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国翔
原刊于《书城》2026年10月号
《东西南北有故人》
彭国翔 著
香港中华书局即将出版
本书题为“东西南北有故人”，对此，我想先做一点解释，希望有助于读者理解我如此命题的用意。
这一题目包含了对两个典故的化用。
第一个典故，是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中“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本书题目改王维此句中“无故人”一语为“有故人”，意思是很明显的。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一诗的整体意境是惜别的惆怅，而这一意境的画龙点睛之笔就在“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一句。如果说“无故人”是消极的，“有故人”则显然是积极的。也就是说，我化用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就是要表达一种积极的意象：故人始终与我同在。孔子所谓“德不孤、必有邻”，也是坚信总有志同道合之人与其共在同一个精神、价值与思想的世界，即便不在同一个物理的时空。当然，本书纪念的这些故人，于我而言，在严格意义上未必每一个都可以说得上是志同道合者，但至少都是我所从事的人文学这一领域的前辈和同行。并且，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既与我有过直接的交往，也的确称得上是与我志同道合的“道友”。
“故人”涵义有二：一是“旧交”“老友”之意；二是“逝者”“已故之人”之意。本书所记人物，二义兼顾。不过，无论是哪一种涵义，如果说一个人的生命更多地是由其记忆构成，那么，书中所写的这些故人，无论与我的交往处于怎样不同的时空，相对而言疏密程度如何，都毫无疑问构成我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们在我个人的生命史上，都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就此而言，即便他们已经故去，于我而言，却也始终是“有”，而不会是“无”。我改“无故人”为“有故人”，其意正在于此。
第二个典故，是孔子自称“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一句。这句话在《孔子家语·公西赤问》《礼记·檀弓上》以及《汉书·楚元王传》三种不同文献中都有共同的记载。这句话所反映的意涵，我在《作为世界主义者的孔子：思想与实践》这篇文章中有详细的阐释，此处不赘。与我对此典故的借用直接相关的，则在于这句话所反映的孔子周游列国、往来于“东西南北”这一历史事实。我在本书中所纪念的这些故人，确实是我自己行走于世界各地时遇到的，从地理的分布来说，也的确广泛地生活在包括东亚、北美以及欧洲在内的世界各地。就此而言，他们实实在在是“东西南北”都有的。
如果说我对第一个典故是“反用”，因为我将“无故人”改为“有故人”，那么，我对第二个典故则是“正用”。我借用孔子“东西南北之人”这一典故，一方面既是要指出我的这些故人们不拘一地、不拘一族，而广布于世界上东西南北各地；另一方面也意在指出，这些故人们虽然各在不同的空间，也不属于同一个民族，但彼此之间，绝大多数却又不乏“心同理同”的共识，至少是对同一些问题都有关注和思考。他们之所以能够不约而同、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都成为我的“故人”，主要原因便在于这一方面。
解题至此，我相信读者对于本书“东西南北有故人”这一题目所要表达的意旨，应可会心一笑。不过，这些人物各自的风采，以及他们与我之间的种种，则需要读者在阅读了每一篇的文字之后，方能有较为具体的认识了。
也正是由于并非普通和简单的悼文，而是聚焦了他们在各自人生舞台上的若干身影，记录了我与他们交往的历史事实，表达了我对他们人生的种种认知和感受，为进一步了解这些各具风姿的人物以及他们所具现、折射的思想与时代提供了些许素材和某种视角，这些文字才有结集成册以供感兴趣的读者阅览的价值。
本书所收文字，大都是因我的这些故人们故去而作。其中，追忆并纪念狄培理先生的文章，是在他去世五年之际撰写的；关于潜山余先生的三篇文章分别写于他的生前和身后；蔡仁厚先生七十寿庆的贺文，写于他七十岁时；回忆我的中学老师李连军先生的文章，写于他身后十余年；给我学弟蔡世昌所作序文，写于他身后著作出版之际；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新版之际讨论如何理解《论语》中的孔子思想，写于去年；刘述先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感言，写于他辞世十年之际；追忆墨子刻的文章是他去世次年写的。除此之外，大部分文字都是在诸位故人辞世的当年写就。如此，撰写的时间自然各有先后。
不过，除了附录悼念我外婆的文字，各文的排序并不按照写作的时间，而是根据各位故人的年龄，长者在先。这虽然是遵循中国传统以齿为序的惯常做法，但我还是要在这篇序文中特别加以说明的。各位故人的姓名和生卒年，我都标注于各篇文字之前，以示敬意。此外，虽然各篇文章最后都保留了写作的时间，但在目录各篇文章的题目之后，我也特意用括号附上文章写作的年代。如此一来，读者对本书各文撰写的时间轴，自始便可一目了然了。
本书所记的各位故人，除了我的外婆和中学老师，都是学界中人。这些学界故人的领域涵盖哲学、历史和宗教这些不同的学科。这当然是由于我自己的研究恰好涉及这三个领域，因此才有幸和他们结缘。李连军先生是我中学的英语老师和班主任，在严格的意义上并非学界中人，但他对我有过特别的关照，尤其是其遽然离世令人惋惜，所以我愿意将我对他的一点纪念保存在这里。
至于我的外婆，她和我外公一道，对我有莫大的养育之恩。从佛教“因果”的观念来说，在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之中，除了我的父母和子女之外，外婆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故人”了。因此，我也将她去世之际我所作的悼念文字，收于本书“附录”之中，作为我对她永久的怀念。当然，我必须重申而细心的读者或可感受到的是，即便是我怀念外婆的文字，也不仅仅是一篇对亲人的“悼文”，而是包含着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和时代伤痛。
这些文字最初发表于不同的载体，有报纸、期刊、纪念文集，也有自媒体的微信公众号。这次汇集，一方面恢复了有些当初在报纸、期刊发表时删节的文字，另一方面也做了文字的修订甚至补充。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所收诸文，应该是迄今为止最新且最为完整的了。
此外，本书结集出版之际，我也在各篇文字中附上了若干相关的照片。这些照片包括我和诸位故人的合影、他们给我的一些信件、他们自己的肖像、他们著作的封面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至少在我个人看来，都弥足珍贵。其中有不少大概也是第一次公之于众。就此而言，这些照片既给读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视觉资料，也令本书获得了图文并茂的效果。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些故人既然都曾经进入我的生命历程，构成我个人生命史的部分，我对他们的回忆和记述，同时也未尝不可以说是对我自己人生经验的某种记录吧。
《东西南北有故人》即将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本文为该书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