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持续流动正在重塑女性的母职实践形态。相较于跨省或超大城市迁移，“乡村-县城”因时空距离近和高频往返便利，为女性母职实践提供了新的可能。本文聚焦县域流动女性，基于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探究其媒介使用与母职实践的互构。研究发现，“一家两制”式母职成为县域流动女性的身份共识，母职实践呈现出空间激增的复杂特征，主要体现在空间分割下的情绪劳动和空间扩容下的爱的劳动；同时，流动女性通过“数字居家”与“仪式营造”维系“远程共在”的亲子关系，在远程母职与具身母职的交互中生成跨越城乡的流动性情感空间。然而，这一母职再造仍深嵌于家庭性别分工与规范结构之中，女性需在角色期待与自我表达之间持续协商，通过亲职划界与责任归位实现主体性重塑，展现出结构约束下的策略性能动。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以县城为中心的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县城务工与生活，他们选择在乡村与县城间奔走，由此带来县域城乡流动的加剧。值得关注的是，在县域流动中女性参与家庭生活的模式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旧有的男女两性“外出-留守”的家庭分工开始转变。由于“乡村-县城”的空间距离较近，“一日两地”频繁流动成为可能，以前围绕“灶台”和“孩子”转的女性开始走出家门，进入县城务工。另一方面，随着县域新一代青年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与养育观念的转变，他们开始在城乡流动的生活中编织孩子“移动的童年”，选择将未成年子女安置于城市接受阶段性教育，寒暑假回村生活，创造性地构建“成长双城记”。即使有些女性将孩子留在村里，他们也能频繁回村，给予孩子更多照料和教育。无论是将子女放在农村还是带在身边，这些从农村到县城的流动女性都面临母职实践的多重挑战。这里既有“一心挂两头”的城乡生活，也有忧心随迁子女进入县城后的教育与自身工作的冲突。她们频繁奔走在乡村与县城两地，努力地在生计与生活、工作与家庭中寻求着平衡。
数字技术的兴起与普及使得县域流动女性的母职实践出现了“具身陪伴”与“远程共在”的交织，让她们有了随时参与并协调家庭日常生活的可能性。数字媒介在城乡流动女性的亲职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中的日常照料环节出现了技术化转向。由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外在性的媒介技术如何围绕“家的利益”内化并型构母职实践？数字技术又是如何在母职实践中发挥协调作用，并为母职实践的良性运作赋能的？这给家庭文化与女性主体性表达带来何种影响？
二、研究回顾
（一）家庭养育与母职实践
全球化进程中，地域流动对母职角色的重塑一直占据着性别与家庭研究议程的核心位置，研究者多将目光聚焦在城市中产阶级的妈妈群体。这些母亲深陷职场与育儿伦理的张力场，不断遭遇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她们采用“身体在场”、“心理在场”、“延展母职”（陈蒙，2018）等调适机制来满足孩子的需要，达到社会化的“母职期待”（陶艳兰，2013）。在职业齿轮与家庭齿轮的咬合处进行精准润滑，这种育儿策略的重构，实质是新中产阶层对全球风险社会的应激性适应。她们将母职期待转化为可量化的KPI体系，使传统情感劳动蜕变为包含时间管理、资本运作与文化再生产的复合型照护工程。尤其在教育内卷化趋势加剧与社会分层断裂的交互作用下，都市中产阶层中的妈妈们正通过制度化的时间规划与专业化的精力配置，在子女教育中实施战略性资源投入，出现了“教育拼妈”（金一虹，杨笛，2015）以及母职“经纪人化”（杨可，2018）现象。
随着城乡流动的加剧，农村流动女性的母职实践问题逐渐受到业界和学界的关注。大量农村妇女突破传统“留守母亲”的限定，开始选择进城务工，开启了城乡流动的生活，女性迁移催生出独特的流动母职现象。女性是我国迁移人口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流动人口约2.9973亿人，其中女性占比约37.6%。然而，在户籍治理体系与地方性社会政策的叠加排斥下，大量农村流动人口面对迁移地教育准入的问题，在家庭再生产需求与生存发展诉求的张力中，不得已将孩子留在乡村生活。在有关“留守儿童”研究中，强调“母亲的角色更为重要”（谭深，2011），但这种预设和想象实则遮蔽了母职实践的复杂性。有研究者呼吁应更多关注女性在母职实践过程中的“自我认同”和“主体性”（吴小英，2021）。这意味着聚焦流动女性的母职实践，我们要关注她们是如何理解母职角色的，又是如何在孩子的需要、家庭的需求与个人的追求之间找到平衡的。
