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在这七十二贤之中，颜回又被认为是七十二贤之首，可以说是出类拔萃首屈一指，堪称孔门中最出众的弟子。鲁哀公曾经问孔子，你的弟子当中谁最好学？孔子回答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由此可见，颜回在孔子心中的分量是非常重的，一则颜回最好学，学问出众；二则颜回相当有涵养，“不迁怒，不贰过”，可以说是品学兼优德才兼备。但不幸的是，这么一个优秀的学生却短命早死，实在令人扼腕。所以颜回死的时候，孔子极其伤心，悲痛欲绝，不仅“哭之恸”，还不停地说“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颜回深受孔子器重和赏识，在孔门之中具有极高的地位，不仅生前被孔子给予极高赞誉，死后更是不断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树立为知识分子的典范，道德的楷模。比如，唐太宗尊之为“先师”，唐玄宗尊之为“兖公”，宋真宗加封他为“兖国公”，元文宗又尊之为“兖国复圣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复圣”，可谓誉满天下。不过，有意思的是，颜回之所以被尊为孔门七十二贤之首，配享“亚圣”“复圣”之尊号，跟他的“贫穷”以及对待贫穷的态度——安贫乐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论语·雍也》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是《论语》中记载颜回之“穷”的一个关键段落，也是孔子对颜回的一个重要评价。看得出来，孔子毫不吝啬其溢美之词。孔子认为，颜回吃的是清汤寡水，住的是破屋烂房，别人看了都于心不忍，而颜回自己却甘之如饴，向善好学，可谓是品行高尚。换句话说，孔子之所以称赞颜回，和一个基本的事实前提有关，那就是颜回的“贫穷”。当然，孔子赞扬的不是颜回的“贫穷”本身，而是颜回对待贫穷的态度。关于这一点，《韩诗外传·卷十》中也有记载：“颜渊问于孔子曰：渊愿贫如富，贱如贵，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穷而如富，其知足而无欲也。贱而如贵，其让而有礼也。无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终身无患难，其择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圣乎！虽上古圣人，亦如此而已。”可见，颜回对待贫穷的态度不是消极的。他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挖空心思去求取功名利禄；他认为贫穷不是一件可耻或者不光彩的事情，反而愿意贫如富，贱如贵，知足无欲，礼让有加。所以，孔子说这样一种人生观，可以称得上圣人境界。在《通书·颜子第二十三》中，周敦颐对颜回的这种人生态度评价也极高，他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而乐乎贫者，何心哉？天下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周敦颐认为，颜回之所以能够成为亚圣，就在于他虽处贫穷困厄之境，依然能够坚持好学循道，能够保持自得其乐的精神。因此之故，至北宋以来，人们就将这种精神称为“孔颜乐处”。寻找“孔颜之乐”不仅成了很多文人雅士追求的一种境界，也成了官方向普通民众推广的道德楷模。从某种意义上说，颜回之所以被后世尊为“亚圣”，除了我们经常提到的“不迁怒，不贰过”以及“不违仁”之外，还要归因于颜回贫贱不移安贫乐道的精神。 简言之，颜回之“贫”与颜回之“贤”似乎存在某些内在关联。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颜回真的是个不折不扣的穷人吗？如果他确实是一个穷人，那么颜回为什么还能够安贫乐道，能够成为圣贤之人？而如果他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穷人，这有损于他德性的高尚和他在历史上留下的光辉形象吗？此外，在我们当下，这样一种安贫乐道的精神又能带我我们何种启示呢？

我们可能首先要问的是，颜回真的很穷吗？其实，关于颜回的“穷”，在论语中有多处记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处。其一：“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其二：“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从这两段话来看，一段说的是颜回生前，一段说的是他死后。如果从他生前“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生活情景来推断，他可能吃得非常简单住得十分简陋；如果从他去世后家里买不起椁给他安葬来推断，他家可能确实经济拮据。换句话说，这些事实似乎都表明，颜回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穷人。可是，问题就在于，在屋不避风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还有时间精力去求学问道？我们是否可以怀疑，颜回可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穷人；或者，他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穷？实际上，从一些文献的记载来看，我们也有理由这么推断。

