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正式印发《上海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系统擘画了未来五年上海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目标、重点发展方向与推进路径。为全面、准确、深入地解读《规划》核心要义，精准洞察其在目标设定、体系设计及政策举措等方面的战略考量与实践逻辑，特开设“解读‘十五五’规划：深度洞察”专栏，推出系列解读文章，从多维度、多层次剖析《规划》内涵，助力凝聚共识、推动落实。
集群的经济学：“1025”布局与超大城市的空间策略——产业生态、土地约束与绿色转型的理论解读
“十五五”期间，上海将深化“1025”市区协同产业格局——市级聚焦10条重点产业链，新增打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个万亿级集群；区级围绕25个主导产业深耕细分赛道，建成50个区级千亿主导产业集群。与此同时，土地以“二转二”原则更新、“零增地”技改、工业绿电与智算与技改资金“三个倍增”、国家绿色工厂超300家等举措，共同构成“新增长空间”。以思格新能源和人本集团的选址决策为例，生态对企业具有决定性价值。
一、集群为什么有效：共享、匹配与学习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1890年就观察到产业区的三种外部性：专业化供应商的共享、劳动力市场的匹配、知识的溢出。杜兰顿（Gilles Duranton）与普加（Diego Puga）将其概括为“共享、匹配、学习”三大集聚机制。波特（Michael Porter）的集群理论进一步强调，集群不仅降低成本，更通过本地竞争压力和需求苛刻度推动企业持续升级。“1025”格局的设计逻辑正是分层利用这三种机制：市级10条重点产业链解决跨区域的“共享”（中试平台、算力、供应链中心等公共要素在全市范围配置），区级25个主导产业解决“匹配”与“学习”（细分领域的企业、人才、配套在小尺度空间高密度集聚）。
错位是集群政策的关键。浦东、徐汇主攻AI通用底座，嘉定深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力争2030年规模突破3500亿元），闵行聚焦先进能源装备与航空航天，宝山建设智能制造引领区（工业机器人产值占全市三分之一），崇明长兴岛开发船舶设计大模型，“静安—奉贤”形成美妆健康结对合作。从相关多样化理论看，各区主导产业之间既要有足够的差异以避免同质竞争，又要有能力上的关联以产生溢出——“区区结对”机制正是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
图1 集聚经济三大机制与“1025”市区协同格局的对应
【理论视点】“一廊三带五城七域”与市域空间同构。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指出，产业空间分布是集聚力（规模经济、需求关联）与分散力（土地租金、拥挤）平衡的结果。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租金高企，制造业自然向外环、新城和郊区集聚，但若缺乏规划引导，会形成低密度蔓延。《规划》提出“一廊聚合、三带支撑、五城发力、七域固本”，以创新走廊聚合高端要素、以产业发展带贯通制造纵深、以五个新城打造增长引擎，本质上是用规划手段引导集聚力在特定空间释放，使生产力布局与城市空间格局同构。2025年发布的重点产业布局图已部署超1500万平方米“筑巢空间”，为此提供了物理载体。
二、土地约束下的空间策略：从“增量”到“密度”
超大城市发展制造业的最硬约束是土地。格莱泽（Edward Glaeser）在《城市的胜利》中指出，城市的生产力优势来自密度，而密度的维持需要土地的高效再利用。《规划》的应对是三条：保障工业用地稳定供应，坚守先进制造业空间底线；以“二转二”为原则推动低效工业用地更新，即工业用地更新后仍用于工业，而非转为商住；深化战略预留区“零增地”技改政策，鼓励企业不新增用地实现产能跃升。这三条的共同指向是“向存量要空间、向集约要效益”——把土地政策的目标从“供给多少”转向“单位土地产出多少”。
要素配置的“三个倍增”（工业绿电、智算、技改资金）则是在土地之外为制造业注入新的要素——绿电解决碳约束，智算解决智能化的算力约束，技改资金解决存量更新的资本约束。企业梯队目标（到2028年新增年产值10亿元以上制造业企业100家、累计超600家，带动新增规上企业500家）说明生态建设的落脚点是企业密度而非园区面积。
三、绿色转型的经济逻辑：波特假说
“十五五”累计创建国家绿色工厂超300家（目前196家）、市级以上绿色工厂产值占比超40%、单位增加值碳排放累计下降超17%、持续推进“绿能入沪”和工业绿色微电网——这些目标是否与制造业竞争力冲突？波特（Michael Porter）与范德林德（Claas van der Linde）1995年提出的“波特假说”认为，设计得当的环境规制会激发企业创新，其收益可能超过合规成本，因为规制迫使企业重新审视工艺与资源效率。上海的绿色转型政策明显偏向“激励型”而非“限制型”：绿色工厂认定、绿电供给、碳管理公共服务平台、碳足迹核算与碳标签服务，都是降低企业绿色转型成本的工具。在欧盟碳边境调节等国际规则背景下，绿色能力正在从合规要求转变为出口竞争力的组成部分。
图2 新增长空间的企业密度与绿色目标
四、生态对企业意味着什么：两个选址决策
【企业分析】思格新能源：“制度速度”作为一种要素。思格新能源2022年5月从100平方米办公室起步，2026年4月登陆港交所主板。企业提供的一组数据颇具分析价值：上海全球总部装修入驻仅85天、制造工厂38天全面量产、营销中心从签约到启用仅19天。新制度经济学（科斯、威廉姆森）把制度环境视为决定交易成本的关键变量；对于一家以“最快速度”为竞争策略的企业，政府“当日响应、隔日反馈”的服务节奏，实质上是把审批、电力配套、海关查验等制度性交易成本压缩到最低。思格同时强调金桥、张江、临港多个科创高地与英飞凌、瞻芯电子等产业链伙伴“半小时可达”，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产能爬坡、海外结汇等关键节点的快速响应——这正是杜兰顿—普加“共享、匹配”机制在企业层面的体现。思格的案例说明，超大城市的高要素成本可以被高制度效率和高集聚密度所对冲，这是上海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比较优势。
【企业分析】人本集团：研发总部选址的“中心—外围”逻辑。人本股份把全球研发总部和超级工厂选址在闵行浦江镇航天产业社区南侧，周边已形成航天科技、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与高端装备产业集群，距地铁站4公里、高速2公里，紧邻漕河泾高新区。企业列出的三条理由——区位与交通、产业配套、人才高地——对应的正是集聚经济的三大机制：交通枢纽降低共享成本，配套集群降低匹配成本，交大、上大、上理等高校与“海聚英才”、白玉兰人才计划降低知识获取成本。值得注意的是，人本将“研发总部”而非仅“生产基地”放在上海，这符合全球价值链研究中“高附加值环节向要素质量最高的区位集聚”的规律——上海对轴承产业的价值不在于生产成本，而在于工程师密度与需求苛刻度。
五、谁来干：主体矩阵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规划》清晰界定了各类主体的职责：龙头链主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开放供应链和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深耕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工业软件等细分领域补链强链；外资企业布局全球研发中心和区域总部，民营企业平等参与重大项目与技术攻关；园区扛起空间保障和企业服务的主体责任；行业协会、金融机构、长三角伙伴协同赋能。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市场无法自发供给的基础设施、共性平台和制度环境，企业则在此基础上做出投资与技术决策。招商服务一体化体系、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产业链协同服务，都属于政府“有为”的边界之内。“新增长空间”能否打开，最终取决于这一分工能否被严格执行——政府不越位替代企业决策，企业不缺位依赖政策输血。
下期预告：上海制造的舞台从来都是全球。系列解读⑥将从全球价值链理论出发，分析制度型开放、长三角世界级集群与企业出海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