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签下《辛丑条约》的那一年，当时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曾和一位中国世家子弟提起列强即将对中国实施的军备进口限制。这个年轻的中国人没有立刻回应。他拿起茶几上一只青花小杯，慢慢转了一圈，指着杯底一圈细密的裂纹说：“很好，这将迫使我们成为生产者。”他放下杯子，目光未抬：“且请记住我的话，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出口商。不仅那样，而且还会比现在你们的制造商卖得更便宜。”
罗伯特·赫德执掌清帝国海关近半个世纪，是晚清最具影响力的在华洋员之一，曾受双眼花翎、黄马褂，死后追赠太子太保。他听得懂京腔，认得“四书”，也熟悉伦敦金融城的每一笔账目。他在日记里写道：“中国将会有很长时期的挣扎，还会做错很多的事情和遭受极大的灾难。但或迟或早，这个国家将会以健康的、强大的、经验老到的姿态呈现于世界，并拥有这个世界强加给她的军事力量。而且，既然她必须拥有，也必将拥有最好的武器，最适当的训练，最高级的教育。士兵的数量将视人口的允许和情况的需要而定，士兵的质量将会一代胜过一代。”
以上的内容出自《规模制胜：大一统、知识传播与技术跃迁》一书的前言部分，这部著作讲述了两千年“大一统”所沉淀的超大规模组织能力，在现代工业与智能革命时代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力，以此解释当代中国完成的技术跃迁与增长奇迹。
《规模制胜：大一统、知识传播与技术跃迁》
张军 张延人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26年10月
88.00元
ISBN：978-7-5426-9351-8
长期以来，关于东西方大分流的主流叙事一直由西方主导。它将近现代西方的技术跃迁视为某种特定制度模板的产物，却把标准模板之外的中国崛起看作一个“例外”。本书试图跳出用现成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惯性，转而从大历史中提炼出“组织规模”这一核心线索，将其视为决定技术创新能否从局部突破走向持续迭代的真正基石，并以此重新阐释中国工业化与前沿产业突破的底层逻辑。在这一视角下，当代中国完成的技术跃迁与增长奇迹，就不再是西方叙事中的反常现象，而是两千年“大一统”所沉淀的超大规模组织能力，在现代工业与智能革命时代迎来的结构性释放。这一理论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线性增长叙事，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一条既有现实解释力，又能与国际学界对话的新路径。
作者介绍
张军，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一级教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其长期从事中国经济转型与制度变迁研究，在《美国经济期刊》（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比较经济研究》（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以及《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
张延人，现就职于复旦发展研究院，任复旦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院秘书长。其长期从事组织变革与技术创新研究，相关成果已发表于《经济学与管理战略》（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人口经济学》（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银行与金融》（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经济动力与控制》（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以及《经济研究》等国内外权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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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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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节 预言与谜题
第二节 内容概述
第三节 关于叙述风格
第一章 大分流的解释拼图
第一节 “马尔萨斯陷阱”与大分流
第二节 产权、竞争与包容性制度
第三节 国家意志与能力
第四节 知识如何从无用到有用
第二章 平行世界里的工业文明
第一节 制度的趋同演化
第二节 国家能力与市场“真空”
第三节 斯密型增长与库兹涅茨型增长
第三章 社会组织的伯格曼法则
第一节 当爱迪生遇到特斯拉
第二节 一个方格模型：知识增长的底层逻辑
第三节 通用性的几何本质
第四节 规模塑造的通用知识
第四章 星星之火，何以燎原
第一节 阿基米德的微积分为何失传
第二节 卡诺的思想如何逃过知识的沉没
第三节 波利尼西亚人为什么会丢失航海术
第五章 引领还是跟随
第一节 发明归属的历史错觉
第二节 日不落帝国的日落
第三节 组织规模如何塑造策略优势
第六章 负知识与容错性
第一节 失败如何变成路标
第二节 海森堡能不能造出原子弹
第三节 电动车的弯道超车
第四节 “长期主义”从哪里来
第七章 突破与撕裂
第一节 把大象关进冰箱里
第二节 技术突破与组织撕裂
第三节 强国家与组织缝合
第四节 美国版“大一统”
