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温雅
原刊于《书城》2026年11月号
在浪漫主义时期，自然科学与文学想象深度杂糅，跨越生命边界的含羞草（Mimosa pudica）是其典型。含羞草经历了从自然实体，演变为承载文化与哲学思考的文学意象这一过程。从林奈的拟人命名到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的诗性书写，含羞草被赋予了特殊的性别与文化意涵，进而引发了关于“植物感知”的跨学科探讨。
在玛丽·雪莱（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的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中，疯狂的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故事“发源于某个不起眼、几乎为人所遗忘的地方”（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刘新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8页）：大约十五岁时，维克多目睹一道雷电劈开寓所附近一棵古老而秀美的橡树，次日早晨，老橡树“不仅被雷电击成碎片，而且整个地被劈成了条条碎丝”（同上书，第31页）。从此以后，维克多便从研究中世纪炼金术转向探索现代科学。象征科学的雷电摧毁了代表自然的橡树，这种震撼激发了维克多的内在驱动力，使他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知识，而是主动以“科学”的手段填补自己内心对生命奥秘的探究欲。在自然科学与人文思想发生巨变的浪漫主义时期，人们的科学思考往往充满艺术化的想象，而艺术家的自我意识也常借由科学来表达。这两种领域的交融，深刻地塑造了我们对现代社会的诸多看法。因此，这一时期人们在自然历史探究中发现的某些新事物，既是科学研究的物质实体，也是艺术与哲学的灵感来源。
含羞草“植物感知”的科学建构
划定动物与植物边界的标准是什么？主张功利主义的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他一八一六年出版的《功利主义示范学校纲要》（Chrestomathia）中，这样界定不同门类的自然科学：“在矿物学中，将呈现那些没有生命迹象的物体与物质；在植物学中，将呈现那些植物性的生命物体，它们拥有诞生、生长和死亡，但就目前所显示，并不具备感觉；在动物学中，将呈现那些动物性生命的物体，它们不仅像植物那样有诞生、生长和死亡，还有感觉，并且就目前所显示，还具备或多或少的思维活动。”（除了特别说明，译文为本文作者译，下同）这一分类思想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到近代似乎已成为一种常识。然而，含羞草被触碰后便会回缩，叶片合拢，叶柄耷拉下去——含羞草有“感觉”吗？植物到底是否具备感知能力？“感觉”究竟意味着什么？
其实，早在一七五三年，植物“双名法”的创立者卡尔·林奈在《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中对植物进行分类和命名时，就已经关注到含羞草的特殊性。林奈将它与其他同属“Mimosa”（含羞草属）的植物区分开来，选择“pudica”作为该植物的种加词（源于拉丁语形容词“pudicus”，意为“谦逊的”或“害羞的”），从而将一种拟人化的文化意象融入了严谨的植物学命名法中。与此同时，又因为林奈采用性系统给开花植物分类，而含羞草属于多雄蕊纲，有多枚雄蕊和一枚雌蕊，这导致许多作家沿着林奈的思路，将含羞草与女性以及敏感的特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七九一年，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的“植物诗作”《植物之爱》（Loves of the Plants）出版，作者在开头的序言中就表明，作品宗旨是要将想象力统归到科学之下，引导读者从诗歌意象的宽泛类比转向哲学理性推论的严密类比，并向读者极力推荐瑞典自然科学家林奈的著作。