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邵毅平
原刊于《书城》2026年5月号
一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2018）深受卡夫卡的影响。他在小说《欲望教授》（1977）里，写大卫·凯普什教授为了撰写有关卡夫卡的论文，飞到布拉格，想要亲眼看看卡夫卡生活的城市。陪同他的是一个在布拉格教书的美国人以及那人的捷克朋友索斯卡教授。
《欲望教授》
[美]菲利普·罗斯 著
张廷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版
读书人全都跑到布拉格去找卡夫卡。我也曾为了找卡夫卡飞到布拉格。我曾经像罗斯写的人一样，坐在老城广场的一张长椅上，眺望广场对面那座宫殿式建筑，那是卡夫卡当年就读的高中；而在那圆柱式入口的右侧，则是卡夫卡父亲位于底楼的办公室。“卡夫卡在学校里都逃不开他的监视。”凯普什教授说。“这一切对他来说真是糟透了，但对他的小说创作倒挺有帮助的。”索斯卡教授回答。不远处，耸立着一座气势磅礴的哥特式教堂，教堂中殿某面墙壁的高处有扇正方形小窗户，正对着隔壁的公寓，卡夫卡一家曾在那套公寓里住过。凯普什教授猜想，那么，卡夫卡或许就是坐在家里，居高临下，悄悄地看着罪人们忏悔，信徒们祈祷——也许也想象着《审判》中大教堂里“在法的门前”所描绘的那一幕场景。
走过查理大桥，伏尔塔瓦河对岸那一条条蜿蜒曲折的街巷通向那座霸气的哈布斯堡王朝时代的大城堡，这座建筑肯定也是卡夫卡创作《城堡》的灵感来源。不过索斯卡教授说，也许吧，但在波希米亚北部有一个小城堡村庄，卡夫卡去看他爷爷时听说了那个村庄，据说那儿才是《城堡》故事原型的所在地。此外，还有一个小村庄，卡夫卡的妹妹曾在那儿干了一年农活，卡夫卡生病时曾去那儿和她待了一阵子。“去看看那些封闭排外的小镇，还有烟雾缭绕的酒馆和丰满的酒吧女招待，你就会知道，卡夫卡纯粹就是个现实主义作家。”索斯卡教授说。
我跟着他们一起走进了铺着鹅卵石的黄金小巷（炼金术士巷）。城堡外墙附近有间小屋，看上去就像给孩子念的睡前故事里讲的住着侏儒或小矮人的小屋一样。那是有一年冬天卡夫卡的妹妹租来给哥哥住的，这是她为帮助单身的哥哥摆脱父亲和家庭的束缚做出的又一份努力。如今这间小屋已经变成了纪念品商店，出售印有照片的明信片和其他一些布拉格纪念品。卡夫卡就是在这儿反复涂改了日记本里的一段文字的，他认认真真修改了十遍；也是在这儿，他画了嘲笑自己的线描自画像和“秘符”。这些创作连同其他的一切都被他锁进了抽屉里。
陪同他们的这位索斯卡教授，在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丢掉了大学教授的饭碗，才三十九岁就被迫退休，开始领取少得可怜的养老金——一九六八年，昆德拉刚好三十九岁，克里玛则是三十七岁，他们都是罗斯的好友，可能二人都成了索斯卡的原型。凯普什教授很想知道，这个盛年退休的教授是怎么挺过来的。“是卡夫卡，”索斯卡教授回答，“我们有很多人几乎都只是靠卡夫卡而继续活着。”
凯普什教授后来上文学课时，让学生读完卡夫卡写给父亲的信后，不妨假定自己就是卡夫卡的好友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从自己的角度给卡夫卡的父亲写封信，解释一下自己的朋友为什么这么说。有意思的是，早在看到这个情节以前很久，我就已经做过类似的“作业”，那就是拙文《拟卡父复卡儿书》和《拟萨特致卡父书》（均收入拙著《远西草》）。
二
卡夫卡是一个“布拉格犹太人”，在外面对捷克人说捷克语，在家里说布拉格德语，也用布拉格德语写作；他曾经是奥匈帝国的子民，但去世时已变成捷克人……
当然，卡夫卡也完全可以变成美国人——早在《失踪的人》中，卡夫卡就曾设想过这种可能性，罗斯则把它变成了虚构的“现实”。
《事实：一个
小说家的自传》
[美]菲利普·罗斯 著
毛俊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年版
