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三联书店新近出版了《海德格尔：将纳粹引入哲学》，法国著名哲学家法耶（Emmanuel Faye）通过深入剖析海德格尔的文本与历史背景论断道：海德格尔不仅在个人层面支持纳粹主义，更在其哲学思想中系统融入了纳粹的核心理念。
法耶详细考察了海德格尔1933年之前的激进主义、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期间的言行、1933—1935年的课程与演讲，以及他与卡尔·施密特等纳粹思想家的关系。他最终呼吁：应将海德格尔的作品归入纳粹主义历史范畴，而非纯粹哲学经典。
本推文全文刊登了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从作者的视角介绍这位和纳粹关系紧密的哲学名家。
《海德格尔：将纳粹引入哲学》
法耶（Emmanuel Faye） 著
刘剑涛 张晨 译
上海三联书店
128.00元
ISBN：978-7-5426-6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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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中文版序言
图书作者略微修改了本书法语第二版序言作为中文版序言，注释略。
海德格尔投身纳粹之长久与严重性已经被大幅曝光，他的许多拥护者不得不将其人与作品分开看待，并坚持认为他在政治上投身纳粹主义与他所谓的“哲学”作品无关。因此，本书致力于证实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不仅涉及个人政治问题，同样更涉及他的教学和写作的基础本身。本书正文章节的批评分析都依据海德格尔的文本，对它们的研究表明纳粹主义渗透了其作品根基。
根据近期出版的一些文本，尤其是海德格尔写给他的妻子埃尔弗里德·海德格尔（Elfride Heidegger）的信札，我们今天来重新审视这个人物。事实上，海德格尔并非单纯因机会主义才臣服于纳粹主义，而是与希特勒实施的种族主义灭绝性计划同一。正如我们即将披露的，随着本书出版，他曾经发表的文章或后来被发现的文章，无一不反映出他内心深处的反犹主义和对残忍暴力的嗜好——这些都被他呼吁的灭绝（Vernichtung）一一证实——这配不上一名哲学家的身份。
第三帝国崩溃后，海德格尔因“给校方带来的严重损失”和“他的反犹主义”，受到弗莱堡大学负责裁决最严重案件的教师委员会指控。他因此被“禁止教学和参与任何大学活动”，这项禁令持续到1951年。委员会听取了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的意见，主张在几年内暂停海德格尔的教学，特别是由于“他那不自由、专制且缺乏交流”，却有利于他开展“工作”的“思维方式”。然而，海德格尔极其狡黠地利用了这次机会将教学和“作品”虚假分离，意图利用“作品”掩护，发表他的纳粹课程稿。事实上从1953年起他就着手编订大肆颂扬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统治和“伟大”的课程稿及作品；另外，影响力甫一确立，他就计划在去世后出版《全集》（Gesamtausgabe），其中除了那些最为昭著的纳粹课程，他还打算把之前认为会使他声名扫地而删除的篇章重新编入1930—1940年的作品。这样的两面派把戏到底在掩盖什么？他的策略是什么？哪一个是真正的海德格尔？
时至今日，这些问题应大白于天下。人们也该重新衡量他的责任，不仅是在1933年德国举国归顺希特勒中他的责任——那时海德格尔校长的课程的影响力早已建立，还有他在通往纳粹主义军事扩张政策和欧洲犹太人之灭绝的进程中的精神准备。以下是更为详尽的内容：
1. 海德格尔写给埃尔弗里德的信中的反犹思想
不久前我们才知道海德格尔早期已经暴露出了强烈的种族主义与反犹主义。早在1916年他就在给未婚妻埃尔弗里德的信中写道：
我们的文化和大学的犹太化当然是件很可怕的事情，而我认为德意志种族仍应凝聚更强大的内在力量，以求重新崛起。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提到“犹太化的大学”时也使用了同样的主题和词汇。海德格尔写给埃尔弗里德的信中充斥着大量令人憎恶的反犹话语，比如在1920年8月12日的一封信中说：“所有这一切都被犹太人及那些唯利是图的人吞没”；又如在1933年3月12日的信中他为雅斯贝斯感到惋惜：这样一个“纯粹的德国人，即便以其可靠的本能和最高的要求感知到了我们的命运与使命，却被女人（一个犹太人）羁绊”。海德格尔接着指责雅斯贝斯“肯定过多地考虑了人性方面”。对海德格尔来说，身为“纯粹的德国人”就意味着要与犹太人断绝所有关系，哪怕是自己的妻子，并且完全拒绝涉及人性！