（二）流动迁移：家庭母职实践的技术向度及其发展
在流动性研究的学术脉络中，约翰·厄里（John Urry）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他的著作《超越社会的社会学：21世纪的流动性》不仅构建了涵盖“物理空间、想象图景、虚拟场域及社会互动”（Urry，2000：3）的多维分析框架，更揭示了流动性作为复杂社会现象的多重所指与动态演化特征。流动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包括因工作、家庭生活进行的身体旅行，也包括借助短信、电话等方式进行的社交式旅行（Urry，2007：27）。随着“空间转向”（Molloy et al.，2011）的兴起，流动拓展并强化了空间建构。如今的智能手机、智能监控、电话手表等数字技术成为流动性研究的重要载体，延伸了空间转向的理论脉络。
在既有的研究谱系中，数字技术引发的空间重构作为核心理论命题得到了确立。乔丹·弗里斯认为：“互联网并没有降低流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而是成了流动的一部分，并且与地理空间融合催生了新型的、虚实结合的融合空间”（Frith，2012）。其中“地域空间”（space of places）与“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Castells，1972/2003：152）揭示了数字技术对空间的重构。新的传播系统通过技术中介实现了空间生产的双重革命：一方面消解了传统空间，完成空间的“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另一方面将离散的地理单元重新整合为以信息流、资本流、权力流为核心的功能性网络。这种空间逻辑的转换，标志着社会关系的组织形态从“场所绑定”（place-bound）向“网络嵌入”（network-embedded）的变革。传播技术不仅解构了传统地理边界，导致地域性生活秩序的断裂，还藉由数字基础设施催生出流动空间与地域空间交织的多维空间，实现异地空间的“再连接”。
在加速流动的现代化语境下，中国县域社会正经历着快速变革，其中城乡流动母职标志着传统母职体系的断裂与液态母职（liquid mothering）范式的崛起。当城市化发展与新移民家庭的“悬浮式生存”（suspended existence）相遇，母职实践被迫在城乡流动中进行调适，既有地理流动诱发的“脱域化母职”（disembedding of mothering），也有数字技术催生的“云端母职”（cloud-based mothering）。媒介技术对社会生活的渗透要求我们在关注县域流动女性的母职实践以及主体重塑时，需要把注意力转向以智能手机、智能摄像头、电话手表等为代表的数字媒介，这些媒介已成为“流动的现代性象征”（Morley & Mo-bility，2017：159）。
数字技术构建的中介空间提供了一种“意义上的共享空间”（Baym，2017：159），“诸多社会群体可以借之提升自身的能力，以实现生计的维系或生活展开的若干可能”（章玉萍，2021）。智能手机、电话手表、智能监控等数字产品也开始在县域流动家庭的亲子沟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媒介技术改变了我们作为社会性存在者展开行动的尺度，让“家庭不单单是一个情感意义聚集的‘场所’，还是一种‘社会物质的复杂组合’”（刘杰，龙情，2023）。数字媒介勾连复杂的社会关系，我们很难在规避媒介技术的条件下去理解流动中的人际交往与关系（Couldry，2004：1-3）。这启发我们，在探讨流动女性的母职实践时需关注媒介技术是如何融入日常生活、流动节律与家庭关系的。
（三）既有研究的启示与不足
既有研究为理解当代母职实践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第一，在家庭维度上，母职的重要性愈发突出，围绕母职所开展的家庭沟通成为当前家庭关系建构的主轴，并催生出对新型亲职伦理的理论探索。第二，在技术维度上，随着城乡流动与媒介化生存的常态化，智能手机、智能监控等数字媒介已突破工具性边界，深度介入亲子互动与母职实践过程，促使家庭传播研究从人际交往拓展至亲子关系、亲密关系领域，成为关键议题。
