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钱聿萍 （92岁） 

我生于1927年，老家在宁波梅墟镇。
   

抗战时期，日军轰炸宁波，我随母亲和两个弟弟妹妹离开家乡，投奔在上海的父亲。我们沿着水路走，在小船上坐了几天几夜。中间遇到日本兵盘查，他们用枪托敲我的头，吓得我小命都快没了，一路上苦头吃足，至今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
   

我到上海时只有十三四岁，书读到小学毕业，因为经济拮据就没有升学，待在家里帮忙做家务。抗战胜利后，家境也没什么改善，日子仍旧不好过。
   

1948年，我结婚了。先生在中法大药房当营业部主任。他是宁波镇海人，从小家里也很穷，13岁小学毕业来上海，随身只有一个破箱子、一卷铺盖、一把伞、一张地图和一本字典。到了上海后，他进了中法大药房做学徒。药房卖西药，需要懂外文，他就拼命学、拼命做。他工作能力强，心直口快，看到不公平的事就要打抱不平。有一次起了冲突，老板停了他的工作。几个热心同事介绍他到其他药房里做事，后来才又回到中法大药房。
   

我年纪轻轻就成了家庭妇女，每天在家里做家务，除了买菜，平时都不大出去。当时，我们住在小东门方浜路，看看周围邻居，跟我一样的年轻妇女不少，有的靠搓麻将打发时间，我不搓麻将，喜欢看书，但还是没事做，觉得有些“厌气”。

1949年，22岁的钱聿萍

1949年5月27日，一大早我就听到有人说“解放了”“解放军都睡在马路上了”，赶紧跑出去，真的看到解放军，有的睡在马路上，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在站岗放哨。当时天还下着蒙蒙细雨，有居民招呼他们进门歇息，他们都婉拒了，不惊动老百姓。亲眼看到这个场景，我很震惊，心里很激动：“有这样的好军队，我们国家有希望了！”
   

上海解放后，还有一件事让我吃了一惊。那就是我先生那几位热心同事，其实都是地下党员。当时我们只觉得他们非常热情，很有正义感，经常组织大家和资本家做斗争，为大家争取权益，心里十分钦佩，所以很乐于和他们来往。有几次，晚上10点钟，他们来敲我们家门，说工作晚了要借住，我们都很热情地接待了。后来想想，一定是当时地下工作形势紧张，他们才到我家来避一避的。
   

上海解放给我的冲击和教育是很大的。我也想像那些地下党同志那样，为大家、为社会做些事。于是，我走出家庭，开始参加里弄工作，介绍妇女同胞参加劳动，到工厂、商店、食堂、托儿所等单位去，接触社会，不要脱节。1950年，经我先生同事的爱人、当年的地下党员吴翠婵同志介绍，我加入了黄浦区民主妇女联合会。当时，黄浦区妇联有好几个办事处，我在第三办事处，组织妇女扫盲班、读报组、缝纫组，还宣传《婚姻法》，鼓动她们把子女送到部队大熔炉里锻炼。
   

当时单位开会都需要记笔记。没文化怎么记笔记？怎么把精神传达给妇女同志？我一面工作一面到夜校读书，也慢慢读到了初中毕业。
   

解放那几年，大家每一天都热情高涨。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抗美援朝时期，号召全国各界捐赠购买飞机大炮。我们妇女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的会踏缝纫机，就给解放军做军袜送到前线；家境较好的就捐钱，捐金银财宝的都有。我当时想，自己没行动，就没有号召力，就把结婚时的戒指捐了出来。很多妇女把自己的“私房铜钿”都捐出来，用手绢仔细地包好，收到打开看时还簇簇新的，大家见了都感动得不得了。

参加工作后的钱聿萍

解放了，我们妇女真正翻身做主人了，每天都像过节一样。我最难忘记的，是1952年10月1日的百万人大游行。
   

当时我是黄浦区妇联第三办事处的负责人，到里弄里去找小组长，许多女同志都围拢过来：“啥事体啊？”我说：“去参加大游行！”好多人都说报名，热情高涨。我说：“因为人数有限，一条弄堂只有五六个人可以去。”“还有条件：要年纪轻一点、身体好一点，有子女的家里有人照顾，不然心不定。还有，要穿花裙子。”我说：“你们把家里最漂亮的衣服都拿出来，我两天以后来检查。”
   

两天后我来检查，哎哟，桌子上摊着一条条裙子，五颜六色、漂亮得不得了，全都符合要求。我很高兴。当然也安慰没去的人：“你们不要不开心。你们是后备力量，假使万一有人不来，我会喊人来通知你们。”结果没有一个人迟到，也没有一个人不来。
   

记得当时人民广场搭了一个检阅台，由市、区党政工团领导检阅游行队伍。我们黄浦区的妇女队伍打出一条鲜红的横幅，上面写着“黄浦区民主妇女联合会”，手捧大红花，穿着五颜六色的裙子，面带笑容，挥着五星红旗，高喊着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我们的队伍真像鲜花一样美丽，我印象非常深。
   

我们在游行队伍里也看到了解放军，海陆空三军雄赳赳地走过来，神气得不得了。看着他们，我心想：天下就是被这些人打出来的！我们的国家有希望了，不会再被人欺负，那种日子不会再来了！

1952年，国庆大游行，妇女们热情地欢迎着游行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