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位置: 上观号 > > 文章详情

宁波帮研究|叶良骏:洋房里走出的叶家三杰

转自: 2026-10-26 10:00:00

叶家村的百年洋房,为庄市方圆几十里的地标性建筑。

他们爱国爱乡的挚情,为改变命运奋力拼搏的勇气,富起来后不忘祖恩,回报家乡的情怀,是所有宁波帮闯荡世界砥砺前行的写照。

一弯清水常绕舍前,几块残砖数落岸边。房顶野树随风摇曳,窗门洞开,增体班驳,石刻门匾上有道道伤痕,老鹰湾叶家洋房,这座风韵状存的豪华建筑。历经沧桑,如今体旧坚守在前石桥畔。

洋房原主人是叶仁荣(1874-1950),育有三子:国章 ( 善性 )、国俊 ( 善定 )、国治 ( 善政 )。上世纪二十年代,长子叶善性与人合资,在上海虹口创办“大中国橡胶广”,赚了大钱。次子叶善定 23 岁就在上海大陆药房代理经理职务,26 岁即挂牌行医,收人超丰。兄弟俩富起来后,要为父母以最高标准建房。1932年,花费 5 万大洋,一幢完全西式的洋房竣工。

洋房座落在宁波庄市叶家村东首新开河旁。外墙以“清水”砖砌,二楼顶部为钢筋水泥现浇的大露台,设有排水檐沟。洋房外侧用两根罗马柱撑起门楣,内侧采用中式石墙门,其上方镌刻“鹰湾旧族”四字,是张于相老秀才墨迹。之所以称旧族,是不张扬炫耀的谦称。门屏后是“前见天”,光线从上方透入客堂,一块黑底金字“守善堂”木匾挂在墙上,是书法名家郑孝胥墨宝。匾下置红木搁几和太师大座。厚实的搁几板长 3 米,宽 0.4 米,中间放带有红木底座的西洋钟,两旁是瓷瓶帽笼。中堂挂四幅名人字画,其中一帧系民国大书法家于右任书写。搁几前相连的两张八仙桌,上置瓷釉福、禄、寿三星。八仙桌两侧设两把太师椅,厅堂左右各放三把大座,之间隔有供客人品茗的茶几。

客堂地面用西班牙彩釉瓷砖铺成,十间厢房和两间辅房的天花板,均以木条架构,四壁接合处以花纹嵌条镶边。欧式风格木窗配意大利彩绘玻璃,外有百叶窗。去露台的楼梯有槽轨移门密封,采光玻璃嵌六角形铁丝网格。洋房里不仅配置了大小吊灯,还预设了上下水管道。屋顶上安放了一尊矫健的雄鹰铜雕,鹰展翅欲飞,双目炯炯,栩栩如生,在屋顶站了几十年,至1958 年大炼钢铁时被拆去。

洋房竣工之际,正值日寇侵华。仁荣全家为避战乱,东躲西藏,故未搬进去住。1941 年浙东沦陷,镇海成立汪伪政权,地下党领导的三五支队转入敌后游击区。庄市的抗日游击队在叶家洋房建立秘密联络点,仁荣出于民族大义,授意代管洋房的余来娣,掩护我党干部。他还多次亲自送粮草,为他们站岗放哨,使游击队化险为夷。秘密据点一直保持到日寇投降,三五支队北撤。

土改期间,叶仁荣因病逝世,次子善定也已英年早逝。鉴于当时形势,长子叶善性放弃了产权,洋房由村里集体使用,成为公社兽医站和生产队仓库。屋中的家杂和12 间厢房,辅屋的红木家具,被人哄抢,仅有一个红木大书橱因过于沉重留在屋里,橱内有12 本《浙江通志》和陈修榆编纂的《镇海县志》《元亨疗马术》和《牛经》等书也不知去向。

上世纪 80 年代,叶善性向政府申诉,要求归还洋房和家产。时过数十年家产无法追查,只有洋房按政策予以归还。他经济拮据,也怕政策多变,以 2万元将洋房卖给贝姓。叶家洋房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至此易主,仁荣全家却未在屋内住过一天。

2012 年,因建设宁波植物园,全村所有建筑将予拆除。贝先生30 年前购入的叶家洋房经评估理赔,再次易手宁波植物园。全村人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发送各个部门,建议保留这座有红色印迹的地标性建筑。经多次奔走呼吁,2023 年,洋房终于列入植物园二期工程,作为不可移动建筑永远保留。