然而，既有研究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其一，对于流动农民家庭的母职实践讨论较少。本研究聚焦县域流动女性，与其他群体的城乡流动不同，该群体的县域流动明显兼具城乡要素，时空距离近，可协调性强，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与空间上的绵延性，母职实践也呈现出一定的特色。其二，目前已有研究开始触及家庭场域中技术使用与关系沟通的互动机制，但针对数字媒介语境下母职实践的系统性探讨仍显不足。具体而言，相关研究多聚焦技术使用的表层现象，而未能深入剖析媒介技术如何重构母职实践的内在逻辑，以及这种重构对家庭文化及女性主体性产生的深层影响。
基于此，本文尝试做进一步的努力，试图填补以往研究的不足。本研究聚焦以下问题：县域流动女性的母职实践如何展开？她们的母职实践在何种媒介条件下展开，如何为其主体性表达创造可能？媒介的嵌入又给家庭关系与母职重塑带来何种影响？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分析，可以为理解中国城乡流动女性的母职实践提供帮助。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
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是本研究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在正式展开深度访谈之前，研究者之一跟随村支书HLQ进入H村长期观察流动女性在“乡村-县城”的流动生活，包括亲子沟通方式、城乡流动频次、家庭沟通模式等。为了深入了解流动女性的母职操演，我们经由村支书介绍与访谈对象F-MZ-4取得联系，后经滚雪球的方式接触了更多的访谈对象，对第13位受访者进行访谈时，发现访谈内容已出现饱和。为确保研究的科学性，我们又随机选取了9位符合要求的流动女性进行访谈，但未能获取新信息，由此可以认为，就研究目的而言，样本达到了饱和，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2022年5月到2022年9月，我们前后共选择了22位在县城与乡村之间流动的已婚已育女性进行了深入访谈，访谈时长均在45分钟以上。根据深度饱和原则筛选了12位访谈对象（见表1）作为本文重点分析对象，并进入受访者家中，对其家庭成员进行观察和访谈。在调研结束后又对F-MS-1、F-MY-6、F-MC-8、F-MY-9和F-MN-12进行了多次回访。访谈话题包括受访者的基本情况（年龄、学历、职业）、城乡流动频次、媒介使用情况、母职经历、家庭规划及自身发展等，涉及访谈对象的隐私部分均遵循知情同意原则，给予技术处理。这些受访者的流动生活模式和多样态母职实践是当下中西部众多女性生活的缩影，通过对其细致剖析，能够观察县域城镇化进程中流动女性的生活现状。
除了访谈，我们还随流动女性进入其家庭空间和社区公共空间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在研究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研究者之一通过熟人F-MW-3的引荐，多次前往其居住的A社区。在那里，研究者积极参与了由社工机构组织的各类活动，如亲子活动、观影活动及育儿课堂活动，并与社区部分居民进行了非正式的访谈和交流。通过与流动女性的接触，我们观察到，尽管每位女性的个体经历不同，但她们在工作、家庭以及作为母亲角色中所累积的经验有着一定共性。这种共性不仅表现了女性在流动生活中所面临的挑战，也体现了在生活实践中的能动性。
四、流动中的情感互动：亲子关系中流动女性的母职展演
随着“情感转向”（Davidson et al., 2008）研究范式的确立，研究者日益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中情感维度与关系架构的交互作用。县域流动女性的母职实践便包含了情感与关系的双重维度，二者构成了巨大张力，为母亲在实体照料与远程抚育间的策略性转换提供了实践空间。这意味着流动女性可在进城务工与返乡育儿之间进行灵活调整，形成弹性化的母职履行模式。由此，本研究既聚焦流动母亲在育儿中可感知的情感互动实践，亦关注其跨越城乡的流动性关系维系。通过分析媒介使用过程中的母职展演，探讨流动女性的情感如何在日常亲子互动中产生新的意义。
（一）一家两制：城乡双重空间激增下的多样态母职实践
