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正式印发《上海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系统擘画了未来五年上海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目标、重点发展方向与推进路径。为全面、准确、深入地解读《规划》核心要义，精准洞察其在目标设定、体系设计及政策举措等方面的战略考量与实践逻辑，特开设“解读‘十五五’规划：深度洞察”专栏，推出系列解读文章，从多维度、多层次剖析《规划》内涵，助力凝聚共识、推动落实。
跨越“死亡之谷”：上海如何重构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创新链——中试、场景与需求侧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一、“死亡之谷”为什么存在
布兰斯科姆（Lewis Branscomb）与奥尔斯瓦尔德（Philip Auerswald）2002年在《从发明到创新》中系统描述了“死亡之谷”：处于技术成熟度（TRL）中段的项目，既不再适合由政府基础研究资助，又因风险过高而难以获得市场资本，形成资金与制度的双重空白。从市场失灵理论看，这一环节的知识具有部分公共品属性——中试验证产生的工艺知识会外溢到整个行业，单个企业投入的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因此市场自发供给不足。这为政府介入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也界定了介入的边界：政府应提供共性平台与需求牵引，而非替代企业做产品决策。
《规划》的举措设计与这一理论高度对应。“建立技术预见机制、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实现300项以上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对应创新链前端，解决“做什么”的方向选择；“建设中试服务网络、建成50家市级中试平台”对应创新链中段，解决共性放大能力的供给；“打造场景试验场、支持政府和国企加强‘商业化前’采购和应用”对应创新链后端，解决首批订单的需求牵引。
图1 “死亡之谷”与《规划》新技术空间举措的对应
【理论视点】需求侧创新政策的兴起。传统创新政策以供给侧为主（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埃德勒（Jakob Edler）与乔治乌（Luke Georghiou）2007年提出，公共采购、标准制定、示范应用等“需求侧政策”对创新扩散的作用被长期低估；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创业型国家》中进一步论证，政府作为“第一个客户”对高风险技术的商业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规划》提出的首台套、首批次、创新产品推荐目录以及“商业化前”采购，正是需求侧政策的组合运用。
二、案例一：场景牵引如何“护航”一项颠覆性技术
【企业分析】上海超导：一条示范电缆背后的政策逻辑。高温超导带材是典型的高风险技术：零电阻、高电流密度的物理特性使其在电力、聚变、医疗、交通等领域具有颠覆潜力，但下游用户在没有真实运行数据前不敢采用，形成“没有应用就没有数据、没有数据就没有应用”的锁定。上海经信委的做法是在产业化初期即统筹落地全球首条商业化运行的35kV公里级超导电缆示范工程，该工程至今安全运行4年有余，以真实数据验证了产品可靠性。从技术经济学看，这是通过搭建应用场景帮助硬核科技企业得以跨过最危险的验证期，这一过程可概括为“政策背书、场景统筹、持续迭代”——政策背书解决市场准入信号，场景统筹解决首批需求，持续迭代解决学习曲线。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护航”并非无限期：进入持续迭代阶段，通过推进长三角“一条龙”应用计划，指导开展220—500千伏超导电缆系统攻关，以推动跨区域规模化应用。目前，该颠覆性技术已初步进入竞争性市场，上海超导国内市占率超过80%、产品出口美英等多国，并成为多家国际聚变能源企业及超导电缆企业的重要供应商，说明场景牵引的最终目标是把企业推向竞争性市场，而非形成对政策的依赖。
图2 场景牵引“护航”颠覆性技术的四步逻辑：上海超导案例
三、案例二：国家专项的“知识溢出”与创业
【企业分析】果栗智造：从国家重大专项“长”出来的全球第一。果栗智造创始团队曾多年参与半导体核心装备国家重大专项攻关并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15 年创业，专注磁悬浮驱动传输技术，目前拥有国内外授权专利291项，磁悬浮传输系统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30%、国内超过50%，连续3年全球第一。奥德雷奇（David Audretsch）等提出的知识溢出创业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从知识密集型组织向创业企业的转移，是产业创新能力扩散的重要通道，其核心是经验、方法和研发管理能力的扩散迁移。果栗的案例正是如此:团队在国家专项中形成的系统工程、精密运动控制和复杂装备研发经验，被应用到一个原本由国外企业垄断的细分装备领域。更重要的是它对“区位”的依赖一一磁悬浮传输装备需要与锂电、3C、汽车、半导体等下游产线高频协同验证，而上海集成电路、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产业高度集聚，企业得以“就近开展技术验证、产品迭代和客户协同，快速形成首批客户基础”。目前企业基于磁悬浮技术的半导体天车系统攻关已取得重大进展，这意味着它正从通用装备向先导产业的核心装备延伸——知识溢出在新的创新主体内的第二轮循环正在发生。
四、企业主体、人才与资本：创新体系的三根支柱
上述两个案例都指向一个共同结论：创新体系的核心是企业，政府的作用是搭建平台和创造需求。《规划》强调培育硬核科技研究型创新企业、支持龙头企业强化技术主导权、依托链主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本质上是把创新组织的主导权交给最贴近市场的主体。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弗里曼、伦德瓦尔）强调，创新绩效取决于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与政府之间互动的质量，而非各自的孤立投入。“企业出题、科研攻关、市场验证、产业落地”的闭环机制，正是对这种互动的制度化。
人才政策的设计也体现了同样的取向。《规划》提出“一人一策”引育顶尖人才，建设创芯学院、创智学院等学研产创新联合体，联合高校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工匠学院定向培养工程硕博士和高技能人才；产业人才专项奖励向一线倾斜，研发技术人员、生产岗位核心骨干占比不低于80%。这一“80%”值得关注——它把奖励对象明确指向工程化环节，与“死亡之谷”恰好位于工程放大阶段的判断相一致。资本方面，产业转型升级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未来产业基金等市级战略基金重点投向产业链关键环节和未来产业，支持CVC、AIC等创投资本投向先进制造，目标是让金融资源从“泛化投放”转向“精准滴灌”，填补TRL中段的资金空白。
规划认为，新技术空间建设的成效不应以专利数量或平台数量衡量，而应以“中试平台的开放度与利用率”“商业化前采购形成的首批订单规模”“创业企业从国家专项和高校的溢出数量”等过程性指标检验——这些指标才真正反映创新链是否被打通。
下期预告：当人工智能成为“通用目的技术”，它对制造业的改造将如何展开？系列解读④将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出发，分析“智能+”战略的逻辑，并解析新时达、傅利叶两家企业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