首先，颜氏是鲁国的贵族。虽然到颜路、颜回父子时期已经没落，但颜回的父亲依然保有祖传的贵族身份以及卿大夫的头衔。我们常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使是颜氏家道衰落，估计也不至于穷途末路。其次，颜回有书可读。孔子十五有志于学，而颜回在十三岁的时候就拜在孔子门下，如果没有良好的家庭经济条件，一般人怎么可能有机会上学读书呢？我们可以推断，如果颜回家真是穷得叮当响，那么家里也不可能供他上学；即使孔子不收他学费，那其它方面的开支也是免不了的。此外，我们还可以推断，如果颜回真的很穷，那么，要娶妻生子估计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即使女方不收任何彩礼，对于一个家徒四壁的人而言，估计也不会有人愿意跟着他过这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吧？然而，事实上，颜回在求学期间，也就是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娶了宋国女子戴氏为妻，看起来似乎还是“跨国婚姻”，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事恐怕也很难办到。第四个方面的理由是，颜回有田产。《庄子·让王》有一则记载，孔子曾经问颜回，你家里穷，怎么不去做官呢？颜回说：“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孔子愀然变容曰：“善哉回之意！丘闻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这表明，颜回不仅在城内有良田十亩，在城外还有田五十亩，粮食蔬菜还有丝麻都能自足，闲暇之际还可以鼓琴自娱，这生活状况好像很难和穷沾上边。再说了，就是放到我们当下，对于一般家庭而言，家里能有一架古琴或者钢琴，小孩能够学点音乐艺术，好像经济条件都不会太差。第五个方面的理由是，颜回可以跟随孔子去周游列国，这也是经济实力的体现。试想，如果颜回一分钱没有，他怎么能够跟随孔子去周游列国十几年？即便是其他人很有钱，即便是他们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很好地款待，颜回也不可能分文不费。所以，如果颜回家经济条件堪忧，他不太可能去周游列国。最后，据《孔子家语·颜回》记载，颜回回到鲁国之后，曾开馆讲学，传授儒学六经，并逐渐形成了儒家的颜氏一派。可以推测，以颜回在当时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声誉，向他请教拜师的人肯定为数不少，要获取衣食之资肯定并非难事。因此，从相关文献的记载和推测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颜回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贫穷。简言之，颜回有田有闲有书读，有家有室有儿女，即使是跨越千年放置到物质丰裕的现代社会，也不见得有多穷苦。

可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孔子会觉得颜回很“贫穷”呢？为什么他会说颜回“家贫居卑”呢？为什么在典型的叙事之中，颜回都是以一个穷人的形象出现呢？为什么我们在说到颜回之“贤”的时候，一定要反复谈及他的贫穷呢？除了孔子将其“贫”与“贤”关联论说之外，在之后的历史叙事中，他的“穷”与“贤”也总是被并置一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其“贫”还被当成了其“贤”的一个基础。比如，梁元帝曾称赞颜回，说他“曲巷安贫，钦风味道，其德有邻”。宋高宗说他“饮食甚恶，在陋自如；宜称贤哉，岂止不愚”。康熙说他“箪瓢陋巷，至乐不移，仰高钻坚，三月无违。夫子有言，克己成性，用致其功，允成复圣”。这些对颜回的褒赞之词无一不是将其“贫”与“贤”关联论述，仿佛是因其“贫”才称其“贤”。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颜回之“贫”？如果正如我们所表明的那样，颜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穷”，颜回还能称其“贤”吗？或者说，如果没有颜回之“贫”，这会有损于颜回之“贤”吗？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量。