空间既是母职实践的观察场域，也是解析其运作机制的多棱镜。现代社会是一个空间激增的时代，给人的生存状态制造了空前的复杂性与多样性（郑震，2020），对县域流动女性而言尤为凸显。传统母职实践囿于家庭场域的单一空间，而流动女性则关联了乡村和县城两个社会中的三个地理空间：乡村的家、工作地和县城的家。她们穿梭于城乡的物理边界与制度缝隙，勾连起“生活的空间、感知的空间和想象的空间”（罗萨，2015：45-47）。流动女性在空间褶皱中展演多态母职，呈现出“情绪劳动”与“爱的劳动”复杂交互的特征。
霍克希尔德在《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中首次提出情绪劳动的概念，用于分析劳动者为了创造特定的情感状态而管理自身情绪的过程（Hochschild，1983/2020：90）。在本研究中，“情绪劳动”是县域流动女性在母职实践中，为保证乡村、县城两地子女的日常需求及自身发展，对自己情绪进行管理的过程。农村大部分是多子女家庭，家庭内部呈现出“一家两制”的特点：有的孩子跟随父母在县城生活；有的孩子则留守在乡村。为了兼顾城乡两地的孩子，县域流动女性不得不同时扮演两种育儿角色，既要照顾身边的孩子，又要管理留守子女。这种空间区隔导致了子女身份差异和妈妈们的额外情绪劳动。受访者F-MW-3有三个儿子，大儿子9岁，二儿子5岁，小儿子2岁。由于村里没有小学，F-MW-3只能让大儿子进城读书，自己带着小儿子陪读，二儿子在村里上幼儿园，交给婆婆照顾。孩子一说想妈妈，F-MW-3就不自觉地掉眼泪：“我觉得亏待了孩子，但孩子多，天天断不完的官司。有次周末回村里，大宝跟二宝争东西，大宝说你再不给我，我们就回城。二宝哇地哭了，说哥哥不要他，妈妈也不要他。我既要安抚老二，又要顾及老大。”家庭成员因空间分隔所形成的“乡村-县城”两地居住的生活安排，让妈妈不得不时刻面对并处理这种微妙关系。
在家庭生活中，妈妈们面对情绪波动，会采用一些情绪管理策略，使其找到一种自洽的状态。情绪劳动包括表层表演、深层表演、真实情感流露及情绪终止（沈洋，罗浩歌，2023），其中深层表演是劳动者发自内心流露出的情绪（Hochschild，1983：136），妈妈们常会采用这种策略来调和亲子矛盾。“我来新城陪读，教育卷，孩子压力也大，他经常闹情绪不去学校，很多次都想把他暴揍一顿，但还是忍住了。我也想明白了，上学的路不好走，但都会过去的”（F-MY-6）。除了流露真实情感的深层表演策略外，“伪装所需情绪”的表层表演也是妈妈们常采用的情绪管理策略。“村里面的工作一团乱麻，但面对孩子我会把工作琐事暂时放下，不想把不好的情绪给孩子，所以我会假装开心地陪孩子”（F-MC-2）。
如果说“深层表演”和“表层表演”是流动女性在亲子沟通上的管理策略，那么通过“爱的劳动”所汲取的能量则是进行持续性劳动的内在动力。母职实践是一种“爱的劳动”（Reay，1998），是“以知识、信息、交流和情感为主要的交换内容和产物的劳动”（郭小安，李晗，2021）。在天然母性的意识形态遮蔽下，“爱的劳动”被系统地建构为无偿的、本能化的情感再生产机制，这种“用爱发电”的劳动形式具有持续性和无功利性的特征。“不图他能报答我多少，我只想用自己的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好的环境，让孩子快乐成长”（F-MY-9）。
为了兼顾家庭与工作，流动女性需一日多次往返城乡，这种多场域穿梭给爱的劳动带来了挑战。被访者中有多位女性“工作在乡村，生活在县城”，但高强度流动及多事务交叠，给“奔走在城乡的妈妈”带来了“时间饥荒的紧张感”，让她们有一种“什么都想顾，什么也没顾好”的无力感。这种冲突显性层面上是时间资源的分配矛盾，隐性层面则暗含着社会对“好母亲”角色的道德约束。这会将女性置于个体自主性与社会期待（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盖恩斯海姆，2025：136）的夹缝之中，当社会实践不符合外部期待时，则会产生一系列的自责感和自我主体的隐退。
（二）媒介技术嵌入：城乡流动中母职实践的能动性协调
数字技术正以生活化方式嵌入日常实践，参与型构新的母职行动模式。数字媒介的持续渗透使“远程照料”突破了母职实践的空间边界，而“一日两地”多次流动节奏则在时间维度上重塑了母职规范，松动了母亲“全天候在场”的角色期待，将其转化为关键节点的“身体在场”。这种时空所形塑的母职形态，既体现了技术对传统养育范式的挑战，也展现了流动女性能动性的生活调适。
