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卒中”也叫“中风”，是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率第一大病因。在缺血性脑卒中的有效救治窗口期内，每延误1分钟，约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永久性、不可逆坏死。2015年10月，全国脑卒中救治史上的“9分钟奇迹”在长海医院诞生。通过流程重塑和多学科融合，卒中急救时间从平均121分钟缩短至20分钟，最快仅用9分钟。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刘建民深耕脑血管病治疗30多年。从重塑卒中急救流程，到历经23年研发血流导向装置，他带领团队不断推动脑血管病诊疗创新，让更多中国证据、中国器械和中国方案走向世界。今年，团队凭“血流导向治疗脑动脉瘤的技术及产品体系创建与国内外推广应用”获上海市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以下为《执牛耳者》主持人秦忆对话刘建民的文字实录。
Q：脑卒中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发病后会怎样？
刘建民：我们的大脑相当于人体的“司令部”，它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当供应大脑的脑血管发生阻塞，缺血会造成脑梗。另一种情况是脑血管发生破裂，造成脑出血或者蛛网膜下腔出血。这两种类型造成的大脑功能障碍，我们统称为脑卒中。
严重的病人可能突然昏迷，甚至猝死。比如蛛网膜下腔出血、动脉瘤破裂，三分之一的病人到不了医院，就会直接死亡。
Q：卒中救治时间20分钟，这个速度意味着什么？
刘建民：2013年的时候，全上海没有一家医院能做到60分钟。我们医院当时需要121分钟，大约两个小时。后来我们启动了融合性中心建设，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最后，我们把时间从60分钟、40分钟、30分钟，一直缩短到20分钟，最快的一个病人是9分钟。
当我们有了这样的成功经验后，我想的是，怎样让这个经验能复制到更多医院，让不同地区的病人在当地医院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就像当初选择学医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希望通过创新、通过模式、通过研究，救治更多患者。
Q：您当初为何会想到彻底重塑原有的卒中救治流程？
刘建民：我1984年大学毕业后来到长海医院，到现在已经42年了。我刚毕业的时候，我们神经外科医生只有6个人，规模非常小，能够开展的手术也很少，主要是外伤和一部分肿瘤，血管病基本上没有办法做。
在急诊救治过程中，有两件事让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团队和流程的重要性。一次是一个急诊病人，当时瞳孔已经出现脑疝，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打开颅骨给他减压。那应该是我毕业两三年的时候，当时条件非常差。我和卫生员一起推着车，一路往手术室跑，一边喊：“让开，让开，病人抢救！”到了手术室以后敲门：“赶快开门，抢救病人来了！”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一路如果没有一个团队、没有一个好的组织，我们怎么可能救更多患者？
还有一件事，是我在急诊室工作很长时间以后发现，很多病人病得非常急、非常重。比如卒中病人来了以后，急诊科看完要找神经内科，神经内科看完要拍片子、找放射科，放射科看完以后又要找外科，外科开不了刀，病人又被带走了。大量病人就在这个过程中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所以后来才有了我们合作的“物理融合”。到2013年，我们又从“物理融合”变成了“化学融合”，成立了一个独立学科，不再是多个学科之间跑来跑去，而是真正形成一个团队。
我当时提出一个理念：病人到达长海医院急诊以后，他就不要动了——病人不动，医生动。我们的医生要同时具备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神经介入和影像的能力。这样病人到达以后，只用三五分钟就可以快速完成评估、快速检查、快速进入下一步救治。
Q：您经常讲“病人第一”，在卒中急救流程中，这四个字具体意味着什么？
刘建民：什么叫“病人第一”？就是病人在急诊，只去他该去的地方，不该去的地方一个地方都不去。比如病人不需要先进诊室或专门跑到检验科。当时我们实行“病人先诊疗、后付费”，还配备了急诊溶栓药箱，只要有病人，护士拎着药箱就走。所有浪费时间的环节全部砍掉，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我们才可以把时间缩短到20分钟。
