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李仁杰

整理：张骏 王珮雯

我出生于1932年，今年87岁。我们这一代人，是当过“亡国奴”的。经历过苦难，就会愈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国家强大了，人民才不会受欺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一腔热血立志报国，自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顾我的大半生，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尽管我现在年纪大了，我仍然愿意尽我所能，为年轻一代做一些事。我坚信，在党的领导下，在“两个100年”奋斗目标下，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锯断锁链逃出家庭

我老家在无锡。我幼年时，正逢抗战全面爆发，日军打到了无锡。一路颠沛，我们一家经苏北逃难，再迁居上海。在日本人占领下，我们过的是低人一等、没有尊严的生活。中国人种的白米，我们自己吃不到，吃的尽是碎米，还要排队购买。日本人还在学校里强行教日文，作为“必修课”。我们就在日文课上吵闹，以示反抗。后来日本人投降了，没想到国民党打内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国仇家恨，中国向何处去？我当时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读书，觉得青年应该挑起救国的责任。我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偷偷看了《大众哲学》《党章》，以及《青年近卫军》《卓娅与舒拉》等苏联小说，特别看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对解放区充满了向往，也意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才是救国之道。我参加了学生运动，游行集会、访问难民、助学义卖。1946年10月，在同学徐维诚的教育帮助下，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年我14岁。

1948年初，我担任南模中学地下党的党支部委员，并被选为全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等运动，遭到学校多次警告。父亲怕我出去“带坏”别人，就把我锁在家里。是真的上了两把锁，一把在房门上，一把在我脚上。一日三餐也都是送到房间里吃。6月底，我锯断了锁链，趁母亲在灶披间忙的时候，翻出铁门逃出了家里。后来，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苏北解放区。我在华中党校学习一段时间，当了一名地下交通员。我们领受任务，穿越封锁线，经历了生死考验。

接管上海开展青年团工作

当时，像我这样从上海撤退到苏北解放区的同志有1000多名，后来中央决定让我们全部回到上海参加接管工作。我在丹阳参加了集训。陈毅同志很形象地跟我们说：“解放上海就等于是在瓷器店里打老鼠，你既要把老鼠抓到，也不能把瓷器打碎。”现在看来，在丹阳的学习十分重要，明确了我们不只是从军事上占领上海，而是政治、经济、军事全面接管，更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各界人民来搞建设。

我们是1949年5月26日从丹阳乘火车赴上海，晚上到达南翔。地下党派车来接我们，次日早晨到上海交通大学。住在交大的新文治堂，新文治堂还没建好，都是水泥地，桌椅板凳都没有，我们就把铺盖铺在水泥地上睡觉。按照上级安排，我被分在青年团系统，接管了陕西路上两处三青团机关。之后分到徐长区（后来拆分为徐汇和长宁）工作队，共有十几个人，年龄都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当时团工委书记是钱其琛同志，我担任秘书。我们带领团员参加党的中心工作、发展团员、发动很多青年参加军干校。

当时大家干事热情高涨。从取缔银元贩子、庆祝解放大游行，到参加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再到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我们广泛发动青年，成为党的亲密助手。从学校到工厂，从商店到地区，都建立了团的组织。到1956年，长宁区内建立了2个团委，46个总支部，602个支部，有团员13824名，还在各个小学普遍建立了少先队组织。

上世纪90年代，李仁杰和在上海参加地下党的老同志重聚

办群众最需要解决的事

“文革”10年，我两次靠边审查，被分到黑龙江呼玛县插队落户。尽管当时对“文革”很不理解，但我们对知识青年还是做了许多工作的。“粉碎四人帮”后，我落实了政策，到长宁区委和区政府工作。十年破坏，百废待兴，怎么才能获得人民群众信任、怎么重塑党和政府形象？我们当时就想，到群众中去！老百姓最需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广泛收集意见，梳理了急需解决的四件事：造桥、铺路、修房和抓菜场。

那时，沪杭铁路经过长宁，火车一来，马路就被拦起来，每天要被拦几十次，老百姓有时一等就是20多分钟。西面国棉五厂、申新二十一厂等处的工人为此叫苦连天。我们去和铁路部门商量，但对方说线路没法一下子改变。于是我们想，能不能架座人行天桥？当时区政府每年能灵活调用的资金也就八九十万元，经费捉襟见肘。区长王庄霄到处“化缘”，从外地拆了座铁路桥，又动迁了两户居民，一共花了15万元造了座天桥，解决了通行问题。老百姓拍手称快。