第八章 “大一统”要趁早
第一节 提前来到的组织革命
第二节 最及时的缝合
第三节 错失的窗口
第九章 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
第一节 作为政治本能的“大一统”
第二节 又见伯格曼法则
第三节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第十章 “意义系统”与身份认同
第一节 “意义系统”的扩张
第二节 一小步，一大步
第三节 叙事的战争
第四节 被撕裂的边缘
第十一章 基于科层的直接管理
第一节 组织空洞与规模陷阱
第二节 信息压缩的艺术
第三节 “不要相信，要验证”
第四节 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
第十二章 “大一统”的自我强化
第一节 乔治，为什么不试试开科取士
第二节 海外有孤忠
第三节 科举与边疆整合
第十三章 复兴的隐喻
第一节 繁枝易取，深根难移
第二节 醒狮的隐喻
第三节 知识节点的规模化生产
第十四章 智能时代的巨人之战
第一节 智能革命的底座
第二节 封锁还是锁定
第三节 太平洋对岸的镜像辩论
参考文献
预言与谜题
——《规模制胜》前言第一节
1901年夏末，北京。空气中尚浮着未散的硝烟。八国联军的马蹄踏过正阳门大街的碎石瓦砾，留下深浅不一的印痕——仿佛一串被强行刻入历史的标点。紫禁城角楼的琉璃瓦在夕照下泛着冷光，黄龙旗低垂于旗杆，一半被风卷起，一半沉入尘埃。
西什库教堂断墙旁，战斗早已结束。一名武卫前军士兵蹲在泥地上，怀中抱着一支曼利夏步枪，正用刺刀削一根木棍。刀鞘早已遗落，枪膛里也没有子弹。数丈之外，德国海军第三营的士兵正将一箱箱崭新的毛瑟Gewehr 98步枪装上马车，准备运往天津港。枪管泛着幽蓝冷光，德语铭文清晰可辨——每一支都比中国士兵那支旧枪打得更远、更准、更快。
就在几天前，清政府签下了《辛丑条约》，向西方列强共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还清——“人均一两，以示羞辱”[1]。与此同时，列强在条约第五条中规定，禁止向中国出口武器、弹药，以及一切可用于制造军用物资的设备和材料。
此时，一个名叫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2]的英国人正坐在东交民巷总税务司署的书房里写日记。他执掌清帝国海关近半个世纪，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纯粹的洋人”——他听得懂京腔，认得“四书”，也熟悉伦敦金融城的每一笔账目。他在日记里写道：“中国将会有很长时期的挣扎，还会做错很多的事情和遭受极大的灾难。但或迟或早，这个国家将会以健康的、强大的、经验老到的姿态呈现于世界，并拥有这个世界强加给她的军事力量。而且，既然她必须拥有，也必将拥有最好的武器，最适当的训练，最高级的教育。士兵的数量将视人口的允许和情况的需要而定，士兵的质量将会一代胜过一代。”
同一年，赫德在日记中还记下了另一段对话。对方是一位中国的世家子弟。赫德向他提起列强即将对中国实施军备进口限制。这个年轻的中国人没有立刻回应。他拿起茶几上一只青花小杯，慢慢转了一圈，指着杯底一圈细密的裂纹说：“很好，这将迫使我们成为生产者。”他放下杯子，目光未抬：“且请记住我的话，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出口商。不仅那样，而且还会比现在你们的制造商卖得更便宜。”
一百二十多年后，赫德写进日记里的文字应验了。那句“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出口商”，已化作穿行全球天空的无人机、重塑道路与能源系统的电动汽车，以及铺展在现代工厂深处的工业机器人矩阵。当无眠的机械臂与AI代码接管流水线，一场由工程能力、产业协同与技术迭代共同推动的效率革命就此展开。中国制造也由此不断把前沿技术推向规模化应用，将许多曾经遥远的未来，变成世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今天回头去看，1901年正是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像一个即将重新站起来的国家。它更像一堆被打散的材料：人口众多、土地辽阔、历史悠久，可这些要素只是堆在那里，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力量。赫德为什么这么看好中国？那位不知名的中国年轻人又凭什么如此自信？若置身那个年份向前望去，你很难想象，后来那些工厂、铁路、机床、实验室、港口、工程师与绵密的供应链，究竟是从哪里生长出来的。
谜题恰恰就在这里：此后一个多世纪，尽管科技门槛急遽攀升、知识复杂度持续爆炸，这个后发国家仍在相对短促的历史时期内完成了覆盖十几亿人口的大规模工业化，并继续向信息化、数据化推进，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技术跃迁[3]。围绕这个问题，人们给出过很多答案：儒家文化对教育的重视，勤劳节俭的生活习惯，庞大的人口红利，市场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后发优势带来的追赶空间，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它们都触及了部分事实，却似乎都还没有真正抵达问题的核心。
症结也许在于，我们太容易把最显眼的东西当成真正原因。人口、土地、工厂、资本和政策都像“培育”植物的土壤，庞大而可见；但真正决定植物生长的，可能是某种更无形、更难察觉的结构性力量。要校准这种直觉，可以从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开始：一棵树，到底从哪里长出来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把目光暂时从近现代中国移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帕萨迪纳（Pasadena）的一个午后。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ltech）一间不大的阶梯教室里坐满了学生。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4]站在黑板前，衬衫袖口随意卷了两道，手里捏着粉笔，出神地望着窗外那棵枝叶浓密的橡树。