当时医院的管理者也非常睿智、有胆略，把最好的CT、最好的DS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都配置到急诊。因为急诊优先，急诊最重要，最好的设备就应该放到急诊，让病人去用。到了今天，这样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Q：每一个学科原本都是独立的单元，要改变大家长期形成的习惯应该是很困难的。您一直非常强调“学科交叉”，为什么它对脑血管病救治如此重要？
刘建民：我现在的体会是：大交叉出大成果、出大人才，小交叉出小人才。
过去传统学科是按照人体解剖划分成这个科、那个科。但是当一个病人来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个器官，他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我们必须以病人、以疾病为中心，打破原来的学科界限，围绕病人实施快速、准确的评估和救治。这就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
刘建民：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和我们正常临床使用的手术室完全一样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在DS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下，用微创介入技术对病人进行治疗。
另外，整个研发过程中，我们所有新的器械、新的技术，在进入临床前需要一个平台测试器械功能，训练医生使用这些新器械。这也是这个平台的第二大功能。
Q:这个小东西摸上去非常柔软、致密，有点像纺织材料。它就是我们手术中要用到的器械？
刘建民：是的。其实脑血管病治疗的核心，不管血管是堵了还是破了，我们需要做的都是修复这一段血管。我提出的名字叫“重建这一段血管”。传统方法做不到，我们就需要新的方法，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开始研究新的器械。这个器械，就是我们历经23年完成的一个原创器械。
我们要重建血管、修复血管，需要一种和血管一样精细、柔软的材料，同时它又要有比较强的支撑力去修复病变血管。
你可以看到，它拉开后能变得很长。输送的时候非常细，但到达位置后它就会撑开。同时它非常柔软，当你捏它的时候支撑力又很强。所以我们称它为“密网支架”，或者叫“血流导向装置”。
这个装置带来的改变，第一，使治疗技术变得简单了；第二，使整个治疗更安全；第三，临床效果大幅提升。我们做过一项研究，用传统方法治疗，6个月治愈率只有25%左右。用了这样一个新型装置以后，6个月治愈率达到75%以上，两年达到92%以上，四年的时候是100%。
Q：花了20多年研发这个器械。这个过程中是一帆风顺，还是也经历了很多失败？
刘建民：无数的失败，要不然也不会经历这么长时间。可以说，95%都是失败。说句实在话，在研发过程中，有几次我们的合作伙伴都想放弃了。因为全球都没有，大家觉得此路不通，实验也一直失败。
Q：当时您为什么坚持？为什么觉得这个一定能做出来？
刘建民：因为我觉得我物理好，可以做出来，真的就是这样。我小时候就对金属这些东西特别感兴趣。学校旁边有钢铁研究所，一个偶然的机会和那边熟了以后，我就经常往那里跑，当时研究得比较多的是镍钛合金。后来我还是住院医生的时候，做过一个利用镍钛合金修颅骨的材料，所以镍钛合金的自弹力、形状记忆能力，我从那时就非常熟悉。
后来我一下就想到，可以和钢铁研究所合作进行材料研发。当时真的是住在实验室里，一住好几天，不断调温度，看它的弹性。我从物理学上觉得，这完全可以实现，只是材料、工艺、结构需要不断摸索。
Q：这段研发经历对您理解科学创新有什么影响？
刘建民：自然科学是什么？自然科学的核心是质疑。敢于质疑一切，敢于质疑权威。你想想，我们今天的医学，10年前的经典可能已经扔进垃圾箱，20年前的经典可能已经忘掉了。但是如果没有那些，我们也走不到今天。所以就是踩着前人的肩膀，不断往前走。
Q：每一项突破背后，都凝聚着团队长年累月的沉淀与磨合。在您看来，一个真正成熟的脑血管病团队应该是什么样的？
刘建民：我觉得一个科室就像一个家。和大家共事时间长了以后，很多东西自然而然地就越来越近。
Q:跟刘主任一起工作了近20年，在你们眼中，他是一个怎样的带头人？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副主任李强：他就像一个大家长，会用自己的性格和对自己的要求去影响大家。比如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对病人也非常好。
我们科里有一句话：今天手术成功完成了，不代表手术真正成功。手术前一天，我们会进行术前交班，把手术策略讲清楚，经过大家讨论；手术做完以后，第二天早上还要进行术后交班，把整个手术过程一五一十地用幻灯片展示出来，再进行复盘。这个形式我们坚持了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
刘建民：因为脑卒中的死亡率、致残率都很高，所以在我们救治的病人当中，每天都要面对死亡和残疾。也正因为这种专业性和医生的倾情投入，患者家属往往也特别理解我们。