在第一章，达尔文就提及含羞草：“带着敏觉而柔弱，贞洁的含羞草伫立，/每遇粗猛触碰，便缩回羞怯的叶瓣……面对将至的夜色，她闭上甜美的眼睑；/她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初生的晨光。”在注释中，达尔文指出含羞草叶片闭合的两个条件分别是外力触碰和黑暗。他将含羞草放在黑暗的房间里，直到天亮后数小时才将其放在光线下，这时候叶片才舒展开来。他一方面对含羞草的闭合机制进行观察和分析，另一方面则用诗性、想象的语言赋予含羞草人格化的特质，显然，这一人格也特别地指向女性。在后面的诗句中，达尔文把她描绘成东方新娘，她缓缓地走向夫君的后宫：“她蒙着面纱，端庄又带着羞怯的骄傲，/像一位东方新娘，缓缓走向清真寺；/在那里，她用温柔的誓言，记录永恒的爱意，/她是夫君那华美后宫里的女王。”含羞草本身加上东方主义的想象，连同男性中心的幻想，共同将一个自然物质实体推向了包含文化价值观、科学探索乃至哲学问题的跨学科范畴。
在十八世纪末期，植物学被看作是一门适合女性的科学，而且在当时主流的性别意识形态下备受推崇。在这一时期的英国，职业女作家增加，植物学科普写作因此打上了女性的印记。她们将自己所拥有的专业植物学知识融入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科普书写和诗歌创作中，这些作品同样是浪漫主义时期文学的重要形态。例如，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于一八〇四年出版《博物学入门：对话和诗歌选集》（Conversations Introducing Poetry: Chiefly on Subjects of Natural History），她笔下的含羞草，虽然同样敏感和娇嫩，却因这与众不同的特质被诗人认为是傲慢和造作：“冷热都让你烦扰，/总是嫌少又嫌多；/仿佛被狂风牢牢掌控，/一阵微风便让叶片收拢，/哪怕最轻柔的触碰，也教你颤抖。”诗句中起主导作用的不再是男性，而是充当教育者角色的母亲，她引导读者通过植物的特征反思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这本书中，更多的文体篇幅是针对不同主题的对话和评论。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科普女作家，喜欢用“亲切的文体”（familiar format）即书信和对话的叙述形式，打造家庭或以家庭为基础的非正式场景，塑造充满母性的导师角色（安·希黛儿《花神的女儿：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1760—1860]》，姜虹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15页），简·马塞特（Jane Marcet）在完成《化学对话》（Conversations on Chemistry）后，将科普方向转向植物学，并于一八二九年出版了《植物生理学对话》（Conversations on Vegetable Physiology）。在全书的第一场对话中，老师B夫人就和两名女学生就动物与植物在生命表现形式上的区别展开了讨论，当B夫人提到植物不具备感知能力时，艾米丽就以含羞草为例，提出了质疑。
艾米丽：可是B夫人，含羞草一碰到就会收缩，看上去明明是有感知力的呀。
B夫人：但我怀疑这只是表象而已。最近确实有一些巧妙的实验，似乎支持植物也有某种感知能力的观点；甚至让人觉得，植物体内可能存在类似动物神经系统的结构，这也并非不可能。
卡罗琳：那含羞草在花神的宫廷里，肯定就是个多愁善感的娇小姐了。不过，这些实验是怎么做的呢？
接着，B夫人介绍了一个实验：将作用于神经系统的毒素滴在含羞草上，导致其植物神经器官无法恢复敏感度。这个实验说明，植物虽然不具备动物意义上的“感觉”，但同样具有应激性和收缩能力。我们能够观察到，这段对话不再像达尔文的诗歌一样，用宽泛的比喻赋予含羞草以意志；B夫人只是通过当时一系列的实验，向艾米丽和卡罗琳教授植物生理学，她认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植物能够感受到快乐或痛苦。尽管简·马塞特创作的是科普读本，但为了读者能获得权威的科学知识，她几乎摒弃了将含羞草性别化的寓言式写作，而选择在资料呈现和趣味性中作出平衡。B夫人，或者说作者本人有意回避了卡罗琳关于含羞草的神话式畅想，转而说明各种实验的过程，描述含羞草的语言因而在幻想的文学性和客观的科学性中产生了张力。
