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晓原
原刊于《书城》2026年9月号
黄庆桥教授研究杨振宁及相关问题有年，积累深厚。近日他的专著《杨振宁与当代中国》，征序于我。考虑到多年前庆桥打算涉入本书领域时，曾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当时积极鼓励他大胆前行，如今他已获丰硕成果，专著出版，可喜可贺，这个序我就不能不答应写了。
《杨振宁与当代中国》
黄庆桥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6年版
庆桥在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获得博士学位，我们已经同事多年。他出版的学术著作已有好几种，但这本《杨振宁与当代中国》达到了他学术研究的一个高峰。本书不仅态度认真，风格严谨，而且不回避敏感问题。在处理敏感问题时，庆桥展现了高度的政策水平和学术技巧，既能够摆事实讲道理，理性客观，又能够秉持正确立场，表明态度。阅读此书带给我的愉悦体验，和当下许多套话连篇、空洞无物、追逐时髦的“学术专著”相比，何啻霄壤。
庆桥此书取名《杨振宁与当代中国》，实有深意。这是中文出版物中一部尝试对杨振宁作出全面评价的诚意之作，同时又能将全书论述置于“当代中国”这样既宏大又节制的背景视野之中，允称思虑周全。这本书中有一些极富特色的内容，令人击节叹赏，值得在这里特别表而出之。
众所周知，杨振宁、李政道早年在美国合作研究，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后来他们两人对这段合作的描述和评价出现了分歧，终至失和。由于杨、李两人都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科学、教育等领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他们对当代中国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要不要建造大型对撞机、要不要在基础科学研究上投入巨额经费等等），又都有明显的不同意见。因为这些问题都至为敏感，许多学者通常采取回避态度。但是如果在一本名为《杨振宁与当代中国》的书中，对这些问题也采取回避态度，不仅读者将会大失所望，而且恐怕也是庆桥本人的学术自尊心所不允许的。所以他在书中勇敢直面了这些问题。
说起来，我和杨、李也都有过一些个人交往。和李较早，那时我还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有一次李请我去他在北京组织的一个会上演讲，他亲自主持并评论，会后李宴请，记得同桌还有漫画家华君武、画家黄胄的夫人，大家相谈甚欢。和杨是他晚年归国后，在一些会上遇到。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仪式，我也是被邀嘉宾，那时我还贪图凉爽，好穿短裤，动身去北京前，太太提醒我：这次要见杨振宁，你还穿短裤？我说：是哦，这得穿长裤了。那时杨仍思路清晰，精神矍铄。
当我阅读庆桥此书中“杨振宁为什么反对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杨振宁的高能物理观及其对中国科技战略的建议”两章时，上面这些前尘往事次第浮现脑海。庆桥用大量史料证明：杨振宁反对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大型对撞机），并非他晚年归国后的观点，而是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回国时，就在各种会议上多次表达的观点，那时国内绝大多数人都不理解、不赞同他。
1977年，杨振宁在北京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观摩实验，与科研人员交流。
出处：新华社（记者 张雅心 摄）
庆桥更进一步用史料表明：杨振宁的观点不仅仅是出于对中国当时经济力量的考量，更是出于他对物理学发展前景的深刻洞见。在更早的时候，他在美国就认为，造大型对撞机已经没有必要。虽然他那句“盛筵不再”（The party is over）的金句最初是一九八〇年提出的，但他更早就多次陈述过同样的观点。他认为物理学的前途已经不取决于大型对撞机，而是取决于观念的更新。事实上，美国在一九九三年下马了超导超级对撞机（SSC）项目，就可以视为对杨振宁先见之明的客观验证。
至于中国要不要在基础科学研究上投入大量经费的问题，它是和要不要建造大型对撞机的问题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建造大型对撞机就是对基础科学大量投入的具体表现。在这个问题上，杨振宁对国家领导人和科学家可谓苦口婆心，反复劝说。例如他指出：“原理的研究成果往往名气大，叫得响，而发展性的研究，各工厂视为财富，不肯公开，所以在中国容易产生一个错误印象，以为美国原理研究经费比发展性的研究多得多。事实与此正相反。”这里“原理研究”就是我们今天习惯所说的“基础研究”，而“发展性的研究”则是今天习惯所说的“实验发展”和“应用研究”。杨振宁指出，美国的发展性研究经费大约是原理性研究经费的十倍。
这让我想起，二〇二一年我和穆蕴秋合作的文章《美国是因为重视基础科学而强大的吗》经报社内部长期争议后终于发表于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九日《文汇报》、十三日观察者网，我们用美国的数据表明：美国全年国家和私营的科技研发总经费（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发展三项之和）中，基础研究长期只占百分之十五。这个数据和杨振宁所指出的相当接近（杨的数据相当于基础研究约占总经费的百分之十），而结论完全一致。
又如，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在接受《科技晚报》采访时，杨振宁明确谈了他对基础研究经费问题的看法：“从全民族的利益来看，基础研究经费五到十年内不再增加，是一个有头等意义的选择。”
庆桥此书所依据的史料，绝大部分都是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这些史料虽然并不冷僻，也不稀见，但是如何选择、如何组织、如何表达，则其中有史识在焉，有技巧藏焉。这绝不是仅靠勤查资料、死命用功就能做到的。
庆桥此书分为十章，每章都集中讨论一个非常有趣、非常有意义的主题。本书的阅读体验，对我来说确有“惊艳”之感。考虑到我因为评审、推荐、评论等等原因，再加上自己的兴趣爱好，每年都会阅读很多图书，我这样评价此书，是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前提和广泛比较的基础之上的。
二〇二六年七月三十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