然而，不同于希特勒作为党领袖公开地积极斗争，海德格尔以隐秘方式征服人心。自1922年起，他与妻子埃尔弗里德一道在家静休——他们家位于托特瑙堡（Todtnauberg），紧邻一家青年旅社，他邀请学生们来畅谈和远足；而且，正如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提供的证据披露的，海德格尔还委托给埃尔弗里德一个任务：将这些学生吸引到民族社会主义青年运动中去。1930年某日，埃尔弗里德甚至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放在家里的桌子上，并对海德格尔的学生赫尔曼·默兴（Hermann Mörchen）说道：“您务必读读这个！”
正是在托特瑙堡，海德格尔校长1933年10月成立了他灌输思想的首个营地，一支穿着冲锋队或党卫队制服的队伍从弗莱堡出发。除此之外，他还要求开设种族理论课程，并亲自选拔最有能力的学生。
在此期间，海德格尔还不断谋求在大学升迁：他之前一直向哲学家胡塞尔示好，获得弗莱堡的教职刚刚两个月后就毫不犹豫地与其断绝关系。就在1928年这年，他还曾试图指定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Alfred Baeumler）成为自己在马堡大学的接任者，但未能如愿。后者是他加入纳粹头几年的同党，并在1933年5月与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一道是柏林大焚书仪式的策划者。
2. 《存在与时间》及《我的奋斗》中的死亡和自我牺牲
海德格尔急于接替胡塞尔，于是在1927年出版了那本让他扬名天下的作品——《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他在书中宣布了要“摧毁”西方哲学传统的意愿，并且倡导一门完全摒弃个体性的反思性意识（Bewußtsein）的生存思想。他十分狡诈地从一个描述跳转到阐发一个真实计划，从讨论死亡的第53节跳转到讨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及其历史命运的第74节；他将死亡之先行与为了共同体和民族的利益以及“继续战斗”的目标而作的自我牺牲（Selbstaufgabe）与舍弃强加为唯一“本真的”生存模式。这样将“向死而生”的自我牺牲与共同体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中的共同命运的主张联结在一起，在结构上重复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的“民族与种族”这一章的主题，希特勒在那里长篇累牍赞颂“个人为了整体、为了人类同胞牺牲自我的能力”。
然而，受埃曼纽尔·莱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和萨特最早的解读影响，尤其在法国，借用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近期的话来说，人们很久以来都是“从克尔凯郭尔(Sören Kierkegaard)的视角”阅读《存在与时间》。于是人们错误地认为在该书中觅见一门关于人的个体性的哲学，但海德格尔在第74节完全否定了指涉个体命运。更具洞察力的一些德国哲学家，从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和京特·安德斯到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都精彩地批判了海德格尔将生存还原为放弃、自我舍弃、自我牺牲（Selbstaufgabe）的道德自杀，这些都被海德格尔称为生存的“最极端的可能性”。安德斯这样说道：“‘生存’，在海德格尔看来，是‘持续一生的自杀’。”阿多诺则清楚地认识到，在海德格尔的体系中，与死亡的关系既不属于沉思（méditation），也不属于思想（pensée）。在赴死的牺牲中的“本真性”本质上是歧视性的，因而再也不再关涉哲学：它仅仅被赋予那些处于“存在之恩惠”中的人。
