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密档》取材于我党历史上著名的中央文库档案保管故事。剧中袁弘扮演的地下党员徐书亭，李妍锡扮演的妻子沈玉琳，显然是以密档保卫者陈为人、韩慧英夫妇为原型，并糅合了诸多密档守护人的英雄事迹。
《密档》海报（来源：”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微信公众号）
约2万件珍贵档案在上海秘密保存近20年，历经张唯一、陈为人、陈来生等10余名守护人，3人牺牲，辗转9地、转移7次，至上海解放始终安然无恙，无短少、无霉烂、无虫蛀。这段历史，是密档保卫者于无声处的生死抉择，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对生命、坚守、忠诚与奉献的执着信念。
01
中央文库首次转移
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是中央专门保管文件的机构，所保存的都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文件和中央领导人文稿、报告和革命烈士遗墨等。
1930年6月6日，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建立秘密工作的通知》，规定“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上海市档案馆藏）
1930年9月，文件保管处撤销后，所保存的约2万件档案文件，分装20来只大箱子，保存到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今江宁路673弄10号）。这里成为中共中央历史上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党内称“中央文库”，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张唯一负责管理。因此这里也是中共中央秘书处的办公处和文件阅览处。
江宁路673弄10号的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纪念馆（来源：“上海静安”微信公众号）
1931年春末夏初，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严重威胁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张唯一立即行动。4月26日夜间，他与工作人员张小妹雇佣两辆黄包车，走不同路线，将档案迅速转移到秘密租住的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顺昌里某住所。
张唯一
在极端的高压恐怖统治下，白区党组织不断被破坏，上海地下工作环境持续恶化，中央领导集体长期安全潜伏几无可能。而中央苏区实力持续壮大，具备承接中央机关的客观条件，从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进入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已经打通。中央领导机关和相关负责同志通过各条秘密交通线进入苏区。但出于安全考虑，中央秘书处直属的档案（中央文库）却无法随行，重要的中央档案必须在上海就地秘密保存，确保万无一失。
02
省委书记出任保管员
中央文库的档案极为重要，保管更是一项列为最高机密的任务。保管人选须对党绝对忠诚、甘于奉献，经受过严峻考验并富有地下斗争经验，有相当文化基础，且最好在沪活动较少、不易被认出。
当时上海的党员骨干大批被捕牺牲或已转移内地，党中央遂想到陈为人。周恩来亲自约谈，托付重任。陈为人1921年入党，曾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革命，曾任满洲省委书记；其妻韩慧英1925年入党，曾任满洲临时省委妇女部长。1932年春，中央调二人担任文库保管任务，以“家庭化”面目开展工作。
陈为人（上海市档案馆藏）
陈为人开了一家湘绣店作为掩护，韩慧英则在附近小学教书。自从夫妻俩接手保管中央文库后，中央出于保密需要，不再安排他们参加党的会议和其他一切公开活动。陈为人平素外出，不是西装革履，便是长衫礼帽，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业务，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韩慧英
党内联络由韩慧英出面，与她保持单线联系的便是代号为“张老太爷”的张唯一。
03
妻子和上级联系人被捕
一到晚上，店堂关门打烊，陈为人就到三楼的密室，拉紧窗帘，就着微弱的灯光整理文件，按瞿秋白所拟《文件处置办法》，以时间、地区、作者等类别编号整理，将所有文件分门别类，井然有序。
为便于保存转移、躲避搜查，陈为人将大字体文件改抄为小字，厚纸文件改抄薄纸，裁去空白处，以缩减体积。他还据文件内容、署名者历史及用纸和文电书写技术等，对80%的无年代文电考证后注明年代或时期，对判定的年月日在文件目录备注栏内说明。经不断整理，原先二十多箱文件缩减为16只皮箱。
1935年，上海党组织遭严重破坏，联系人张唯一被捕。韩慧英前去接头时亦遭逮捕。陈为人立即搬家，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租得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今西康路560弄15号）的一幢独门三层小楼，将所有档案连同各式家当和三个孩子一起转移到新址。在顶层阁楼里侧，约有二尺来宽，陈为人加筑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秘密档案。
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今西康路560弄15号）（上海市档案馆藏）
此后，陈为人与外界几乎断了联系，工作和生活经费也没有着落，手里存钱捉襟见肘。家中皮大衣、电风扇、闹钟乃至整理档案后空出的箱子等值钱物件，均被陆续典当。