罗斯在自传体小说《事实》（1988）里说，“我”十来岁时，曾被送去家附近的设在犹太会堂二楼的希伯来语学校学习了三年，每周三天，接受下午课后一小时的犹太教育，学会了足够多的希伯来语，可以在自己十三岁成人礼上以极快的速度朗读《摩西五经》——但后来就几乎全忘光了，连字母表上的字母也认不得了。教他们希伯来语的罗森布鲁姆先生是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逃脱了纳粹的迫害，活下来便已感到幸运，拿着可怜的薪水，忍受着犹太顽童们的愚蠢折磨。学生中年纪较大的男孩，会在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在其上课的教室窗外的灯柱上，不止一次挂起他的肖像。在《夏洛克行动》（1993）中，罗斯也提起过这段往事。
而在罗斯的《“我一直在希望你们能赞赏我的饥饿表演”；或凝视卡夫卡》（1973）一文里，一九四二年，给九岁的“我”教希伯来语的犹太难民老师，却不是罗森布鲁姆先生，而是五十九岁的卡夫卡博士。卡夫卡博士单身，德国口音，总是咳嗽，性情阴郁，穿着磨旧的蓝色三件套，瘦得像根竹竿。“我”用“卡夫卡”的谐音，给他起了个“犹太肠”的绰号——事实上，如果“我”能预想到那个名字会成为传奇，“我”宁愿割掉自己的舌头也不会那么叫他的。
罗斯写道，全班学生把“犹太肠”的绰号牢记在心后，“我”的内疚唤醒了英雄主义的救赎幻想，现在，“我”必须拯救他。“请他来吃饭吧。”母亲说。与此同时，父亲打电话给“我”的姨妈，请她也一起过来。时年四十的姨妈仍是单身，二十年来，父亲一直在试图推销她。在晚餐桌上，父亲给了卡夫卡博士什么样的打击啊！他是怎样宣传了家庭生活的巨大幸福呵！“我坚信，”父亲说，“家庭是一切的基石。”
看来，父亲的说教起了作用，卡夫卡博士给姨妈打了电话，约她去看电影，还带她去青年会看舞台剧。姨妈像换了个人似的。“然后他就会提那个问题的。”父亲说。“但愿有这样的好事儿。”母亲说。
他们到大西洋城去玩了一次，但是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卡夫卡博士三天内给姨妈寄了四封信。姨妈来“我”家吃饭，一直待到深夜，其间不断哭泣。“他是个疯子，”父亲承认，“身上肯定有些地方不对劲。”
又过了许多年，“我”在外地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收到了一封家书，里面有一份卡夫卡博士的讣告：“卡夫卡博士，生前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八年在施莱街犹太会堂的犹太教学校任希伯来语教师，于（一九五三年）六月三日病逝，享年七十岁。卡夫卡博士生于布拉格，曾是纳粹难民，身后未留下任何子女。”
当然，也没有留下任何作品——没有《审判》，没有《城堡》，没有日记。逝者的手稿无人认领。于是，所有有关卡夫卡博士的印记都消失殆尽。命运就是命运，除此之外，它还能是别的什么吗？不，命中注定这个卡夫卡不可能成为那个卡夫卡，为什么呢？因为那会比一个人变成昆虫更离奇。没有人会相信，卡夫卡自己就更不用说了。
就这样，罗斯给了卡夫卡另一种可能性，除了罗斯，还没有别人想到过。“但他死得太早，没赶上大屠杀。如果他那时还活着，也许他会跟好友马克斯·布罗德一起逃走。布罗德后来在巴勒斯坦避难，直到一九六八年逝世之前都是以色列公民……既然卡夫卡能想象出卡尔逃到美国以及在那里遭遇好运、厄运的故事，难道他就不能为自己找条逃生之路吗？让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变成他伟大的俄克拉何马自然剧场，或者，也许可以通过托马斯·曼的影响力，给他在普林斯顿的德语系找份工作……但是，如果卡夫卡还活着的话，曼在新泽西避难时大加赞赏的那些书就不一定能够出版了；卡夫卡最终可能不是毁掉他的手稿——这些手稿他曾让布罗德在他弥留之际销毁——就是至少继续把它们当成他的秘密。