在流动女性的育儿实践中，数字媒介已成为家庭日常照料的有机组成部分。她们通过数字媒介建构了一种超越物理空间的虚拟连接方式，在身体缺位的情况下，借助技术实现了“数字居家”的陪伴模式。被访对象F-MZ-4是H村的妇联主任，老公常年在外务工，她带着两个儿子在县城生活。每天7点多把孩子送到学校，便开着电动车到H村工作，下午孩子放学前再赶回县城接孩子。F-MZ-4在访谈中也多次谈到，从县城到村里距离近，开电动车也就30分钟，既能照顾家，还能工作。但当自己和孩子无法处于同一空间时，依然需要通过智能监控与孩子保持联系。“如果周末在村里工作，我会一直看家庭监控，一会看不到孩子就会焦虑。我会看着孩子们写作业，或者陪他们说话，哪怕什么也不说，至少能实时知道他们的情况，孩子也知道我在陪他们，这样心里踏实”（F-MZ-4）。
媒介技术的使用形塑了多样化的母职实践情境，型构了“‘观看’、‘被观看’和‘在线陪伴’的互动关系”（陈华，2022）。借助家庭智能监控、电话手表等媒介传达“‘在’或‘不在’的信息，不仅完成虚拟空间中身体的共现，也通过人、地方和时间之间交织的关系延伸了家庭空间”（Rose，2003）。F-MC-2是H村的一名乡村医生，她老公在县城的一家酒店做经理，她每天白天在村里工作，晚上开着私家车返回县城居住。她讲述了在母职实践中的故事：“有次孩子自己在家，出门丢垃圾的时候把门锁了，钥匙又落在了家里，他用电话手表跟我视频的时候急得直哭，我接到电话就开车回来了，事情处理完，再开车去村里工作嘛。”“一个电话就回家”成了F-MC-2家庭生活的常态，这种媒介化的互动形式有效消弭了地理距离的阻隔，维系着亲子关系的连续性。
媒介技术的嵌入营造出“远程共在”之感，同时具身在场加深了流动之中家的温情色彩，此时的“家不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地理位置，而是一系列社会网络、社会关系组成的流动性概念”（Su，2012）。对于流动女性而言，“在家”展现出双重实践维度：一方面体现为实体居所中的物理栖居，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通过数字媒介与家人保持持续性连接所建构的“数字居家”状态，“家的感觉在流动中不断被建构和想象，从过去单一的情感体验演变成复杂且多元的流动性空间体验”（Ahmed，1999）。
（三）仪式感塑造：媒介实践重塑家庭亲子关系
“家庭仪式是由家庭成员共同构建，在长期发展历史中形成的特定的、重大的且具有象征意义的特殊事件”（Fiese，Eckert & Spagnola，2006），譬如“特定文化中的庆祝活动；家庭内部组织的仪式；家庭内部的惯例活动”（Wolin，1984）。通过参加家庭仪式，个体在与家庭成员互动中能够学会社会交往、情绪调节等技能（吴明证等，2021）。进城后流动女性的家庭观念受到了城市文化影响，开始将仪式引入家庭场域中，“虚拟旅行”（Elliott，2010）在数字媒介编织的网络中方便可行，更让她们能在线上随时开展家庭仪式，增加亲子沟通。
受访者F-ML-5是一位教培主管，她在县城工作，孩子跟婆婆在村里生活，在聊到亲子沟通时，F-ML-5说：“有次是六一儿童节，没来得及陪他。晚上在看监控视频回放时发现邻居家的孩子拿着恐龙玩具在我家玩，他一直追着要，我就试着给他自制了一个恐龙图画，给他开视频展示，我还扮演了恐龙，仪式感满满，算是补给他的儿童节礼物。”对远程妈妈来说，透过数字媒介创造仪式、弥补陪伴，这种线上沟通是一种特殊的亲子关系维系策略。
在流动女性的母职实践中，数字媒介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中介时空”，当因地理分隔而无法亲身陪伴子女时，她们巧妙地运用媒介技术进行亲子关系展演，以此重构母职身份的情感联结。“媒介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被默认为一场零和博弈，媒介生活是身体离场的、轻飘的，日常生活则是身体在场的、扎根的，前者可能会侵占、阻碍后者的正常运行”（蔡竺言，2021），这种互动呈现出明显的“前台-后台”区隔：在前台表演中，母亲们充分利用社交平台的功能特性，精心营造温馨的亲子互动场景；在后台现实中，她们的真实体验往往与社交媒体呈现的形象存在落差，这也折射出流动母亲在维系家庭关系时所面临的情感张力。比如受访者F-ML-5多次用“牺牲”、“无力”来形容城乡流动生活，她强调媒介沟通方式只能作为一种补充，其实更多的情感维系可能还需要具身在场的陪伴。为维护家庭和谐，流动女性常采取具身在场的策略，将个体情感与母职理性纳入其中，形成了跨越城乡的情感流动。
五、家庭协商：媒介助推下的母职重塑与主体性表达
