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垃圾分类进入“有法可依”的时代，对于“新时尚”的推广而言，无疑是一个新起点。

有了法律这条底线，再难推动的“老爷车”也能行进起来。人的习惯养成时间自然缩短、反弹的几率减小，整套垃圾分类的运作体系也将更快得到完善。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实现垃圾分类减量，是一件需要久久为功、“慢工出细活”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对我们这座城市的居民来说，环保共识的形成、良好习惯的养成都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对我们这座城市来说，无论是前端的分类收运，还是中末端的回收再利用，抑或小到一个社区、大到整个城市的精细化管理，都需要方方面面人力、物力、硬件设施的投入，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

早在六七年前，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公布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状况调查报告”就显示，98.9％的市民表示愿意参与垃圾分类。但时至今日，基层干部和老百姓们依旧在奋力而艰难地推动实践。为什么会这样？从社会学角度理解，这是客观存在的“集体行动困境”现象，即人人都知道做某件事情是好的，但理性的个人依然可能作出背道而驰的选择，从而导致人人都无法享受行动带来的好处。

就拿定时定点投放来说，今年上海各小区实施垃圾“撤桶”后，就有居民表示反对，甚至在背人的地方，以随意丢弃垃圾的形式无声对抗。尽管“撤桶”的制度安排是倒逼垃圾分类有效实施的必要手段，符合社会各方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但当执法者无法监管到私人生活领域，法律的触角也难以伸进千家万户的垃圾桶时，底线会变得脆弱。

垃圾分类嵌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要破解集体行动困境，进而促成合力，每个个体身上具有真正值得激发的力量。处理复杂公共事务往往如此：“底线”只是一条基本线，底线之上还有太多事可以做——

某公寓楼下的一座开放式垃圾厢房里，依次排开8个功能不同的垃圾桶。在这里，干、湿、有害、可回收纸板箱、玻璃瓶、塑料瓶等均可分开投放，垃圾仿佛得到了“最高礼遇”，而扔垃圾的人也可以选择优雅的姿势：垃圾投放后，一旁提供热水的水龙头，可以将手冲洗得干干净净。这是居民协商的结果——我们可以做好垃圾分类，我们也要按需人性化布置配套设施。

某老旧小区里，垃圾箱房给夜班和加班的青年人设置了特定的垃圾投放时间，什么时候方便，就什么时候扔，代际差异背后的垃圾投放矛盾，依靠社区内的自主调节就能得到化解。充分互动后，网上热议的“扔垃圾自由”根本不成问题。

还有许多人，自愿在垃圾分类的实践中付出“职责以外”的力量。有的小区志愿者，为了有针对性地劝导外卖垃圾合理投放，宁肯脏了一双手，也要把外卖单找出来确认其“主人”身份；有的小区居民，“自找麻烦”地帮着环卫工分捡垃圾，甚至半夜出动，“抓包”偷倒垃圾者，以一己之力辛勤付出，博取他人主动分类的共识……

到今天，垃圾分类这件事，不只是处理垃圾的事，也是培育公共意识、推动社会治理的一个典型样板。复杂事务，要靠多元共治求解，最重要的治理主体，就是每一个人。

在立法开启一个全新时期之后，关于垃圾分类，我们一边需要将法律的精神落到实处，一边也需要开启更多的思考：能不能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经过充分的协商，逐步找到符合各个社区自身特性的、行之有效的规则？能不能在个别热心居民的带动下，触动或引导更大范围的群众参与？政府能不能变主导为引导，充分尊重垃圾分类议题的社会性，鼓励基层符合实际的探索，有效调动居民参与、营造社区氛围？……

在实践中答好这些问题，我们在法律底线之上，就会再拥有一道道坚实的防护网。垃圾分类这项曾被视作“老大难”的考题，就会不断找到“更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