《花神的女儿：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
科学与性别（1760—1860）》
[加拿大]安·希黛儿 著
姜虹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十九世纪初，“植物是否有感觉”尚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开放性问题，其处境一如今日人们对地外生命的争议：证据不足以确证，却也不足以否定。一八〇九年，当时的植物学泰斗之一詹姆斯·爱德华·史密斯（James Edward Smith）在他编撰的植物学教材第一章表示“我们绝对无法证实植物没有感知能力”，他提出疑问：
植物拥有生命、应激性与自主活动能力，会本能地驱使自身器官趋向合乎天性、有益生存的事物，也会随着需求得到满足而茁壮生长。那么，它们在行使生命机能时，即便感知能力十分微弱，难道就不会产生些许知觉，并由此体会到相应的愉悦吗？
看见含羞草，看见自然本身，扩大了人对于自身以外事物的理解。同时，对事物与人之间关系的思索不仅使人能保持敬畏，而且加深了人对自身的认识，使人思考：人的感知是真实的吗？人能否确实地感受快乐和痛苦？
感知与怀疑：
雪莱《含羞草》的诗学逻辑
诗人济慈决意要告别医学生涯，遵循他本能中对诗歌的热爱时，在信中发出了他整个创作生涯的宣言：“但愿人们能够靠感觉而不是理智来生活！”（约翰·济慈《济慈书信选》，王昕若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9页）想必此时的济慈所说“感觉”的定义，并不像他曾经在盖伊医院做学生时留下的笔记中所记的：“‘感官’是作用于神经末梢并传递至大脑的印象……”诗人的感受力，并非对刺激的机械反应，更不限于纯粹的感官体验，而是一种自我意识随外界变迁而流动的经验的集合。对于诗歌创作，这种“敏感”分外重要。“敏感植物”含羞草以及对相关的植物生命能动性和情感能力的探索，恰逢其时地成了诗人思考自我对外界感受的场域。
《雪莱抒情诗选》
[英]雪莱 著
查良铮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一八二〇年三月，诗人雪莱在比萨的朋友家中借住时，创作了诗作《含羞草》（“The Sensitive Plant”）。而在此之前不久的一八一八年，他与玛丽曾遭受幼女克拉拉夭折的悲痛。在雪莱去世后，玛丽将雪莱作品按时间整理并写下题记，在有关一八一九年诗歌的题记中，她提到雪莱热切地站在受苦受难的人民一边，“曾有意发表一系列专为评述他们的处境和委屈而写的诗歌……但是在那些言禁森严的日子里不可能刊印”（雪莱《雪莱全集[第一卷：抒情诗]》，江枫编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18页）。可以说，雪莱在创作《含羞草》前后，正处在一种饱受折磨而质疑自我的心境里，他那敏感的诗人的神经促使他看到含羞草所具备的独特气质：“可是在花园、田野、或丛莽间/谁能如此快乐地喘息和抖颤，/像日午感于爱之需求的母鹿？/或是那含羞草，敏感而孤独？”（《雪莱抒情诗选》，查良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79页）《含羞草》是一首长诗，第一、二、三部后是六个诗节的结语，尽管这首诗大部分叙事内容是缥缈的象征，所指向的意义飘忽不定，但单从雪莱最后的结语看，这首诗的主旨似乎很清晰，即自然花园和女神所代表的爱、美和喜悦永恒不变，会消逝的只是人对它们的感受：
那美好的花园，那动人的女郎，
还有那一切美的形影和色香，
其实并没有消逝；不过是我们
和我们的一切变化了，而非它们。
因为爱、美和喜悦不会死去，
也不会变化；它们的威力
能超越我们的感官：而这感官
经不住光亮，因为本身太幽暗。
（同上书，第94页）