3. 1927—1934年课程中的种族主义
《存在与时间》问世同年，即1927年，海德格尔在夏季学期课程中滥用“lignée”［苗裔］和“souche”［种族］这两个词不当地替换希腊词“genos”［种类］，以摧毁“genos”一词的含义，并在此后使用复数形式的“souches”，由此不再有涉及普遍的人类（genre humain）的任何问题。至于他的反犹主义，他继续在信件中表达。1929年10月2日，他在写给国务委员维多克·施沃雷尔（Viktor Schwoerer）的密信中毫不犹豫地指责“德国人的精神生活中日益增强的犹太化——无论是本义还是引申义上的”。自1929年与1930年之交的冬季以来，他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课上指斥当时的“政治混乱”，这意味着否定了魏玛民主共和国，他还呼吁要“强硬”。同样在这门课上他用“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取代了“人是什么？”这个哲学问题。在1933—1934年，他在讲课时明确指出这个“我们”仅指德意志民族和人民，他认为唯一还拥有“命运”的民族。在同时期的一个研讨班上，为了定义“民族健康”，他还诉诸“血统与出身统一体”和“种族”的含义，阐述了他为“民族”或“人民”（Volk）一词赋予的种族含义。
4. 为暴力与灭绝辩护
然而，海德格尔不仅仅是一个心怀种族主义的人：我们还需强调他对毁灭性暴力的嗜好和对灭绝政策的公开呼吁。早在1931年，他就向他的一名学生吐露过他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建立民族社会主义专政上；他还断言，暗杀纳粹名单上确定的主要政治对手，这事不能退缩。1932年他秘密投票给纳粹党。1933年3月7日，他在给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遗孀的一封未公开的信中引用了希特勒的一句话：“恐惧只能被恐惧摧毁”，还把霍斯特·威塞尔（Horst Wessel）树立为全体德国青年学习的榜样，后者早期是皮条客，后来摇身一变成为民族社会主义冲锋队（SA）积极分子，最后死于一场政治冲突，被纳粹分子奉为英雄，名字甚至被用作纳粹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Horst-Wessel-Lied）。
希特勒掌权后，社会民主派的弗莱堡大学校长被迫辞职，海德格尔接替其位。随后，依据新大学法规——海德格尔为它奔走，而且它废除了所有民主选举——海德格尔1933年10月1日成为了民族社会主义政府直接任命的首位校长-领袖。1933年11月，海德格尔校长在一份政治信仰告白中号召全体德国人民为希特勒投票，此声明有其签名，并且排除了“非雅利安人”，随后以五门语言发布。他在课堂上的言辞变得愈发极端，向学生们灌输“完全消灭”（völlige Vernichtung）内部敌人的想法，即清理已经同化的犹太人和政治反对派。在听众那里其致命意图显而易见。事实上，海德格尔小心翼翼地使用与弗莱堡纳粹学生联盟一致的凶残表达，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发起第一批焚书活动前两日，他们就号召大家用“灭绝之火”（das Feuer der Vernichtung）“完全消灭（völlige Vernichtung）犹太-布尔什维克”。
5. 取消犹太学生奖学金，将其授予冲锋队和党卫队学生
海德格尔坚决实施纳粹党倡导的反犹主义歧视。他在开学之际确立种族选择，并宣布“新大学生法”开始生效，它后来导致了反犹主义名额限制（numerus clausus）。他还在1933年5月27日的就职演讲中大力赞赏这反犹“法律”。
此外还有一则令人无法接受的材料：1933年11月3日的命令，海德格尔校长在其中下令“不再”给“犹太大学生或马克思主义大学生”发放奖学金。自此，奖学金将优先发给那些“几年前就参加冲锋队、党卫队或者为国家战斗的保卫联盟的大学生”。海德格尔甚至明确表示“犹太大学生”就是指1933年4月颁布的反犹主义法律定义的“具有非雅利安血统的”大学生。这条可怖命令大体上在沉默中通过。自吉多·施内贝格尔（Guido Schneeberger）以来，只有拉乌尔·希尔伯格（Raoul Hilberg）在《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European Jews）中将这条命令作为纳粹党种族政策实施中尤为突出的例子提到过两次，但还没有一位研究海德格尔的法国“专家”提及此事，赫尔曼·海德格尔（Hermann Heidegger）也没有在《全集》的第15卷里重新编订和出版它，而它本应出现在那里。
