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坯房孤立在深山中，被上百蜂箱环绕，只闻蜂鸣，不见人影。记者刚轻声嘟囔一句，怎么箱口没看到蜂，身后就有人大声说，“这里面可是千军万马！”那是浓重的陕南口音。

摘下面上网罩，眼睛细长、鼻尖唇薄的这张脸很好辨认——毕竟，周正龙曾频频见诸媒体。只是，他头发花白了许多，有些老相。

华南虎伪照风波过去12年，“周老虎”化身“周蜜蜂”。

镇坪大巴山，所有山头，这位老猎人都熟悉得如同掌纹，一草一木，陷阱巢穴，全部心中有数。如今，养了40年的蜂，终于成了猎人周正龙的谋生之道。

相比老虎，蜜蜂虽会蜇人，但随处可见，带来的实惠也更多。周正龙一边开蜂场，在淘宝上卖蜜；一边教着很多贫困户如何养蜂，也帮他们销售。　

64岁，这个执拗的人，仍在最熟悉的山里折腾。

巴山深处 

“去镇坪？周老虎家？”在安康市区找车，这是司机的第一反应。

人口仅6万的镇坪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四面环山，地处鄂、渝、陕三省交界处，虽被称为“国心之县”，但平镇高速还未贯通，从离得最近的安康市区坐车过去也需4小时。

2007年，因华南虎照片真伪之争，周正龙堪称那一年中国最著名的农民。当年10月，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镇坪县城关镇文彩村村民周正龙拍摄到了野生华南虎的照片，这证明野生华南虎在中国没有灭绝。不料，质疑声迅速出现，一个个证据从网络涌向传统媒体。2008年6月，陕西省政府新闻办正式公布：“华南虎照片”是纸老虎。不过，周正龙本人仍坚称多年，说自己并未造假。 
   

多少官员、学者和记者，都曾绕过连绵山冈，来到叠嶂峰岭中找这个名声很响的农民。

而今，更多找上门的，是当地贫困户——来找他学养蜂。

周家的房子在文彩村算气派的。三层楼，外头贴着“野生蜂蜜”的海报，和公司招牌一样显眼。二楼四面大落地窗，日照充足，本该视野通透，可因为蒙了尘，看窗外金黄的油菜都灰扑扑的。

“没打扫，有些乱，爸爸妈妈住蜂场，媳妇孩子在娘家，我偶尔回来睡个觉。”周正龙的儿子周松说。

蜜源最好的春季，巴山深处野芳幽香，嘉木繁荫，有经验的养蜂人会在此时“搬家”，带着蜂群住到高海拔的大山里。

“天气真好。”开车领记者上山的周松哼唱起了《三月三九月九》。依山势，路盘旋而上，开出文彩村时，周松指着远处说，蜂场就在山尖上。林密山深，看不出他指向的位置。

碎石土路颠簸，但已经很令人满意了，“以前在神洲湾设蜂场，车根本上不去，那么多蜂箱都只能一个个背上去，爸爸一个人搭帐篷住在山里。”周松说，父亲的养蜂规模是近几年才扩大的。现在的蜂场有种植药材的人铺的路，能通车，有旧房，取水方便。

到了山上的土坯房里，只见所有墙面都用红蓝塑料纸包裹着，即使外面天光大亮，卧室里依然很黑。床上铺着厚被，被子有泥土的味道。腊肉、豆腐和蔬菜挂在房中央的柱子上，灶台是以前住的人留下的，架着两口直径1米的大铁锅，炉膛里的柴火还冒着气。　

周正龙的妻子罗大翠在收拾碗盆，回头喊一句“松松，提水来”。这里小而旧，却比山下大而新的家里更有人气。

周正龙安然坐在地上，脱下解放鞋，露出一只黑白一只灰色的袜子，换上高筒雨鞋去给蜜蜂分箱，出手利落，搬箱熟练。

他在地上抓起干土撒向没有归队的蜜蜂，来回几次，然后拿起涂了蜂蜜的木板，架起楼梯。梯脚落点在山坡上，看着并不稳固，他却很敏捷地爬上去，耐心等待树上的蜜蜂都飞上板。梯子滑了一下，他撂下一句脏话，可手依然稳稳抓着，一会儿就收获了一箱蜜蜂。