有研究者结合雪莱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推崇，将诗歌总结为：人类的灵魂不灭而永恒，只有肉体会消亡；获取真理，可以使肉体脱离桎梏而永存于天地（刘晓春《灵魂对肉身的消解：雪莱〈含羞草〉的隐喻之谜》，《国外文学》2011年第1期）。但是，若带着诗末的寓意返回，会发现明显的矛盾之处：那些秋日和冬日的意象是如此丑陋和恐怖，关于爱、美和喜悦的事物并没有随着春天到来而复苏，自然的衰败、生灵的逝去在诗歌中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布鲁姆在《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中说：“和雪莱所有重要诗篇一样，《含羞草》也是一部怀疑主义的作品，在此，怀疑主义就表现为对人类的一种认识能力，即在变化和衰败的必然性循环中自然的或想象的价值还能不能继续存在，持一种危险的、悬而不决的怀疑态度。”（哈罗德·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吴琼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4页）诗歌最后的结语似乎并没有给忧郁中枯萎的含羞草以希望，同样也难以给予读者安慰。那么，在诗歌繁复的铺陈中，究竟隐藏了怎样的诗学逻辑，使得雪莱要让含羞草这具有含混意义的植物作为核心主体呢？
诗歌开篇，雪莱以柔和的语调介绍了触发含羞草运动反应的条件之一，即昼夜变化：“花园里有一棵敏感的植物，/早春的风喂给它银色的露珠，/它扇形的叶子在阳光下展开，/等受到夜之吻，又合拢起来。”（《雪莱抒情诗选》，第79页）第一部里，春天的花园百花复苏，诗人的描述极其细腻：“望着溪水中自己眼睛”的水仙，“解开艳红胸衣”的玫瑰和“举着月光色酒杯”的百合，在诗句中被详尽地描述，尽情地舒展。众多花朵相互依偎，“像是饱含青春和恋情的爱侣/必为彼此的气氛围裹与充盈”，独有雪莱看到了含羞草孤独的一面：
但敏感的含羞草虽爱得真挚，
它从叶到根都结不出果实，
它越是被爱，便越要爱别人，
而别的花只是求索它的爱情——
因为含羞草没有灿烂的花开，
上天没有赋予它芳泽与光彩；
它爱得最深挚，像爱神一样陶醉，
它渴求它所没有的，它渴求美！
实际上，含羞草可以开花，也能够结果。雪莱所描述的含羞草，和科学家们所命名和分类的含羞草，究竟是否为同一个植物呢？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评论家埃德蒙·戈斯（Edmund Gosse）也有同样的疑问，他认为，现实中含羞草的核心特征是受触碰后会闭合叶片，而雪莱笔下的含羞草只是随昼夜明暗交替开合；另外，比萨及意大利多数地区冬季有霜冻，露天庭院里含羞草根本无法存活，但若无霜冻，诗作以植物凋零为隐喻的悲剧的立意便无法成立。浪漫主义时期是一个科学狂飙突进的时代，雪莱很可能对含羞草的知识有一些模糊的了解，也可能听过含羞草或许具备情感能力的讨论。但更有可能的是，雪莱并不需要在诗歌中刻意追求植物学层面的严谨，而是出于自我意识的投射，将他敏感多情、孤独自恃的精神品性寄托在含羞草上。可以说，爱得热烈、渴求美好的含羞草，就是敏感的诗人自己。
诗歌第二部中，照料花园、管辖群花的女神，具备和含羞草同样的特质，她“在人间孤独得没有伴侣”，她深爱着花园和其中的芳花，送走害虫，照顾无害的蜜蜂、蜉蝣和飞蛾，但在秋天到来之前，她却死了——正如一年生的含羞草，在夏日盛放后走向衰败。据埃德蒙·戈斯介绍，《含羞草》的灵感原型是雪莱一家在比萨的邻居蒙特卡舍尔夫人（Lady Mountcashell），诗歌中的花园也以她的庭院为实景蓝本。在一八二〇年四月，也就是诗作写成的一个月后，雪莱在给利·亨特的信中对她大加赞美：“你可以把它当作我的命运，凡到一处，要么找到，要么想象有一位四十五岁的女性，她不带偏见，又有哲学气味，深深地表现出这个年龄的最佳、最优秀的精神状态，落落大方，脾气也与我相近。这位女士正是这种人。”（雪莱《雪莱全集[第七卷：书信下]》，江枫编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1页）她和雪莱一家有着深远的联系，玛丽·雪莱的母亲、著名女权运动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曾是蒙特卡舍尔夫人的家庭教师。早年蒙特卡舍尔夫人是共和主义者和女权运动积极分子之一，因牵涉到政治暴动而抛下一切来到意大利。写作《雪莱传》（Life of Shelley）的托马斯·梅德温（Thomas Medwin）坦言，现实中的庭院毫无诗意、平淡无奇，远不及诗中那伊甸园的景象。现实中的蒙特卡舍尔夫人遇到雪莱时其实已经年近五十，并非有着诗作里仙女那纤细灵动的形象。早在二十年前，玛丽的父亲威廉·葛德温（William Godwin）就曾形容蒙特卡舍尔夫人身材壮硕高大。一八二二年，雪莱结识威廉斯夫妇，他在信里又追加了《含羞草》的另一个原型：“威廉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之一，他的妻子珍妮非常讨人喜欢，我们一致认为，她正好就是我在《含羞草》中所描写的那位女士的准确原型，虽然这一定是一种纯粹的‘预识’，因为那首诗写在我认识她以前一年。”（《雪莱全集[第七卷：书信下]》，江枫编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08页）原型是谁，或许并不重要，雪莱要放置的，只是诗人的心灵在不同时期对于美和爱的感知。但是，这份感知在诗歌第三部中，随着女神的死亡骤然消失了。