老百姓最难的还是住房问题。我当副区长时，到长宁路查看一处棚户区，里面住了1000多户居民。一家四五口人就挤在一间屋子，一个人洗澡，全家都要避到外面。里面道路也非常狭窄，去世的人都没法被平抬出来。那里的老百姓太苦了，我们就下决心拿出几年的财政经费，拆掉后重建了近6万平方米房子，铺设了绿化，建了养老院、托儿所，再让居民搬进去，居民直呼共产党万岁。之后，我们集中力量解决群众住房难题，从1981年到1992年，建造了366万平方米的房子。这12年建的房子是解放后29年的3.6倍。全区住房面积从1980年人均4.4平方米增加到1992年7.66平方米。这个数字现在看来没什么，但这是在当时几乎没有“家底”的情况下干出来的。若干年后领导听到我们汇报，也说“你们不容易”。

当时我觉得，像这样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应该每年都做，形成一个制度。此后我们每年都会收集群众的一些意见制定成计划，在人代会上报告。第二年汇报完成情况以及新的一年计划，这样做后，效果很好。后来我跟市里建议，区里财力有限，如果全市都这么做的话效果会更好。市里采用了这个建议，这就有了延续至今的政府实事工程。

前赴后继一代代坚持做下去

我时常在想，我当时之所以会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要救国，要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新中国，这是我的初心。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我都秉持着这样的理想信念。1984年，在我担任长宁区委书记时，我在全区党员干部大会上代表区委提出了“振兴中华，发展长宁”的口号。口号一提，全区上下精神振奋。

但是光有口号是不够的。长宁区那时只有52家街道工厂，在中山公园、天山路、曹家渡有一点商业，都不成气候。当时老百姓有一句话叫“一江春水向东流”，意思是长宁老百姓想买点好东西，要到东面静安、黄浦去买。我们听了感到非常难为情。这时机会来了，中央提出建设虹桥开发区，这是上海第一个开发区，也是全国沿海开发城市中最早创建的国家级开发区之一。但区里有一些同志反对，因为“不划算”：要承担配套设施，税收却不落地。我们当时坚决支持搞虹桥开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要干！后来配合虹桥开发，市里决定建设古北新区时，我们争取到了共同开发的机会。组建公司党委会时，党委书记、董事长由区里选派，总经理由市里选派。税收全部归区里征收。这样的模式，把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建设究竟怎么做，大家没什么经验。随着虹桥、古北的开发，我们开始意识到长宁区的特色和功能定位：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体。到了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我们的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因此我当时代表区委提出“依托虹桥，发展长宁”的口号。此后历届区委区政府接续奋斗，所有人盯着一个目标，前赴后继一代代坚持做下去，长宁区的特色也越来越显现出来。

只要是对老百姓有利的，当时我们很多干部敢想敢试，婚前体检、新婚学校、孕妇学校、父母学校，长宁区法院还率先建立了少年法庭，检察院后来成立了未检科，公安把未成年嫌犯分开关押。我们还对街道放权，以便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当时跟区里干部说，做事情不要一上来就问有文件吗？许多问题是在实践中用创造性办法解决的，这就是改革创新。我也经常告诫干部，做事不要考虑个人得失，而要考虑多为老百姓做事谋福利。这样，才能敢于改革创新，无私才能无畏嘛！

离休后，我做了11年关心下一代工作。直到现在，我还在为青少年讲课。我常说，青年是我们的未来，为了红旗飘万代，就要关心下一代，要教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来规划自己的人生。我们还搞了一个爱心育苗基金，已经救助了4000多名学生。我们搞关心下一代工作，长宁区先后三次获得全国先进，连以前三次，共六次（每次五年）获得全国先进。我个人也前后八次获得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全国最美“五老”等荣誉称号。

我入党已经73年了，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奋斗。我和老同志们商量，要做一个对党对祖国有奉献的人、做一个让组织和人民放心的人、做一个回忆往事、回顾一生问心无愧、无怨无悔的人。我相信我们国家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灿烂的，年轻同志一定会干出更加辉煌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