周正龙在树上给蜜蜂分箱。

眼下是分箱的时候，周正龙的蜂箱数已逾一百。他挨个打量每一箱蜂，清点数量。前年，附近有人养了30多箱蜂，长期丢蜜，蜂场的石板被踩得稀烂，警察蹲守了两天，终于发现一只慢悠悠直奔蜂箱的狗熊。

周正龙一边说，一边笑。山里狗熊多，能嗅着蜂蜜而来，“它很笨，走路相当慢，70年代我打的黑熊不要太多，三百多斤，熊肉营养很好。论打猎，我算最狠的，县城的房子就是靠当年打猎盖起来的”。

在山林里，这位喜欢穿迷彩服的老猎人，即使扛着蜂箱、躬身走路，那步子，一般人都跟不上。

不过，两天前被木桩子砸了脚，轻易不休息的他，在床上躺了半天，“全身那个疼，动都动不了……”老猎人，终究还是老了。

传播之道

“你工资高不高？”刚有空坐下抽烟歇会儿，周正龙问的第一句话就非常直接。

不知是性格使然，还是因为有过多次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他应对自如，表现得游刃有余。“只要写我的稿子，浏览量肯定高，全国人都关注。”他笑着说，“我告诉你，写报道最主要是标题。我给你说个标题，‘中国最苦的农民是周正龙，60多岁了还在继续带贫困户’，这个点击量绝对好多万。”

周正龙的确深谙传播之道。去年，他家的蜂蜜在电商平台上线。店面没什么装饰，照片里的蜂蜜也只是装在塑料瓶中，透着一股粗糙的原生态质感。产品介绍写着“真假自由检测，公道自在人心”，周正龙本人的黑白头像分外惹眼。

“我的销量一直很好，云南、山东的人都来找过我，去年签单都签太多，发不出货，一天退了700多单。”周正龙说的这数字，被周松纠正了——“其实没有一天退700单那么多，那一段时间一共退了300多单，而且不只是蜂蜜，还有一些土特产。”

淘宝客服、制作包装、装修店铺都是周松做，“全国包邮，我可赔惨了！2斤蜂蜜快递到新疆，运费就要几十元”。一斤蜂蜜80元，周家这个价在当地倒是不贵，记者去了县城好几家卖蜂蜜的店，售价在每斤70元至120元不等。　

周正龙家的600斤蜂蜜，去年销售一空。“蜂蜜也得靠宣传！我这个地方山清水秀，蜜蜂飞到哪儿都是花，采百花蜜，镇坪土生土长的药有一千多种，蜂蜜在我们这里叫‘百草药’。”周正龙说。

不同于随蜜而居的意大利蜂，虽在单一蜜源的环境下高产，但若天气不晴，花开不盛，就会“罢工”，养蜂人要追逐花期，拉着蜂箱到处奔走。

而习性温和的中华蜜蜂（又称中蜂）勤勤恳恳，善采零星蜜源，酿百花蜜。在周正龙眼里，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中蜂是秦巴山区的宝贝，“出巢早，归巢迟，最能吃苦”。

“中蜂采蜜你知道要跑多远？最远有5公里，一天最多要跑几十回，把蜜吸到蜜囊里，往眼眼里一吐，嗖一下又去采蜜了，它不休息，最后都是累死的，一只采集蜂不到一个月就死了。”讲起蜜蜂，他说自己可以滔滔不绝连说两天。他还主动展示了一箱“相当好”的蜂，拎出一脾，蜜蜂爬满了两面，盖子里都是糖，单这一箱能产几十斤蜜。