叶家三杰之老大叶善性

叶善性 (1901-1995),因家贫,14 岁去宁波东门街的“同生利”百货店学生意,拜赵宇春为师,满师后留店工作了几年。后到上海山东路“顺和成”百货店当跑街。他天资聪颖,公关灵巧,推销出色,收入颇丰。在积累一定资金后,在沪开了做手帕的“三船针织厂”。自己设计了商标,为鼓帆前进的三艘船,寓三船 ( 取三兄弟名“善”的谐音 ) 携手并进之意。

1930 年,他欲实现多年的愿望开橡胶制品厂。他看到热水袋,套 ( 胶 )鞋等日用品特别受市场青睐,与挚友董松泉,杨永年,以股份制形式,在上海虹口创办“大中国福利橡胶厂”。厂房占地1000 余平米,从业者 200 多人。他聘刘学文,三弟叶善政为工程师助理。出高价请日本人松美孝仁为工程师,开中国民营企业请外国人当技术指导风气之先,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届时,橡胶制品尚属新兴产业,大中国橡胶厂脱颖而出,产品以质取胜,受到广泛欢迎。

1932 年,他与二弟善定出资在老鹰湾叶家为父母建造了一幢全西式洋房。

1935 年,橡胶厂欠日本人材料款2万元,由于暂时困难,未能如期归还。日本人对盈利丰厚的橡胶厂觊觎已久,乘机到厂里拆生产机器,遭到 200 多工人反抗。他们勾结警察局将叶善性拘留,又恫吓工人,将机器设备全部拆走。至此,信誉卓著,轰轰烈烈经营了五年的橡胶厂被迫倒闭。

破产后,叶善性毫不气馁,在上海唐山路又做了“跑街”。“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回宁波,他在江厦街新江桥堍开了“正诚烟号”,专做批发。1946 年又在江北岸中马路另开“老其香烟号”。他诚信经营,很快东山再起,又积累了不少资产,后任宁波烟业同业公会理事长。

宁波解放前夕,国民党飞机经常飞甬骚扰,叶善性以为蒋介石会顾及故乡,不会向宁波投弹,将全部有价财产迁往“正诚商号”仓储。谁知飞机频频向江厦街滥炸,闹市商号夷为平地,叶善性半生积蓄化作一缕烟尘。

两次遭毁灭性打击的善性,再次绝地崛起,白手起家。1951 年,他将“老其香烟号”转为做纸质雨伞、油布雨伞的手工作坊,伞面上盖有长方形的自创商标,上有“老其香伞作”五字。雨伞质高又有独家商标,受顾客欢迎,一下子就赢得了市场。除宁波外,还批发给余姚,二六市,三七市,远至岱山和普陀。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他又一次成功转型。1956 年,“老其香伞作”经财产评估折价,合并到宁波纸伞社。

善性秉承叶氏族训“积德行善”,热心公益。同义医院筹备与开办后,他每年捐款并参加劝募小组,历时廿余年之久。抗战开始,他不卖日货,坚持卖国货,不惜降价甚至白送购买者,好事做了不胜枚举。上世纪 80 年代,得益于改革开放和实事求是政策,流失了数十年的洋房重新回到主人手里。

叶家三杰之老二叶善定

叶善定 (1908-1946),幼时受益于族规穷人的孩子可以免费上学,还有补助,得以在韧初蒙学堂开蒙,后就读叶澄衷创办的中兴小学。因成绩优异,每年名列第一,为韧初蒙学堂校长,旅沪巨商董杏生赏识,小学毕业即由董杏生介绍去沪习业,辗转入河南路大陆药房执贽于章林生门下。他勤慎奋勉,利用夜间余暇进行补习,自15岁到 33 岁,以半工半读不断求智,先后毕业于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江西军医学校补习科,美国万国函授学校药科,化学工程科,植物学科,量才夜校英文,日文,德文,俄文科,申报夜校高级日文科,湘姚夜校法文科,雷士德夜校拉丁文科。他通晓各国文字,后赴日留学,以勤工俭学完成学业,获千叶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31 年毕业于中法药科后,他就在大陆药房挂牌行医。抗日战火燃起,他加入上海市保卫团,次年升为上尉军医官。“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赴前线救护伤兵,后任第三战区司令部少校军医。