一方面，颜回之“贫”应当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来理解。颜回箪食瓢饮卑居陋巷可能确实是事实，但颜回之“贫”，并非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赤贫”。首先，我们需要从颜回的身份来看待他的“贫穷”。颜氏是鲁国的贵族，其父亲又有卿大夫的头衔，不管怎么说，颜回一家在社会上肯定有一定的地位。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颜回至少也是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只不过到他的时候，家庭条件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辉煌。所以，相比于他家往日的辉煌，相比于其他贵族家庭，颜回一家的居住条件或经济条件肯定是等而下之的。按照同一阶层的贵族生活水平来看，那么很显然，颜回家是十分寒酸的。对于一个衰败的贵族，即使他家还有几十亩土地，但要支撑起一个家庭的开销，支撑起他求学以及周游列国所需之费用，估计还是有些勉强的，更遑论享受贵族般的生活了。其次，如果从颜回的经济来源上看，那么除了自家土地种植的粮食丝麻，颜回好像并没有其余收入，即便是后来回到鲁国开馆授徒，也并没有索要高昂学费，所以也不可能获得多少收益。最后，还有一点至为重要，那就是颜回对待财富和人生的态度。颜回虽贫，但他不入仕不做官，反而“愿贫如富，贱如贵，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这样一种超然的人生观深得孔子的肯定和赞赏，甚至说，“虽上古圣人，亦如此而已。”而孔子本人，对这样一种生活其实也十分向往，在《论语·述而》中，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他所表达的财富观和人生观和颜回颇为相似，在这一点上，孔子和颜回真可谓志同道合。所以，从颜回对待物质财富的主观态度来看，颜回并不觉得物质财富的匮乏是一件多么丢人的事情，只要能够填饱肚子，满足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求，就可以做到“贫如富”“贱如贵”，可以做到“知足无欲”“让而有礼”，可以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超拔和泰然，获得一种不一样的快乐。所以，从颜回当时的现实处境来看，颜回无疑是比较“贫穷”；而从其对待财富的态度看，他似乎也不可能富有。简言之，颜回如果可以称为“穷人”，那也不是一般意义的“穷人”，而首先是相对于他的身份地位和他所处的社会阶层而言的。

另一方面，颜回之“贫”与颜回之“贤”构成强烈反差，它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关联，但其“贤”并不是因其“贫”而得到确立。不管是孔子，还是自汉以降的统治者，他们之所以从叙事的角度来强调颜回的“穷”与“贤”的关联，是因为这样的论述更有感染力，更能凸显和衬托颜回的德行与品格。也就是说，颜回之“贫”具有一种聚光效应，而其经济之不堪与其志气与德行之高洁正好形成鲜明反差，更有利于突出颜回“亚圣”之形象。打个比方说，就像一个院士住在棚户区，却依然能够保持着良好的德行，潜心科研，不为名利奔波，不苟求富贵，无论是在观感上还是在我们的认知中，这可能都是非同寻常之人，也确实值得我们肯定和敬仰。换句话说，在一种优渥的环境中保持自己的操守与德行也许并非难事，然而，在苦难和困厄中更能体现一个人意志之坚定和情操之高尚。当然，我们需要强调的是，颜回的“圣贤”之名并不是由于他的“贫穷”造就的。毋宁说，因其“圣”，他才有了这样一种安贫乐道的勇气和决心；因其“贤”，他才能够在这样一个喧嚣的世界中笃守其至乐和清醒。因而，即使颜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穷人”，这也无损于他在道德上的声誉和历史上的声名，并且，当我们的目光重新扫向他的陋室和餐桌的时候，我们依然会由衷地肃然起敬，心有戚戚焉。

最后，当我们反观当今社会，颜回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又可以给我们何种启示呢？我想，最根本的启示有三点：其一，我们要区分贫穷及看待贫穷的态度。不管一个人是贫穷还是富有，这只代表一个人在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方面的状况，我们不能说贫穷一定会让人变得高尚，也不能说富裕就会使人堕落。我们需要从一种更加客观的立场来看待一个人的财富地位，既不不仇视“富人”也不蔑视“穷人”。在一个以财富（财富排行榜）论英雄，以资产多寡论成败的社会中，这一点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其二，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即使我们社会对于成功的评价指标主要是个人财富，我们也不能因此就盲目地追求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更不能“见利忘义”，不能通过一种非法的手段聚敛财富而完全不顾社会影响。我们应该“贫而无谄”，应该“忧道不忧贫”，也应该“富而无骄”“富而好礼”。其三，一个人的成就，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一个人的德性、智慧和修养，以及一个人生活的是否幸福，并不完全取决于其经济地位。我们并不否认物质文明的重要性，但我们也可以超越名利，超越世俗的诱惑，向一种更高的精神生活迈发，坚守自己的信念，完善自己的人格。就像颜回一样，即便是“贫穷”，亦可不忘初心，“安贫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