母职实践是一个持续协商的动态化过程，既有对亲子关系的能动性调适，也有对夫妻关系的维系，还有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主体性重塑。对流动女性而言，多重身份（自我、妻子与母亲）的叠加往往引发角色冲突与身份错位，这种张力主要体现在家庭教育与亲职实践中。在此压力下，女性并非被动承受，而是通过责任归位与亲职划界，明确自我在家庭的角色分工；同时将隐形家务劳动和日常工作放到公共平台，提升个体能见度和表达空间。正是在这一系列边界协商与可见性实践中，母职被形塑为一种具有反思性与策略性的行动形态，为女性主体性建构提供了新的能量。
（一）家庭教育中的亲职划界与角色分工
在子女发展的关键时期，父母承担着学业督导与品格塑造的双重责任。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与普及，这种教养实践得以突破地理限制，形成跨地域教养的新型场域。在传统观念中，父职与母职在家庭教育小孩的行为态度上存在差异，往往父职的角色功能在于控制，而母职的角色功能在于抚育（刘容襄，黄迺毓，2015）。本研究发现，县域流动家庭在进行数字化教养时，父亲与母亲的角色分工和教育策略仍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
县域流动家庭普遍会借助数字媒介开展日常化的远程教育与学业监督。父母对留守子女的关切主要集中在两个维度：一是人格培养维度，担忧亲子分离导致子女出现社交退缩、行为失范等性格问题；二是教育发展维度，忧虑缺乏现场督导影响子女学业完成质量。这就导致父母双方在教育理念上出现分歧，如受访者F-MW-10的丈夫强调人格塑造优先，主张成人重于成才；而受访者F-MW-10则强调高等教育在激烈社会竞争中的筛选功能：“我们是主张大拇指式教育，但现在都太卷了，不仅卷孩子，还卷父母，我不要求孩子能考985，但好歹得有个大学上。”大部分妈妈们认为，在孩子低年级的时候，学习习惯的养成很重要，有了良好的习惯后，高年级会省很多事，所以她们宁愿辛苦点，即使没有具身在场，也要通过数字媒介督促孩子的学习。“我觉得孩子的习惯培养比学习本身更重要，村里的事忙完我就回城，陪孩子写作业，如果没来得及回去，就用手机视频或智能监控督促她，一定要让孩子养成自学习惯”（F-MC-2）。
在家庭教育分工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化特征。具体而言，子女的日常行为规范及品德教育主要由父亲承担，母亲虽然也会参与相关管教，但决策权更多归属于父亲。这种教育责任的分配模式反映了家庭内部经过协商达成的教养分工共识。比如F-MZ-4的丈夫在访谈中表示：“我在外地工作，关于家庭分工，我们早都商量过，妈妈管孩子的日常生活，我管孩子的品德。我是抓大放小，小事情一般不管。”
密集母职已经成为当代母职实践的重要特征，母亲除了是孩子的照护者，更要投入大量时间、心力以及金钱专注于育儿。受制于既有的性别分工，县域流动女性通过“具身在场”和“远程参与”监管孩子学习和生活，而父亲多是以工作为先，选择性参与孩子的品德指导。母亲持续承担具身化的日常督导责任，而父亲则退居“幕后”，通过选择性在场策略践行象征性父职。数字技术虽重塑了跨地域亲职实践的可能性边界，并通过虚拟在场提升亲子互动密度，但这种媒介化教养非但未实现性别化劳动的重组，反而通过技术中介倒逼母职实践走向超载状态，持续再生产结构性的教养不平等。
（二）被看见的家务劳动：县域流动女性的母职重塑
家务劳动成为母职实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县域流动女性通过记录操持家务的过程，在公共平台上进行个体呈现和自我表达，媒介化的家务劳动不再是“隐形劳动”，而是一种被大家“看见的有形劳动”。同时家务劳动在虚拟社群呈现的过程中被赋予了一定的意义，形成一种新的家庭文化，进而重塑了女性的主体性和母职实践。
本研究中的妈妈们大多有记录日常家务劳动的经历，她们通过记录和分享，让自己的劳动变得可见。她们自己用在发文上的时间大约5至10分钟，帖文内容较为精简。有的把自己做的美食照分享到朋友圈，有的把打扫卫生的过程记录下来，分享到抖音平台。这些在线上社群或社交媒体平台中所发布的内容被她们自己称为“生活流水账”，不仅展现家务内容，也呈现家庭生活中亲子互动、夫妻相处和个人生活的心得。透过可见性的劳动分享，既能抒发情绪，也能与有同样经历的人产生共鸣。F-MZ-4因为工作的关系，平日分享家务劳作的时间较为固定，分别为做完早餐后与晚上下班时间。她起初会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生活，不过都是仅自己可见，公开可见的都是跟工作相关的内容。当她发现了“抖音美食”社群后，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只要有时间就会发文。“加入社群后，看很多人都在分享，有些人可以把做家务或做饭这些琐事做成像搞艺术一样，真让人大开眼界，我现在有时间就发”（F-MZ-4）。