敏感的含羞草率先感受到死亡的气息，“到了第四日，敏感的含羞草/感到了葬歌在空中缭绕”，蔷薇、百合、印度花草纷纷枯败，毒草丛生，污秽的浮渣和致命的雾气摧残了花园。《雪莱传：追求》（Shelley: The Pursuit）的作者理查德·霍姆斯（Richard Holmes）评价雪莱一八二〇年三月和四月的创作时，认为“语言和隐喻凸显出过度、漫无目的的暴力特点”。雪莱的语言此刻充满反感和憎恶的力量，含羞草“像被邪魔附了体，/它哭着，它的叶子紧紧闭起，/被那叶片所闭住的泪珠/都变成了冷而黏的胶状物”（《雪莱抒情诗选》，第92页）。紧接着，便是叶片凋落、枝干枯断。直到春雨滴落，冬天过去后，“含羞草已成了无叶的残骸；可是毒菌，羊蹄草，毒麦，曼陀罗，/却从它们的墓墟里死而复活”（同上书，第93页）。
是否含羞草感到了春天？
是否其他植物（在凋枯前
像精灵似的在枝叶中端坐）
感到了这一变化？我很难说。
（同上）
此刻，正如布鲁姆所说，雪莱的怀疑主义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含羞草是否能够感受到快乐或痛苦？敏感的诗人，乃至自然界中的所有人类所拥有的“感觉”究竟是什么？含羞草死去了，神女之灵也已消散，“……我们这一生/既然充满了谬误、愚昧、纷争，/无所谓真实，一切都是表相，/而我们只是梦影在游荡”（同上书，第94页）。只有当对美、爱和喜悦的感受遭到质疑，只有当人类古老的既定经验被重新审视时，我们才能继续对死亡本身的怀疑：“至少，让我们怀有一个信念，/这信念呵，会给人以慰安，/那就是：死亡本身也必然/像其他的事物，是一场空幻。”（同上）厄尔·R. 沃瑟曼（Earl R. Wasserman）在他的专著《雪莱：一种批评性解读》（Shelley: A Critical Reading）中解读《含羞草》时，详细地分析了诗歌中关于繁星、天空的隐喻，以此与花园和众花相对照，来证明结语中“爱、美和喜悦”的永恒就是自然的循环和恒常。笔者认为，雪莱的重点不在于说明那些永远不变的美好感受，而在于对所有感受的质疑。希望可能是虚幻的，因此，痛苦才可能同样是虚幻的，“谬误、愚昧和纷争”才会失去原有的威力，让敏感的诗人得到一丝慰藉。
诗人的自我与时代的反思
雪莱笔下含羞草与诗人自我的精神认同，在跨语言的传递中找到了回响。最早将《含羞草》译介入中国的苏曼殊，本人也“属于这类具有敏锐感受力的诗人”，“含羞草已经成为他心中感受美和爱的特征”（张静《雪莱在中国[1905—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53页）。苏曼殊译雪莱，某种意义上是以译笔完成了一次自我辨认。自《含羞草》起，这种以诗自况的写作不断延伸，在雪莱自己身上，已然构成了命运的预言。
一八二一年，济慈因肺结核在罗马去世，当时同在意大利的雪莱极为痛苦、愤慨，认为《每季评论》中对济慈的抨击和济慈的病情存在必然联系。雪莱为济慈写了一首著名的悼亡诗《阿童尼》（“Adonais”），在前记里表明了他的立场：“我这篇不成样的诗所追忆和哀悼的人，他的天性既美丽而又脆弱；当然，在毒虫蔓生的地方，何怪乎年轻的花朵未放苞而即凋残？《每季评论》对他的《恩狄米安》的粗暴批评，在他敏感的心灵上造成最强烈的印象；由此而生的激动使肺叶的血管崩裂了……”（《雪莱抒情诗选》，第269页）。济慈的死亡，对于雪莱敏感的心灵无疑也是极大的震撼。可以看到，他形容济慈所面对的严苛的批评环境，酷似《含羞草》里冬日破败的花园。雪莱哀悼济慈，“未尝不是借别人的不幸来哀悼/他自己的”，当他目睹济慈的处境时，会不会思考一个敏感的诗人最终必然走向败亡的结局？在《阿童尼》后半的诗行里，雪莱逐渐走出悲伤的情绪，显现出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最凝结的实质：“在时间的苍穹上，灿烂的星斗/可能被遮暗，但永远不会消亡；/它们像日月，升到应有的高度，/而死亡只是低迷的雾，能遮上/但却抹不掉那明光。”