叶善定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拍摄的战地照片

1933 年,叶善定赴重庆、成都、峨眉、康定等地考察,返沪后写成《药物及桂物精华提炼法》二文,发表于科学杂志。1935 年,善定为倡导同业合作,与至友发起组织丙午同庚康健会,与意气相投者 12 人结为同盟,他被推为同庚会会长。嗣后每年举行集团活动,共议国事、商事。

一年后,他升任中校军医官,负责上海各武装团体之医务咨询事宜,因此得与吴铁城、俞鸿钧、姜怀素、王壮飞相交并合作共事。当时,正值其兄善性所创的大中国橡胶厂因被日寇所逼倒闭,善定利用友人关系打点协调,使工厂减少了损失。

1937 年,善定升至上校军医,“八·一三”事变,他奋勇参战,组织同业与医务人员上百人,在枪林弹雨中对我军民救死扶伤。为揭露日本侵略者屠城真相,他受申报、新闻报之聘,担任特邀战地记者,在日机狂轰滥炸中奔赴前线,拍摄新闻照片。为救治伤病员,他又在蒲石路 ( 长乐路 )37 号创建和平药房,为苏北新四军供应药械。上海沦陷后,他组织医药界丙午同庚康健会扩大会,任会长,拒与日伪合作,继续为苏北解放区供应药品,并秘密接待来沪伤员,在和平药房楼上布置病房及手术室救治伤员。经地下党“交通”联系,一批又一批新四军伤病员来沪求医。善定原为内科医生,为了救治伤员,他克服种种困难,甚至在自己身上做实验,自学成了外科高手。为救治抗日战士,他卖掉了多年积累的金条作为资金,为保守秘密,他还把妻子儿女都送回了老家。

他创办的丙康药厂,因支持抗战,不时应后方请求,供应大批所需药品,经营多年非但不盈利,还亏本经营。为筹集资金,他在长乐路 98 号挂牌“叶俊诊所”行医。因医术高明,病人络绎不绝,对穷人他减免诊费,对要求上门看病的有钱人,他每次收黄金一两,为的是把这小小的秘密病房维持下去。

和平药房人来人往,丙康药厂经常在码头运出药品,终于被暗探盯上。1939 年秋,一群日本宪兵闯进和平药房,叶善定与几位正在被医治的战士一同被捕。在日寇魔窟“76 号”,他受到严刑逼供,老虎凳、辣椒水、电击,他坚不吐实。两个月后,经同业大力营救才出狱,身体却因此垮了。

出狱后,善定因战事绵延药源将竭,乃与12 位同庚兄弟商议,决定另外组建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丙康药厂基础上投资丙康化学制药厂建设,以期调剂市场需要。1940 年,丙康新厂正式开业,推举善定为首任董事长。

因坚持为抗战奔走,未得调养,受刑后的身体每况愈下。同年秋,叶善定开始咯血,只得到仁济医院疗病。病未愈,七天后为丙康向后方运药,他抱病去香港,逾年又赶赴柳州、桂林、曲江、衡阳、贵阳、重庆、昆明、成都等地拓展市场及疏通运输渠道。复奔仰光、加尔各答、马德拉斯采销药品。然而太平洋战争骤起,他几年来在印缅所创之药厂皆成泡影。

1945 年,叶善定病象渐显,咯血频频乃日渐消瘦,返镇海庄市养疴,针药并施,静心涤虑。经标本兼治,病状颇有起色,然而他系念沪上事业,至初冬仍回沪上,旋赴平津度岁。次年春,为扩充丙康药业,他返沪实行增资,将原 600 万元资本增至1500 万元,到夏天又转天津设丙康药厂华北办事处。他亲自主持,还创办了利生药房。两年里,日夜操劳,病势乍进乍退,终以积劳成疾,于 1946 年2月溘然长逝,年仅 38 岁。

善定为人热忱而有雅度,与朋友交往无不披肝沥胆,平时慷慨磊落,尤能急人之急。家乡同义医院扩建时,他连续多年捐助现金及医疗器械,还义务在乡下开设医学讲座,撰写通俗易懂的科普文章,为家乡人民健身防病做了大量工作。多年在沪义务任同乡会医药顾问,免费为乡亲治病。他爱国爱乡,在民族危亡之际,不顾战火纷飞,孤身赴前线记录日寇罪证。他毁家支持抗战,不顾敌人威胁利诱,坚持救治伤员并将大量药品运往后方,是铁骨铮铮的抗日英雄。在自知身体不可长久时,他立下遗嘱,将遗体供医学界解剖研究之用。舍己为人之举令人动容。