除了抖音，很多妈妈还在小红书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并根据自身感兴趣的话题形成小型社群。与线下实际的育儿互动相比，数字化的社交模式更有利于构建稳定的社群关系。当县域流动女性发现，公共平台的讨论区或私信功能难以满足其知识获取与情感联结的需求时，她们往往会转向社群，在其中寻求紧密的互动。在社群中互相分享培养孩子的心得，提供相关领域的知识，关于教育孩子的辛苦也能感同身受。“每天看她们在群中分享和讨论有关孩子学习的事，我也会参与其中，有喜有忧，真的很有共鸣。教育孩子需要斗智斗勇，在群里我能获得一些新知识，也缓解了一些压力”（F-MY-6）。这些基于趣缘关系建立的虚拟共同体，有着共同的育儿经验，在与“数字姐妹”的互动中释放育儿压力和情绪垃圾。
通过数字平台的“见证”和“记录”，流动女性将日常家庭活动转化为具有象征价值的文化展演，既是一种重塑母职的尝试，也赋予了女性群体在家庭场域的话语权和自我价值。她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在隐秘角落的女性被看见的可能性和迫切性，这种劳动的数字化呈现并不是为了获取一个能破解所有母亲困于家庭劳作的方法，而是提供了一种母职重塑的想象空间。
（三）自己的路勇敢走：县域流动女性的主体性表达
县域流动女性在虚拟与现实生活的交织中，在家庭和社会的规制下，分割了自己的时间，让渡了自己的空间，流淌了自己的生命。然而，母职实践主体并非完全受制于结构性约束，该群体通过策略性应对与创造性实践，在多重张力中寻找着突破口。这些能动性实践既包括以个体发展为取向的自我赋权，也涵盖家庭利益整合型的创新策略。
城市独立和自由的文化观念犹如一股新能量注入了县域流动女性的身体，让她们有了看见自己的可能。在城乡之间的穿梭中，这些女性既摆脱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分工束缚，又在流动经历中对“妻职”有了新的认识。从事教培工作的F-ML-5认为：“自己的路勇敢走，我一直不赞同在家庭分工中一定要男人主外、女人主内，只要能把日子过好，女人也可以闯世界。所以我一直在工作，不想因为我是谁的妻子、谁的妈妈就应该围着灶台转。”值得注意的是，在访谈中，大部分家庭的男性对于妻子外出工作都表示理解和支持，他们认为夫妻共同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的经济压力。在“乡村-县城”的流动生活中，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在“撑开的家”（白美妃，2021）的生活安排中被打破。夫妻都去工作，基于双方均衡的经济收入，丈夫也开始积极参与家庭日常生活事务。F-MN-12在访谈中提到：“在家里谁有时间谁就会打扫房间，如果我做饭的话，孩子爸爸就会刷碗。尤其是我们回村生活的时候，一家子的吃喝拉撒是个大工程，很多事务都是孩子爸爸做，我和孩子们打下手。”
县域流动女性的主体性建构还体现在多重身份的协商中。访谈中多位母亲都有自己的工作，她们努力兼顾“养家”与“守家”的平衡。F-ML-5作为县城培训机构的一名工作者，为了让妈妈们能更好地交流，她专门创建“妈妈互助群”，成员通过共享电子版教育资料、拼团购买在线课程等行为，形成社群互助网络。这种实践既是对县域教育资源匮乏的应对，也建构了新型母亲共同体，成员通过群内经验分享获得情感支持与知识赋能。她既以教师身份传播科学知识，也以母亲身份分享真实教育经验，形成专业性与亲和力的双重叙事。此外，F-ML-5自己还通过线上课程学习短视频剪辑、直播话术等技能，从被动的内容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的生产者，从月入3000元增长至7000元，实现经济与心理的双重独立。这种实践通过“知识流动”实现多重身份的协商和角色融合，既回应社会对母亲的教育期待，又建构了自我主体性和职业价值。
六、结论与讨论
母职研究作为社会关注的核心议题，已在学界形成共识。以往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城市中产家庭的母职实践，忽视了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的母职实践，这也是展开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将目光投射于“乡村-县城”空间的流动女性，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数字媒介技术渗透家庭场域后，女性母职运作如何展开？在家庭内部亲职划界和角色分工中面临哪些问题？其主体性又该如何表达和重建？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也是在努力回应当前城乡流动、家庭结构变动与性别分工之间的复杂关系。