他一脸骄傲神色，“我再给你掂一框，这箱蜂好得很，淡黄色的，全是蜜”。按间隔距离细致码好后，他又小心翼翼地盖上盖子。

这是周正龙口中最好的一箱蜂。

一天到晚盯着蜂箱，爬高上低，但周正龙满口说不累。前几年没有妻子罗大翠帮忙，背蜂箱、带发电机、搭窝棚、做饭都是他一个人。

“山里不害怕，地方太偏，人都没有。”现在养蜂规模大了，夫妻俩天天经管着都生怕看不过来，特意请人来装了3个监控探头。

周正龙笑着叮嘱在树干上安装探头的年轻人将螺丝拧紧，调好角度。为了看清楚每一箱蜂，他喊妻子“拿镰刀来，劈那个沙树”。竹竿绑上刀，又站上高梯，他利落地砍掉了挡住视线的沙树树枝。

不过，他的口气还是挺大，“我没丢过蜂蜜！连我的蜂蜜都敢搞，活得不耐烦了吗？”

靠山吃山

周正龙家的蜂场周围只剩下一家人，是住在更高处的一对七旬夫妇。山下有安置房，贫困户可以免费参加技能培训，其他住户均已整体搬迁。　

镇坪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秦巴山区连片扶贫开发重点县，路边时常可见“脱贫致富快，全靠产业带”“依山依水依湖，扶贫扶志扶根”等标语。这里的产业建设围绕着脱贫攻坚，饲养生猪、野猪、林下乌鸡，发展生态渔业，建设茶园和中药材基地，2016年产业脱贫1471人，2017年全县仍有贫困人口1.08万人。

没有通电，无法通讯。为买两袋方便面，老人要走一天路下山，在女儿家住一晚，又用一天走上山。老太太送了一袋刚摘的香椿给罗大翠，还把叠好的45元钱塞到她手里，希望周松下山给老夫妇带鸡饲料。

“在山上可以喂猪、养鸡、种地，能维持生活，搬下来怎么办？打工也没人要。”在一旁的周松絮叨着。

巴山深处环境好，腐殖质多，是适宜药材和魔芋生长的好地方。山上原来有很多中药重楼，一斤能卖百元，山民挖药材一年就有两三万元收入，而今这些野生药材几乎被挖没了。

按当地标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3015元就是贫困户。如今上山干活的人都是贫困户。歇息时他们坐在田旁，吃早上捡的野栗子，笑着把它们塞来塞去，“你吃，你吃”，这种栗子不用炒，入口干涩，后味才有些回甘。

山上原本没路，前年有位名叫夏明辉的老板承包了三四百亩地，才修了路，负责日常管理的杨勇每天开车拉人上山干活。山丘里的坡地并不平整，最大的一片平整地面也就十几亩，大部分都是一亩八分的零散地块。

杨勇请了30多位工人，每人一天130元工钱，还管一顿午饭。“玄参六七元一斤，亩产最多七八百斤，晒干了近四百斤，但山地种植人力成本高，去年种这么多，根本赚不了钱。”杨勇说。 　　

“只要不下雨，5点就起来，干到天快黑。现在六十多了，还能干几年。”中午给众人做饭的大姐说。

65岁的刘生珍拿起一升的大水壶喝水，她上山干活3年了，“家里老头生病，媳妇精神病，双胞胎孙子也大了，钱根本不够用。我们这种家庭，不敢歇……”

靠山吃山，周家在乡亲中算是走得远的。

周家的淘宝店，注册了蜂蜜、腊肉、酱菜等20样品类。罗大翠笑着说：“就是镇坪的土特产全都可以销。”刚还眯着眼、嘴角上扬的周正龙突然拉下脸，“谁说只是镇坪的？你多话！”

“正龙这个商标早都被注册了，我注册的是‘周正龙’3个字的，网上有好几家都用我的，这不是侵权吗？我让儿子告他们，结果在网上一说，他们就不敢用了。”说到自家商标，周正龙翘起了腿，“国家商标局的局长给我打了个电话，你知道他哪个说的？我是国家商标局局长，老周，你早就要注册商标了，我提前给你批下来你好使用。”