当时，曾与陈为人同狱的李沫英一度前来协助照料孩子，但不久即被调离。陈为人遂致信妻妹韩慧如，以姐姐生病为由，请其赴沪。
04
困顿中的隐忍坚守
韩慧如在河北正定一所小学做教师。接到姐夫来信，她知道肯定有大事，一放暑假，便匆匆赶往上海。抵达后见姐夫一家生活极度困顿，每日仅两顿红薯。为了避人耳目，有时还会端上一小碗装装样子的红烧杂鱼，天冷不容易坏，端上再端下，却不让孩子筷子头戳一下。
1937年，韩慧如的上海市社会局小学教员登记合格证（上海市档案馆藏）
根据韩慧如回忆“因为煤球是每天数了用，烧的饭常常是夹生的，粥是糊的。开始时，给孩子吃的粥里还可以放点猪油，以后只放了点盐，猪油也买不起了。”。穿着方面，“（孩子）身上穿的是抽掉了棉花的破背心……能卖的衣服都卖了。小女孩冬天的裤子，我是用包文件的包袱拼凑做成的”。韩慧如决意留下相助，照料孩子。
1935年底，韩慧英忽然回来了。她被捕后化名王英，一口乡下土话，坚持说自己刚到上海投亲，找人走错了门。几个月后敌人将她转押到苏州反省院，不久由党组织通过关系保释出狱。韩慧英回来后，姐妹俩白天外出打工，赚点钱补贴家用，勉强维持生活，晚上则一起帮衬整理文件。
此时的陈为人因肺病复发，营养不良且劳累过度，无钱就医亦不敢暴露身份，只能硬撑工作。夫妇二人冒险张贴寻“娘舅”启事，多方设法联系组织。
《开箱必读》仿制件
1936年秋，陈为人终于又接上了组织关系。中央得知陈为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后，决定将中央文库交由他人保管。夫妇二人将所有的文件又整理了一遍，编写了一份《开箱必读》，对5箱文件的分类作了说明，详列了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文件形成的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使档案查找、利用者一目了然。这些档案由徐强负责接应，再次转移到一处秘密地点。
徐强
不久陈为人病重难支，徐强将他送进医院治疗，但终因病情严重而不治，溘然长逝，年仅38岁。1945年党的七大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韩慧如后来与地下党员秦鸿钧结为伉俪。1949年3月17日深夜，秦鸿钧夫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5月7日秦鸿钧惨遭杀害。
05
中央最高领导下令嘉奖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租界“孤岛”，形势日趋严峻。翌年7月，中央文库联络员郑文道被日本宪兵逮捕。在押往宪兵司令部途中，郑文道跳车自伤，意欲牺牲以保守机密，未遂后被送医并严加看管。一周后稍有恢复，即被押出审讯，他趁机越窗跳楼牺牲，时年28岁。与此同时，中央文库已转移至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因当时的保管人缪谷稔积劳成疾、病势沉重，中央调年仅23岁的陈来生接替其工作。
郑文道
缪谷稔
日寇在上海的统治越加疯狂，为了搜捕抗日人士，日军在许多关口要道，设置武装关卡，对过往人员肆意搜查。在这种极端危险的情况下，陈来生组织家人，利用“小鱼钻网眼”的办法，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利用敌人防范漏洞，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安全隐秘地将所有档案，悄悄地运到同一条大街的赓庆里一间过街阁楼上。
陈来生
陈来生在家门口摆了一个杂货摊，售卖炒货作为掩护。然而很快陈来生注意到，这条弄堂人来人往，敌人又在附近增设了岗哨。于是，他向岳父借钱租下了成都北路沿街的一间西厢房，他把沿街的西墙拆掉，改建为店面房，开了一家“向荣面坊”，对外卖面粉、切面作掩护。陈来生和弟弟甄长顺等人每天外出“跑单帮”，骑车到郊区贩运面粉，以此赚钱维持生活。
1943年，陈来生将中央文库转移至成都北路974号一间沿街的房子，上面阁楼存放档案，下面店面开设一家面粉店作掩护。图为解放后该处房屋的照片（上海市档案馆藏）
像陈为人一样，陈来生也将档案藏在阁楼上，外面再切上一堵假墙，夹壁藏档，外面还堆着面粉袋。为防霉蛀，陈来生还在档案上覆盖几片烟叶。
抗战期间和抗战结束后，中央曾有两次从陈来生手中调阅文件，这便是档案工作历史上著名的千里调档。电影《密档》里就有将档案翻拍胶卷藏入电池内，通过交通线送往延安的镜头。
上海解放后，陈来生一边开箱清点整理，一边报告市委组织部，再由组织部层层上报中央。珍藏在上海市档案馆的《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给陈来生的证明信》，证明这批档案“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止”，现共计16箱，104包，“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接收陈来生保管的中央文库档案的收据及证明（上海市档案馆藏）
1949年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中央办公厅发来的三A级密报。中央办公厅的这份来电由杨尚昆起草，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刘少奇、朱德圈阅，周恩来批发。电报说：“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
中共上海市委给陈来生的嘉奖信（上海市档案馆藏）
现在，这批比黄金还宝贵、浸透着信念与鲜血的“一号机密”，都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深植于档案人的红色基因和文化底蕴，一代代赓续传承绵延不绝。
END
撰稿：邢建榕
编辑：曾婧
校对：王礼荣
版式：施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