6. 秉持种族主义“真理”思想与希特勒主义
在1933—1934年度冬季“论真理的本质”（De l’essence de la vérité）的课堂上，海德格尔从种族主义意义上歪曲了真理概念。他实际上明确将真理等同于为了一个民族和一个种族的自我主张战斗，公开重复他从1916年就向阿尔弗里德吐露过的种族主义计划，此次又在课堂上主张“领导原初的日耳曼种族的本质的根本可能性迈向统治地位”。
海德格尔正是在复述希特勒的计划及其晦涩行话。在《我的奋斗》中纳粹党元首向德意志帝国分配了任务：
（这个）任务，不仅要汇集和保存这个民族中最宝贵的后备力量作为种族的原初组成部分，还要慢慢地、稳妥地引导他们去占据统治地位。
从那以后，海德格尔的希特勒主义思想便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他说这是要在人的此在中实现一个“完全转变”，这依据了元首的演讲在群众中灌输的“为了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教育”。海德格尔很看重希特勒的演讲，甚至将其说服力与修昔底德（Thucydide）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ire de la guerre du Péloponnèse）中描述的古希腊人演讲的雄辩比较！纳粹的激进主义和希特勒的灌输洗脑要达到何种程度，以至于像海德格尔那样，能将元首歇斯底里的、类似打嗝的演讲与修昔底德记载的演讲辩论术相提并论？在担任校长期间，海德格尔本人在演讲中，甚至广播讲话里，都毫无顾忌地使用纳粹地方长官口中的类似词汇和语气。因而，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一名学生当年在听完课之后直呼他是“讲台上的希特勒”！
7. 为纳粹的德意志民族扩张政策辩护
本书出版后人们发现了一些最令人不安的文献，其中有一大段对德意志民族空间的阐述，提前为希特勒即将在东部实施的扩张及吞并政策辩护。依靠对纳粹党至关重要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概念，海德格尔提到了那些祖国（Heimat）是德国、但由于居住在帝国境外——例如西里西亚（Schlesien）或苏台德（Sudetenland）地区——而不属于德意志国家的德意志人，他宣称这些德意志人因此丧失了本身的存在。所以，必须扩张德意志帝国的空间，让它与所谓的、德意志民族的“原本”空间吻合，这些空间包含所有居住着德意志人的地方。
但是，德意志人以这样的借口吞并东欧的广阔土地，特别是整个波兰，到底是什么行为？海德格尔引入了一条可怕的歧视性原则，作为德意志民族与斯拉夫民族及犹太人之间的区别。因为这些人民在欧洲并没有扎根于自己的土地或空间，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所以被海德格尔称为“闪米特游牧民”。海德格尔首先断言这些“游牧民”成为这样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存在”，而非受生活环境影响，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无法建构一个民族，无权拥有一个自然空间，将其视为祖国。接着他又声称：“我们德意志空间的本质向一个斯拉夫民族的显示必定以不同于向我们显示的方式”，而且，“它永远不会向闪米特游牧民显示”，而闪米特游牧民即犹太人。海德格尔将德意志民族生存空间存在论化（ontologiser）的可怕方式显然让犹太人融入所谓的、德意志人的“原本”空间变得更加不可能。这就是提前为将东欧领土上的犹太人赶尽杀绝的纳粹政策辩护。
8. 为1941年秋的灭绝辩解
然而，正值党卫队别动队（Einsatzgruppen）随国防军的推进在1941年夏天开始屠杀波兰犹太人之时，海德格尔也在为“尼采的形而上学”课程编写讲课内容。他拒绝所有道德批判，冷酷地描述、并从历史角度为民族社会主义正在实施的行为辩护：为了无条件统治地球而斗争。在关于“超人”和“正义”的几章，他一再强调这不仅是一次军事冲突，更是“对人类的一次筛选，没有退路”，目的是培育一种“不受制约的”新人类，夺取对地球的统治并实施“种族选择”。至于“正义”（justice），对海德格尔而言，这个词已经失去了人性的、道德的及司法的所有意义。他引用尼采的话写道：它体现了一种“作为构造性的、剔除性的、消灭性的思维方式之正义”。他为“正义”一词的这个歪曲用法——消灭（das Vernichten）辩护，他写道：这是为了“保证……能对抗衰败”。