曾经有一个急诊病人，病情突然发生变化，但当时家属临时离开了。如果再不做手术，病人就没有机会了。当时三个年轻医生出于对病人的责任心，一起签字，得到医教部批准以后，我们马上实施手术，最后这个病人被挽救了过来。我觉得，这就是团队长期训练形成的一种体现。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副院长 杨鹏飞：当时在没有家属签字的情况下作出这个决定，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眼光、胸怀、勇气”是刘主任特别喜欢讲的一句话，我觉得最后两个字“勇气”，非常重要。要想做一个好医生，要想做一个有创新精神的医生、一个追求完美的医生，确实需要勇气。
刘建民：这是我求学时候的地方。1979年到上海，就在这个校园里读书，我在这里整整待了五年。
Q：您为什么最初会选择这个学校？
刘建民：我从小是在军营里长大的。我父亲是一名基层卫生队的军医。上世纪50年代末，组织上专门把他送到这个学校学习了两年。以前战士、老百姓受伤以后，就送到卫生队来。我父亲就背着一个药箱下基层。
所以我从小就看着他当医生，做一些最基础的治疗。有一些比较重的病人来了以后，他们就会抢救。我们这些小孩会趴在窗子上看，也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但就是特别有兴趣。看着一群解放军医生给病人治病救命的时候，我们既紧张，又很好奇，也很兴奋，就觉得这是一件特别伟大、特别崇高、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我进入这个校园以后，一下子进入一种完全集体生活的状态。8个人一个宿舍，每天准时起床、准时出操、准时吃饭、准时上课、准时睡觉，所有时间都是规定好的。如果站在今天这个时间、今天这个年纪，再回想军校生活，我觉得它带给我两点。一个是组织意识、规则意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团队意识。
Q：刚到学校学的是什么专业？为什么后来会选择神经外科？
刘建民：我们当时学的是临床医学，从医学基础到各个专科全部都要学。学习解剖、生理、病理生理的时候，神经系统是最复杂、最抽象的。它不像骨科，骨头一根根都是看得到的，神经系统要记忆、要理解，特别费劲。
所以当时可能就觉得，神经外科挑战特别大、问题特别多，干这个科有意思，干这个科有可能干出点名堂来。而且这些病人很多都没有办法治疗，虽然很难，但是如果干成了，就能救很多人。
Q：有没有哪次临床经历，让您真正意识到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治疗方式？
刘建民：我印象特别深，在我还是主治医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中风病人，是血管畸形。当时从主任、副主任到老教授，所有教授都如临大敌地待在手术室。从早上开始做，一直做到晚上，又做到第二天早上，病人依然大出血，下不了手术台。后来大家体力都不行了，我作为主治医生上去接着做，一直做到第二天晚上，手术才勉强结束，但最后这个病人依然走了。
从这件事情中，我感受到一点：病因是清楚的，发生出血的那个点也是清楚的，但是我们要到达这个点，会遇到非常多重要的结构。为了把血止住、把畸形血管切出来，就必须打开、分离脑组织，在这个过程中会造成出血、脑组织损伤。你可以把病灶完整拿出来，但是这个代价病人承受不了。
这件事情让我特别特别郁闷。我就在想，如果有一种方法能够直接到达病变的地方，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简单。但那个时候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技术。后来我看到神经介入技术以后，就觉得：“哇，太棒了，这应该就是未来的方向。”那个病人如果当时有这个技术，他就不会死在手术台上。以前救不了的病人，现在完全可以救治。
Q：从医40多年，从救治一个病人，到推动一种模式、一项技术走向全国乃至世界，您对“治病救人”这四个字的理解发生过变化吗？
刘建民：我觉得没有变化。40多年一路走过来，初心一直是“治病救人”，但是在每一个阶段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
到今天，我们更大的责任，是怎么样让全国乃至全球更多医生，能够按照最新的证据、最新的方法、最新的指南去服务更多病人，让更多病人获益。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要为证据、为指南、为新方法贡献更多自己的力量。
现在中国发展这么快，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的证据、中国的器械越来越多。我们的贡献不仅仅是服务全国患者，也是服务全球患者。
既然为医，就一定要把病人的需求放在首位。我们要大胆创新、大胆突破、大胆探索，为患者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病人第一，规范创新。
来源：看看新闻Knews《执牛耳者》
编辑：朱文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