐蔽党员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因其出色的文化素养、世家子弟风范博得胡宗南的赏识，并被胡视为心腹爱将来培养。董必武、周恩来凭着敏锐的斗争直觉预感到此乃“天赐良机”，安排熊向晖“深入虎穴”、以一枚“闲棋冷子”的姿态开始卧底生涯。临行前，董必武告诫熊向晖：“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由此十余年，熊向晖按照周恩来交代的“对党忠诚、对敌狡猾”，深藏不露地在国民党内身居要职，为党中央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1943年，延安及整个陕甘宁边区处于紧急状态，时任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部署兵力准备闪击延安，行动绝对保密。熊向晖获悉后，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及时联系中共联络员王石坚，后者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密台迅报延安，７月４日，朱德明电胡宗南，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涡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一举将国民党的阴谋变阳谋，从舆论上置国民党于内外炭烤之势，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

熊向晖再立奇功，中央先胡宗南一步撤出延安

1947年，胡宗南再次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准备攻打延安，对中共领导人一网打尽，邀“心腹”熊向晖“共谋大业”。熊向晖不动声色接受了任务，暗中将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方案秘密呈交毛泽东、周恩来。3月10日晚，胡宗南召集整一军及整二十九军的军、师、旅长开会，举行军官任命仪式，并任命熊向晖为机要秘书，正式下达作战令，命各军、师、旅并转命所属团、营、连，于３月13日拂晓攻击前进。与此同时，通过连日侦测，熊向晖部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断中共首脑部在兴县并继续侦测判明陕北共产党各级指挥部的位置。熊向晖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急如焚，他深知这次较之1943年更为凶险，关系中央安危，但他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坚。在此危急关头，熊向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只得违反秘密工作常例，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上写王石坚代名，另写一信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请他对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装进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封好后，写明潘裕然经理亲收。潘裕然是服务团旧友，受过胡宗南的政治“培训”，以文职人员获上校军衔，与王石坚有自然联系，虽不确定他是不是情报工作人员，但熊向晖知他诚实可靠，这也是当时他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由于有了这一份情报，党中央迅速作了多方准备，所有电台和无线电停止工作 3 天，中央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同时创造战机，我军在延北地区全歼胡宗南的精锐部队3个旅，所有旅长被俘。国民党“闪击延安”计划再次破产。毛泽东事后对西安隐蔽战线给予了高度评价：“熊向晖，一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也称赞说：“熊向晖真是好样的，关键的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

刘光国甘陵情报小组勇破傅作义“穿心战术”，解围西柏坡

抗日战争时期，刘光国曾经在北平日伪政府当办事员，在一名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刘光国有了朴素的革命理想，一心想参加革命。但党组织要求他回日伪政府去，具体任务是策反伪军、保护敌伪机关的档案，刘光国从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隐蔽战线工作。

1945年，刘光国又奉命打入国民党孙连仲部队执行潜伏任务。他多次获取敌人的绝密文件、电报等，提供给党中央，为我军提供了有力的情报支持。不断发生的“泄密事件”，使敌人察觉到“共产党就在身边”，发誓“一定要把潜伏的共谍挖出来”。接连两次在内部展开“大清查”、“大搜捕”，但刘光国沉着应对，化险为夷。1948年秋，辽沈战役临近尾声，蒋介石飞到北平，与傅作义策划准备对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实行偷袭。他们在地图上标好了石家庄、西柏坡附近的轰炸目标和部队进攻的路线。这份绝密情报被潜伏在华北“剿总”文印室的刘光国获悉，这时，距离国民党行动只有三天。刘光国记下作战计划，与接头上司甘陵联系，甘陵当即派出秘密交通员刘之骥背熟了情报的要点，携带秘密材料，用电话向聂荣臻司令员做了汇报。更令人惊异的是，傅作义部队如此机密的军事行动，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中共中央当时至少已从四条地下情报渠道获悉，绝密情报殊途同归急送党中央，互相印证了情报的准确性，这场情报大战堪称中共情报斗争史上辉煌的一笔。

10月25日上午10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共领导，在军委作战室根据所获情报，认真分析了敌我形势：从北平到石家庄距离只有300多公里，保定以北铁路线基本为敌控制，保定至石家庄只有150多公里，如果偷袭兵团依靠快速运输和空中优势，采取地空配合，不顾一切地突进，只需２日最多３日即可抵达石家庄；而我军主力远在平绥线上，即使日夜兼程赶到保南也需４日。这就是说，我方必须在徐水到定县不足百里间，抗阻敌军３日以上等待主力部队赶到，否则对我极为不利。形势异常险峻，绝不可掉以轻心。面对这种局势，中共领导很快研究了相应对策，确定了颇具传奇性戏剧色彩的“台前幕后紧密配合，斗智斗勇，以假乱真，虚实并举”的反偷袭方案。在我军主力未到之前，毛主席通过新华社刊发三篇雄文，把敌人偷袭计划向全国广播，与此同时，冀中军区第七纵队和上万民兵已在望都、唐河两地构筑抗阻阵地、严阵以待。10月30日晚，敌军先头部队进至唐河南岸，离石家庄约100多公里。华野三纵星夜兼程，于10月31日凌晨赶到沙河，从正面挡住了敌军。至此，情况全面转危为安。军事打击和政治威慑使傅作义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即下令退兵。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隐蔽战线就以如影随形的保护者姿态隐身在正面战场之后，这里有太多的无名英雄，少数已被时代铭记，多数无名无功，胜利了没有宣扬，失败了更无从解释。正如罗援将军所说：“‘隐蔽’对人性而言，是一种炼狱；对党性而言，是一种考验。”历史将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