在那个时候，他肯定知道东欧前线正在发生的一切，特别是通过课堂听众得知，因为其中很多人是前线归来的伤员。因此海德格尔其实很早就已明白未能入侵英国的第三帝国此时再也无力取得胜利。鉴于英帝国对照下的德国人的历史处境，他的课程以关于这处境的幻灭性语言终结。但他在1961年问世的《尼采》中小心翼翼地删除了这些话，直到去世后出版的《全集》才重新恢复。我们同样看到，他在第二年的课堂上针对美国参战抵抗第三帝国发表了恶意十足的言论。海德格尔只想将其看成“美国最后的丧失历史和毁灭的行动”。这正发生在讨论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的课上，课程名为“伊斯特河”（Der Ister），海德格尔在其中两度赞美民族社会主义的“历史独特性”（geschichtlichen Einzigartigkeit），并以积极的态度谈到了“当前的政治思想”（den heutigen politischen Denken），这一切都发生在1942年！
9. 赞颂毁灭之火
纳粹党关于火的修辞要追根溯源到《我的奋斗》中“民族与种族”这一章的一个著名段落，希特勒在那里将雅利安人比作“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他点燃火焰，为人类指明了向上攀登成为其他生物之主的道路；希特勒认为只有“雅利安人”才是文明的缔造者。将普罗米修斯纳粹化的做法令人发指，歪曲了那位希腊巨人的形象。然而，在当时德国谈及普罗米修斯，自然就带上了希特勒式的和种族的含义。海德格尔就利用了这位希腊巨人的影响，在1933年5月的校长就职演讲中毫不犹豫地提到了“土与血的力量”，让他的希特勒主义在当时背景下暴露无遗。而且，他一直迷恋火，认为火既能发光启明，又能使一切化为乌有。
我们很早以前就在海德格尔笔下找到了一些用来赞美火焰和柴堆的暗喻，神秘莫测，又令人不安，比如，他在1930—1931年关于黑格尔的课程的一段中赞颂真正的耐心：“它包括我们锲而不舍地用合适的、精挑细选的木头搭一个柴堆，直到它被点燃。”这堆柴火在1933年称为焚书，海德格尔作为校长非但没有制止它，反而在6月24日这天在弗莱堡大学的体育场里主持了纳粹党的正式仪式庆祝夏至日。这场仪式原定6月21日举行，但由于一场连阴雨推迟。在1933年6月20日的纳粹党报《阿雷曼人》（Der Alemanne）中，这场庆祝活动被德意志文化战斗联盟（KBDK）称作一场伟大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焚书”。那帮与海德格尔亲近的弗莱堡纳粹党学生早在1933年5月8日的一份声明中已经大肆赞美“炙热的火焰”和“灭绝之火”。不过，正是在24日那场具有象征意义的焚书前，海德格尔校长发表了《关于火的演讲》（discourse du feu）。他向火和那些火焰致敬，因为它们为我们“指明了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这场大火已经开始燃烧，而海德格尔的赞美再也无法停止。
在其1938年法语文选的序言中海德格尔提出要传递“火光”，他还本想将在《新法兰西杂志》（NRF）中发表的校长就职演说的法语版本纳入其中，但未能成功。1942年人们再次发现他呼唤火，这一次火出现在他的课程中心。他在1942年夏季学期课上评论荷尔德林的赞歌《伊斯特河》，尤其第一节，在课上数次引用：“Jetzt komme， Feuer”（“现在就来吧，火！”）。这样的呼唤令人惶恐不安，因为1942年夏天这劈啪作响、熊熊燃烧的烈焰正是灭绝营的火：贝乌热茨（Belzec）、索比堡（Sobibor）……在那里，成千上万具被消灭的犹太受害者尸体，偶尔甚至还有一息尚存的孩童，都被丢在几个巨大的火堆上焚烧。海德格尔则继续宣讲他所谓的“民族之声”和德意志民族的“成为有家园者”（das Heimischwerden），在“最终解决”正在秘密实现之际，他大肆召唤“火”，而火在那个时期意味着灭绝之火，没有归路。
10. 海德格尔在纳粹侵略和灭绝政策中的责任