叶家三杰之老三叶善政

叶善政 (1916-2014)。他从小在韧初学堂上学,14 岁开始学生意,后在大哥叶善性的大中国橡胶厂工作。他没上过中学,对橡胶又一窍不通,但他肯动脑筋,善于学习。厂里有日本技师,他天天跟在身后,递茶倒水,随叫随到。晚上日本人要洗澡,厂里条件差,只能用木桶。他每天雷打不动,为其烧水,再一桶桶把水拎进房内,洗毕,他又一桶桶把水倒掉,收拾房间。傲慢的日本技师终于被感动,愿意教他。

叶善政不懂日语,也看不懂机器的英文说明,于是报了夜校,每天早晨苦读外语,不久便能与日本技师交流。凭着一股韧劲和苦学精神,一年后,他就成为能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大中国橡胶厂倒闭后,他到二哥叶善定的和平药房工作。在这期间,他帮助二哥做了许多事,包括为新四军运输药品,救治悄悄来沪的伤员,参加南市难民营的救助等。他常常回忆起当年的场景:“淞沪抗战打得厉害,我们去救难民,头上是飞机,大炮,时不时扔炸弹,刚刚还好好在走路的人,忽然一下子就倒下了。”满街狼藉,血肉横飞,来不及害怕,他和二哥一起不顾生死,争分夺秒为伤员包扎,忙得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二哥因此被日军盯上,后被捕,在牢里受了严刑拷打而坚不吐实。同时被捕的还有同在和平药房救治伤员的叶善政。当时他对二哥的工作不闻其详,出于安全考虑,二哥有意不与他讲内情。被日军逮捕后,他一问三不知,日军把他毒打一顿,还要他在旁边看二哥受刑,逼他交代“交通”在何处。他很害怕,也为二哥担心,但因不知情,任凭日军使什么手段,他只有一句“不知道”。日军打了他几顿,问不出什么,拿他没办法。二哥在外面的朋友,花了一大笔钱,把他救了,逃过一劫。

二哥去世后,叶善政仍操旧业,回到橡胶行业。抗战胜利后,他去了大陆橡胶厂,合成橡胶厂。1951 年起在上海义生橡胶厂当工程师,担任厂技术科长。他没有上过大学,工作经验完全来自实践和钻研,因不断努力学习,还悟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理论,成了厂里重用的技术人才。他把多年从事橡胶工作所积累的经验,结合企业生产实际,在橡胶生产技术应用,新产品开发方面,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研究文章。作为科技人员,他于1964年加入了“九三学社”, 一直工作到 1976 年退休。

善政从小爱好体育,保持锻炼习惯,他是国内第一代练健美的运动员,曾得到市健美冠军。一直到晚年,他依然健步如飞,身材匀称,活力四射。90 多岁时,他摔了一跤,大腿骨折,因年事已高不宜手术,他依靠顽强意志,在病床上天天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与伤残作斗争。半年之后,终于能行走自如,创造了高龄老人骨折后迅速恢复的奇迹。

善政像两位哥哥一样热心公益,他跟着大哥在同义医院当志愿者,参加劝募小组,不仅劝人捐资办医,还多次将菲薄的薪水捐出。他活了近百岁,经历了那么多不堪的岁月,性格依然开朗豁达。他是新中国第一代橡胶技术人员,兢兢业业干了几十年,他的智慧和不断进取的精神令人敬佩。

叶仁荣的三个儿子,因家贫,从小跟着父亲种田,都只上过小学。他们受祖辈、父辈影响,勤奋好学,敢为人先,不断创造,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上世纪 30 年代造的洋房,是当时庄市的一大奇迹。从洋房里走出的三个少年,成为商界、医学界、橡胶工业的英才,也是被人传颂的奇迹。

他们像成千上万的宁波人一样,两手空空,从故乡小小的河埠头出发,凭一己之力,闯出了一片天地。家乡的水土滋润了他们的心田,叶澄衷等前辈的创业精神激励了他们,“嚼得菜根百事可做”的坚韧,成就了他们。他们爱国爱乡的挚情,为改变命运奋力拼搏的勇气,富起来后不忘祖恩,回报家乡的情怀,是所有宁波帮闯荡世界砥砺前行的写照。叶家三杰,如这座饱经风雨的洋房,在这片热土上,得到永生!

原文刊载2026年第3期《海上宁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