不过，他这话又被儿子纠正了——“商标这事情不是局长给他打的电话，是我们请的西安一家代理公司给办的。”   

“持证”带徒

“说话！说话！我这儿信号不好！”接起电话的周正龙语调高了起来，“你听我给你说，听好！现在蜂子多不多？蜂子不多你就莫动它，你看现在在下娃么得？”

挂掉电话，他叹：“太忙！自己养了这么多蜂，还带了十四五家贫困户，这女的今天打四五个电话了。”

在镇坪，周正龙带的徒弟不少，用他的话来说，“我是持证上岗的”。当地人社部门为推动技能扶贫和社区工厂就业扶贫新模式，办了安康创客学院，给周正龙发了讲师聘书。

周正龙乐意接受聘任。名气这东西，在他看来有利无弊——可以帮自家赚钱，也可以给当地蜂蜜打开销路，还能带贫困户养蜂脱贫。

一直给他打电话的是贫困户朱亮梅。她丈夫丁先平去年开始养蜂，但他们不会侍弄，一个冬天蜜蜂都冻死了。今年开春，负责扶贫的相关部门领导帮他们联系了周正龙。

周正龙的手机确实难以打通。有时山高处会有微弱信号，但大部分时候都是无服务的状态。周松需要住在山上时，会提前下载好电视剧。年轻人在这里有些无所适从。

但周正龙不觉得无聊，他喜欢守在山上，“我的手机你们都打不通最好，清净，但是贫困户打不通电话就会来请我”。　

曾家镇是镇坪的偏远乡镇，蜂场又在曾家镇的偏远村子。为请师父下山，丁先平凌晨3点多就摸黑骑摩托车赶来，一来一回，天光已经大亮。

“他脾气挺大，我老公也拗，因为蜂桶的位置两人还拌过嘴。我就让老公少说话，这是师父，师父怎么说，我们怎么做。”第一次见周正龙时，朱亮梅觉得他嗓门大、性子急，选地址、设蜂箱、讲蜂种，都带着不可置疑的语气，“不过他对我们也好，买蜂钱不够，是他借了几千元，还教我们自己做蜂箱。”

一个蜂箱100元，若买泡桐木料自己做，可以省不少钱。

34岁的朱亮梅说话带着很爽快的笑，手上添了几个蜂蛰的包，她还乐，“蜂子也是喜欢我！”

相比周正龙的规模，她家的14箱蜂显得有些冷清——放在土坡边铲出的平台上，用塑料筐、砖头垫起防蚂蚁，没有树荫的蜂箱被盖上芭蕉叶。家里有3个孩子要照顾，丈夫患尘肺病，婆婆双目失明多年，这些蜂她不敢马虎。

去年底，朱亮梅一家已经搬进安置房，养了蜂的土坯老房一直没闲置，她每天送完孩子就过来忙活。

朱亮梅在家门口。

“她能干，超不过阴历六月就能脱贫。我带她，肯定不会返贫！”周正龙觉得，能吃苦的人一定能脱贫，而自己也愿意为他们奔波，“人都是感情动物，怕听好话。人家来请，我懂这个技术，再忙都要去，每年我还免费给贫困户的蜂打药。”　

但若是要帮贫困户之外的人，他就要按小时计费，不对脾气的人他会直接撵走。　

太阳西斜，蜂声嗡嗡。采访全程，周正龙一直念叨着眼前飞舞的这些蜂。至于他曾一次次讲述的当年是如何擦肩而过的老虎，他不再提了。

因为山路要重修，儿子这趟上山给父母送来20天口粮，之后要赶在封路前下山。马达声起，周正龙钻进土坯房，又偏头瞄一眼儿子的车。

老虎御风疾行，无需遮蔽，而他终要俯身入户，回归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