海德格尔的责任究竟是什么？他遵循诺伯特·冯·黑林拉特（Norbert von Hellingrath），但以更过分的方式从彻底的民族主义的和民族的（völkisch）角度重新解读荷尔德林。他企图从这位被誉为“德意志人的诗人”身上得到一个能够表达日耳曼“民族之声”的政治神话。不过，在1934—1935年度冬季学期的荷尔德林课程中，海德格尔详细阐述了他希望扮演的角色：在“诗人”和“国家缔造者”之间，“思想家”发挥着政治启蒙者的作用。我在本书中证明了这个由神话了的“诗歌”“思想”以及政治斗争组成的海德格尔的三元组合体，完全对应着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的结尾的三元体。
此外，海德格尔自1933年在课堂及研讨班上讲授了纳粹主义的三个主要目标：（1）原初的日耳曼种族的统治；（2）完全消灭内部敌人；（3）德意志民族生存空间的扩张。这一事实也进而揭露了海德格尔接受及实施纳粹侵略和灭绝政策时的道德和政治责任已经到了何种不人道地步。
早在二十年前，雨果·奥特（Hugo Ott）和维克多·法里亚斯（Victor Farias）的卓越研究就已经很清楚地证实了海德格尔个人投身纳粹运动之彻底。如今，从最近才有机会看到的一些文字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利用教学时披着的“哲学”合法外衣掩藏了纳粹主义最具毁灭性、最惨无人道的目标，不管短期还是长期，他在这方面的个人责任比我们曾经估计的还要严重得多。他也成功地影响了听众，不仅在30年代的演讲和讲座中，而且在课程和研讨班上。不少听众甚至还将在40年代初投身第三帝国（特别是东欧前线）的战斗。
11. 海德格尔在纳粹主义全球传播中的作用
在1934—1935年，海德格尔在讨论黑格尔与国家的研讨班上自认为能够为“当前的国家”——纳粹国家——指明必需的方向，从而使这个国家在“未来数百年”都延续下去，超越希特勒本人。海德格尔就这样担当起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当下和未来的“精神”领袖（Führer）之角色。
然而，第三帝国在军事上一被击溃，海德格尔就再次调整策略。他首先为犯罪的纳粹党负责人辩护。他在195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断言这些领袖并非真正施暴者，意图让针对他们的“道德上的愤怒”变得不仅多余，还成为一种“我们将对他们所做的最糟糕的赞赏”！与此同时，他拒绝承认1945年纳粹被战胜的事实，而不停地重复说二战并没有决定任何东西，并声称“战争……在和平年代继续”。事实上，在海德格尔的战后文章中，特别是在人们发现的他在1951—1952年课堂上对民主异常猛烈的讽刺中，他抨击了纳粹无条件投降后重建的世界秩序，并采取恐吓人类未来的方式，拿它与“1920—1930年”（因此即纳粹掌权前夕）的欧洲形势比较。
不过海德格尔另辟蹊径，因为在1933—1936年和1940—1941年盛行的唯意志论当时已不合时宜。在伪装的平静表面之下，他表示从今往后要消除历史中的任何人为干预，特别在接受《明镜周刊》（Der Spiegel）采访时他这样宣称。与1930年一样，他的唯一主张是期待：做好准备，让他的思想再次征服人心。至于民族社会主义，则一直昭彰。
海德格尔在《明镜周刊》访谈中不承认人类所有起积极作用的能力，否认所有的人类憧憬和努力的价值，并坚持认为“哲学已经终结”，由此继续追求和实现着纳粹主义对人类身心的毁灭。海德格尔再次受到荷尔德林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他对后者歪曲的和民族式的（völkisch）解读——以“神灵”降临之名悄无声息地准备着民族社会主义的再次到来，并坚持认为其最初的方向“令人满意”。海德格尔因此又可以用他的《全集》作为唯一指明“道路”的手段……
为了考量其中的利害关系，我们不应仅考虑海德格尔的作品在某一个国家产生的影响，例如法国。我们要看到它们在全球范围的传播，还要注意这些事实：例如，他的就职演讲在1933—1941年被五次印成日德双语——这表明他的纳粹演讲在日本这个与第三帝国结盟、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于一体的国家影响巨大；在70年代的阿根廷，海德格尔的主要信徒都坚决拥护军事委员会；又如，在被艾哈迈德·法尔迪德（Ahmad Fardid）这位令人担忧的人物引入伊朗后，海德格尔自60年代起就成为了原教旨主义中最激进党派心目中的灵感源泉和学习榜样。