研究发现，城乡两地“撑开的家”使得空间扩容，县域流动女性采取“早上去村里，晚上回县城”的“一日两地”的策略，调适城乡两地的家庭生活。尤其在多子女家庭，县域流动女性往往采用“一家两制”式的母职协商模式处理因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和个性差异导致的抚育矛盾，母职实践呈现出“情绪劳动”与“爱的劳动”的交互。同时媒介技术的嵌入让城乡流动中母职实践的能动性调适成为可能，主要表现在“具身母职”与“远程母职”两个方面：其一，由于“乡村-县城”的距离较近，妈妈们可随时驱车返回乡村或进入县城，以“身体在场”的方式参与孩子的日常生活；其二，以智能监控、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媒介物品与家庭生活情境和伦理规范深度互嵌，“寄生”在家庭关系之中，打破传统的家庭规制，重塑新的母职实践场景。妈妈们可借助数字技术实现“数字居家”、“仪式化在场”等远程监管和照料，呈现出全天候“无时间之时间”（卡斯特，1996/2003：5）的劳动，媒介化家庭照料的“节奏、惯例和日程安排都被一一重构”（Nansen et al.，2009），塑造了当下社会极具流动性和媒介化的生活风格。虽然媒介的使用促使流动女性与家庭保持了“远程共在”的状态，让子女的成长和家庭生活得到了更多关注，但“远程母职”的实践也多受媒介逻辑的限制，造成母亲劳动的额外付出，而以工作为主的父亲则可选择性参与孩子的教养过程。这种家庭媒介化教养的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并未缓解父职与母职不平等，反而会进一步加剧母职超载。
当然，数字技术的闯入也不断重构县域流动女性的主体性表达和“生活核心”。媒介的嵌入，打开了妈妈们的新世界的大门。她们记录、分享自己的家务劳作，让不可见的、繁琐的日常家务走进公众的视野，成为一种可见的劳动。当她们通过社群分享之后，被附加在技术物品上的社会性也随之嵌入母职重塑的意义空间之中，她们可以借之调节自我情绪、亲子关系、家庭情感。与此同时，流动给予了女性获得更多新知的机会，她们意识到女性不仅可以“守家”，也能“养家”。自己的路要勇敢走，她们用自己的行动既回应了社会对好妈妈的期待，又建构了自我主体性和职业价值。
本文并非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女性所展开的母职实践，而是从家庭传播学的视角，将流动女性的母职实践嵌于家庭与媒介化生活中进行理解。对于县域流动女性而言，一方面，她们依然秉持“以家为要”的理念，始终以家庭利益与自我利益的平衡为实践准则，家庭内部的“孩子教养”和家庭之外的“自我发展”都是以“数字媒介”为主轴展开；另一方面，在乡村与县城两地的日常流动中，她们会基于家庭的需要进行能动的调适，在城乡流动中采取“一日两地”策略，在家庭与工作、生活与生计、流动与定居中寻求平衡。在多个孩子养育中，她们采取“一家两制”的折中方案，从而兼顾城乡的家庭生活，这都展示出生活中女性的韧性和能动性。
本研究以县域流动女性为研究对象，但也有少数的男性参与，建议未来的研究也可以关注男性亲职实践以及父职展演。文中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补足了过去探讨媒介与母职实践的相关研究，未来的研究还可以采用量化或混合研究方法，进一步关注女性的新科技使用与科学育儿观念的勾连，拓展母职研究的广度。
（何志武 刘停停：《多维协商与主体重塑：县域流动女性的数字化母职实践》，2026年第8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在这里，读懂转型中的中国新闻业
在这里，探讨新闻业的未来
在这里，进行深入而严肃的思考
在这里，关心新闻人自己的命运！
帮助
订阅《新闻记者》其实很方便——
您可以在邮局订阅，邮发代号：4-371，全年定价216元。
您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通过编辑部直接订阅。或电话021-22897351咨询相关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