（同上书，第292页）无论如何，在一个变幻的时代，雪莱选择相信希望常在，选择相信痛苦和死亡是虚幻，尽管他的心常常犹疑。在写完《阿童尼》后不久，雪莱意外溺水而亡。这首悼亡诗与诗人的命运形成了互文，正如玛丽在有关一八二二年的诗歌题记中所评述的：“《阿童尼》有一大部分，对雪莱的身世比对他所哀悼的那位有才华的年轻诗人似乎更加贴切。”“每一首诗及其所记录的事件都和最后那场致命的灾难有着神秘的联系。”（《雪莱全集[第一卷：抒情诗]》，第447、448页）敏感的诗人预见了他的死亡，也将他以生命诠释的浪漫主义精神烙印在世人心里。雪莱之后，同样还有诗人借由含羞草谈及死亡，《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的长期撰稿人约翰·伊格尔斯（John Eagles）在一八三五年五月发表了几首诗，其中就有一首同样名为《含羞草》（“The Sensitive Plant”）。短短的几行诗中，他主要描绘了一株在旷野的狂风中不断被摇撼的含羞草，娇弱的它扛不住风暴的不公，归于死亡。诗歌最后说道：“世上最好、最美、最成熟的一切终归于死亡/而死亡会将它们移栽到更美好的世界。”
或是因为雪莱的《含羞草》被不断地阅读和传播，又或是含羞草敏感的特质引发了更多创作者的共鸣，逐渐地，含羞草被凝练得更像是一个文化符号、文学意象，适用的对象也从女性扩展成那些拥有感受力、具备内倾气质的人。安妮·勃朗特（Anne Brontë）在小说《女房客》（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中，通过女主人公的叙述，描绘了一场聚会中形形色色不同性格的人，她笔下的劳伦斯先生冷淡、沉默，却并非出于傲慢，而是由于一种难以克服的羞怯：“我深信他的这种态度并非由于傲慢和对自己的朋友们缺乏信任，而是出于一种病态心理，感到难以启口，同时也出于一种古怪的羞怯感，对此他自己是觉察到的，然而却无力克服。他的心犹如一株含羞草，只在阳光下绽开那么一会儿，但被人的手指轻轻地一触或者被微风轻轻地一拂便蜷缩起来。”（安妮·勃朗特《女房客》，莲可、西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31页）一八九〇年，远在东方的日本作家森鸥外也在自传性小说《舞姬》里描绘了留学德国时难以融入的男主人公的形象：“我的性情就像含羞草一样地，一碰着外物便会萎缩下来。我的心真像一位娇羞的处女。”（森鸥外《舞姬》，林雪清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第10页）
《女房客》
[英]安妮·勃朗特 著
莲可 西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版
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期，含羞草始终处于科学和想象的交汇处。含羞草引发的思考和探索并不止于植物学内部，在雪莱的诗歌中，它指向了更深刻的认识论问题。更进一步说，此类科学探究并不局限于具体实体，更引发了对人类长期以来的世界观的颠覆。例如，解剖青蛙后对生物电的研究，引发了生命是否能被物理或电学规律完全解释的深刻思考；显微镜的普及则揭示了草履虫、纤毛虫等原生生物的存在，挑战了“自然发生论”，并将生命起源的追问推向了新的维度。这些在浪漫主义时期出现的科学发现，因动摇了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和对生命本质的传统认知，使作家们在敬畏与好奇并存的心态下，得以开拓前所未有的文学题材。在面对这些前沿科学探究时，浪漫主义作家一方面对可能动摇宗教信仰和既有世界观的趋势感到忧虑，另一方面又被科学的奥秘所吸引。这种复杂心态驱使他们将科学的惊奇与哲学思考转化为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叙事，用于探索人与自然、创造与伦理等宏大主题。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来说，这些物质的谜团早已不再神秘，但科学——我们所发明和发现的新事物——会带来什么？它是否会将我们自己倾覆？这样的恐惧和好奇依然持续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