正是因此，我们现在既然已经掌握足够资料可以看清海德格尔一心想传播的暴行，就不可能再把他视为一位哲学家。他有意识地利用全球发行《全集》（仍在出版）的机会，企图将纳粹主义精髓渗透到战后文化中。因而我希望这项研究帮助公众更加清楚地了解他的这番做法，因为当今为了抵抗这一思想，我们需要批判性思想的全面觉醒和深化。正是秉承这一精神本书得以完成。我希望在序言里简单地阐明本书结论。一些不怀好意的想法指责我鼓吹书籍审查甚至焚书，但我从未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我在书中写道：海德格尔的作品应当出现在纳粹主义历史的书架上，而不是归入哲学类，因为除了《全集》中的种族主义言论和灭绝言论，他还将存在归属于“祖国”和“民族的（völkisch）国家”，并且用日耳曼种族的自我主张取代讨论人的问题，这些都不是一位哲学家该有的方式，而更像一名纳粹分子所为。具体来说，将海德格尔作品的地位划归它曾密切参与的纳粹主义之历史效应，决不意味着想禁止它；相反，是想用与1945年以来的普遍状况全然不同的要求和辨别力阅读它们。这是去思考历史教训，并且考虑版权所有者拒绝我们触及的那些尚未公开的文本时，将会披露的东西。
为了理解海德格尔想流传下来的内容，实际上需要比较他的文本和其他纳粹作者的作品，其中包括阿道夫·希特勒、理查德·瓦尔特·达雷（Richard Walter Darré）、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埃里克·沃尔夫（Erik Wolf）抑或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除此之外我们还需知悉纳粹主义，后者更多地被看作一场彻底毁灭形成人类所需一切的“运动”（Bewegung），而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政治意识形态。我希望能开展这个集哲学、历史及文献学于一体的全新研究。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看清一个事实——海德格尔采取了掩盖和淡化的战略，意图让最具歧视性和毁灭性的企图逐渐被公众接受。正是本着补充历史的需求和哲学批判的想法，我在本书结语部分呼吁今后能有更为深入的研究。因此，我在此也恳请海德格尔档案馆能够面向所有研究人员开放。
本书在西班牙、德国、美国和意大利出版后，我尤感欣喜又得以在巴西出版。而且，数年以来的国际讨论使我深信，海德格尔的民族社会主义问题与其说是一场争论，不如说是一项需要推进的重要的基础研究。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做了新的澄清工作，主要在德国发布，因为这二十多年以来，对哲学家和民族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德国的学术传统。不幸的是，在法国，对这些问题的立场非常僵化，例如，到目前还没有任何对维希政权下的法国哲学家的研究。在适当的时机，我将汇集新的文章和持续进行的国际讨论的主要内容，形成第二本书，作为一个批判性的综合，补充第一本书。最后，我们最近编辑出版了《海德格尔、土地、共同体、种族》（Heidegger， le sol， la communauté， la race， Paris: Beauchesne， 2014）一书，这是国际合作的产物，也是一本史无前例的著作——根据海德格尔的《黑色笔记本》（Schwarze Hefte）来探讨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
最后要澄清1933—1935年的两部研讨班讲稿的编辑出版状况，我在本书第五章和第八章中分别专门讨论了其内容。我写这本书时这两部研讨班讲稿尚未出版，只有杰弗里·巴拉什（Jeffrey Barash）、马里昂·海因茨（Marion Heinz）和西奥多·基谢尔（Theodore Kisiel）在文章中概述或引用了一些片段；我当时无法接触保存在马尔巴赫德国文学档案馆的原件，就使用了克劳斯·施蒂赫韦（Klaus Stichweh）、马里昂·海因茨和西奥多·基谢尔的材料，在此谨向他们致以热忱谢意！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两部研讨班讲稿都已出版。因此我相应地修改了副标题和书中的一些段落。不过，如果要把研究置于这些新版本的基础上，那我将写出一本不同的书。因此，本书的巴西译本与法文原版一样，继续以我在21世纪10年代初所能得到的研讨班材料为基础，这也反映了这项工作的开拓性和我当时开展研究的困难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