“17世纪，”他开口了，“荷兰人范·海尔蒙特（Jan Baptista van Helmont）做过一个实验：他把一棵五磅重的柳树苗种进两百磅干土里。五年后，树长到一百六十九磅三盎司，而土壤只少了两盎司[5]。”他顿了顿：“所以那多出来的一百六十四磅是从哪儿来的？”台下一片安静，有人低头翻笔记，有人盯着他手里的粉笔。“实际上，树体中最关键的那部分物质——构成木材骨架的碳——几乎全部来自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CO2”。
他放下粉笔，问道：“这意味着什么？”没人回答。“这意味着，树不是从土壤里长出来的，而是从空气里长出来的。”他继续望着窗外那棵橡树：“所以，我们日常关于树的直觉在根本上就是颠倒的。任何一株植物，哪怕是整片亚马孙森林，真正的生长方式从来不是‘扎根于土壤而壮大’，而是‘泡’在空气里，把看不见的东西一点点变成枝干、树皮和叶子。至于泥土，它几乎只负责固定这团不断生长的生命。”
这个关于树从哪里长出来的“误解”其实揭示了一个更普遍的事实：人类的直觉总会把注意力拽向那些巨大、坚硬、可见、可触、仿佛位于“下方”的东西，而忽略那些真正决定结果的结构、流程和隐藏变量。我们之所以总觉得树是从土壤里长出来的，一方面是因为土壤比空气更容易被感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的空间直觉天然倾向于把“下面的东西”理解为基础、来源和原因。一眼可见的土壤托住了树，于是我们便误以为土壤生成了树；透明的空气包围着树，却因无形无状，反而退出了因果叙事。科学研究要求我们做的，恰恰就是把目光从最显眼的地方移开，去追问一句：树到底是从哪里长出来的？费曼通过这个问题来提醒所有人：不要轻易向直觉投降。直觉给我们的只是世界的第一印象，而不是世界的真实结构。
而这也正是我们撰写本书的目的。在关于技术革命与民族复兴的伟大史诗里，人们总是本能地把注意力投向那些看得见的支撑物：辽阔的土地、轰鸣的工厂、奔流的资本、彻夜灯火的大学、穿山越岭的高铁、连通四海的机场。而我们想做的，就是让读者把目光从那些最容易占据叙事中心的事物上稍稍移开，从这些壮丽图景的背面去辨认那些真正支配结果，却往往隐而不显的结构：知识如何传播，如何被保存，如何在一个规模足够大的组织内部彼此连接、相互激发，使得天才的洞见不至于熄灭，并最终转化为持续增长的力量。
因而，当我们重新审视赫德笔下的那位年轻人时，便会发现，他的预言绝不仅仅是对民族自尊的守护。他真正宣告的不是物理层面上的“我们终将造出更好更便宜的工业产品”，而是演化层面上的对抗：“当你们切断我们的输入，我们会学会自己生成。”他赌的，不是某个人的天才，不是某项技术的突破。他赌的是，我们这个文明有能力把亿万人组织成一个规模足够庞大的系统，让知识不散、经验不灭、改进不绝。这种能力，不能被购买，很难被模仿，极少被理解。它像空气一样无形，却像重力一样真实——你感觉不到它，直到你试图在真空中种出一棵树。
注释：
[1]当时中国人口约4.5亿人，列强蓄意将赔款本金定为4.5亿两白银（连本带息近10亿两），分39年还清。此举意在让每个中国人各摊一两，这不仅是经济掠夺，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惩罚与刻意羞辱。
[2]罗伯特·赫德（1835—1911），英国人，长期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是晚清最具影响力的在华洋员之一，深度参与海关、外交、邮政及近代化事务。清政府对赫德的态度颇为矛盾。他生前获授双眼花翎、黄马褂，生后更被追赠太子太保——这是清代唯一获此殊荣的外国人。李鸿章称其“心向中朝，实为罕见”，张之洞则提醒“其法可借，其人不可恃”。这种既倚重又戒备的态度，恰恰映照出晚清在技术理性与主权焦虑之间的摇摆。赫德关于中国的观察主要见《北京的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中国海关，1868—1907）》（The I.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及《走进中国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s， 1854-1863）等。
[3]中国的技术跃迁并非简单“跨越工业时代”，而是在超大人口规模上，将工业化、信息化与数字化进程压缩并行推进。作为后发国家，它先通过大规模产业转移、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能力扩张完成工业积累，又借助教育普及、制度动员、全球市场整合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向高技术与数据驱动经济升级。这一过程构成了现代史上极为罕见的技术追赶和超越。
[4]理查德·费曼（1918—1988），美国理论物理学家，1965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量子电动力学主要奠基者之一。他以敏锐的直觉、强烈的怀疑精神和卓越表达闻名，善于用极简方式揭示复杂世界的底层规律，也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科学教育家之一。
[5]17世纪，荷兰化学家范·海尔蒙特曾做过著名的柳树实验：他将一棵柳树种在称量过的土壤中，五年间仅浇雨水或蒸馏水，发现树木重量大增而土壤几乎未减，由此误以为植物物质主要来自水。尽管结论并不正确，但该实验被视为近代植物生理学与定量实验方法的重要早期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