这个一九三八年抵达美国的犹太难民，彼时是不会成为曼口中‘虔诚的幽默大师’的，只会是一个羸弱、书生气质的五十五岁单身汉……他只会是一个无家可归的K，但又缺乏K的固执任性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个无家可归的卡尔，但又缺乏卡尔年轻气盛的精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将不过是一个侥幸逃生的犹太人，带着一个旅行箱，箱子里装着几件衣服、家人的照片和布拉格的纪念品，以及一些尚未发表和完成的手稿，包括《失踪的人》《审判》《城堡》和另外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后者丝毫不逊色于他那些光怪陆离的杰作，而那些杰作，他出于近乎俄狄浦斯式的胆怯、完美主义的疯狂以及对独处和精神纯洁的极端的渴望，全都自己留着，不予示人。”（《“我一直在希望你们能赞赏我的饥饿表演”；或凝视卡夫卡》，见菲利普·罗斯《阅读自我及他人》，麦熙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
在罗斯的中篇小说《布拉格狂欢》（1985）里，捷克流亡作家西索夫斯基觉悟道：“我研究卡夫卡的时候，发现其作品的命运根本就在卡夫卡研究专家们的手中，这让我觉得比他作品中K的命运更荒诞可笑。”——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罗斯就不可以尝试改变一下卡夫卡作品乃至其本人的命运呢？
三
罗斯喜欢玩这种让人“复活”的文学游戏。比如在《鬼作家》（1979）里，《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并没有死于纳粹集中营，而是幸存了下来。“凡是知道战争快要结束的几个月里情况是如何混乱（盟军到处狂轰滥炸，党卫军四窜逃命）的人，都不会说这是不可能的。”——“我”试图这样说服读者接受这个异想天开的故事。
《鬼作家》
[美]菲利普·罗斯 著
董乐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版
在罗斯笔下，为了忘却过去，安妮改名为艾米·贝莱特。她在长期的沉默中决定，既然阿姆斯特丹已无亲人，那么就到美国去长大（一个罗斯的卡夫卡式决定）——她认为在集中营之后，最好让自己与想要忘却的东西之间隔得很远，隔着一片像大西洋那么宽的大海。到了美国，她成了一名犹太作家的学生，在阿西纳学院读书，帮助作家整理他的著作手稿，交给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她在百老汇看了根据自己日记改编的戏剧，承受不住女观众的强烈反应，又不想对同样幸存的父亲暴露自己，于是就对那个犹太作家吐露了实情。“她说的都是真心话，但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那个犹太作家却这么想。
“她有点像卡夫卡的一个热情的小妹妹，他的丢失的小女儿——甚至在脸上也可以看出血缘。我想，卡夫卡的堡垒、密室，他们提出起诉书的秘密阁楼，隐藏的门——他在布拉格所梦想到的一切东西，在阿姆斯特丹对她都是真实的。他创造的，她吃了苦。你记得《审判》中的第一句话吗？还可以做她的书的墓志铭。‘一定有人诬告了安妮·弗兰克，因为有一天早晨她没做什么错事就给逮捕了。’”（董乐山译）——安妮的故事与卡夫卡的《审判》就这样合拢了，用那一章的小标题来说就是“冤家命定”。
就像来自欧洲的无数的美国犹太人，罗斯的祖父母来自东欧的加利西亚（今波兰南部）。既然他们以及无数的欧洲犹太人能来到这里，由此幸免于后来的纳粹大屠杀，那么为什么卡夫卡、安妮·弗兰克就不能来？编造卡夫卡、安妮·弗兰克复活童话的罗斯一定是这么想的。“没有‘纳粹大屠杀’这个词……当然也不会有艾米·贝莱特，《鬼作家》里的年轻女孩，祖克曼愿意相信她可能就是安妮·弗兰克。”（《〈星期日泰晤士报〉专访》，1984）
在接受《巴黎评论》的专访时，罗斯提到了创造这个变身故事的艰难：“《鬼作家》的危机，众多危机之一，是处理祖克曼、艾米·贝莱特和安妮·弗兰克这三个人物。祖克曼在自己的想象中把艾米·贝莱特视作安妮·弗兰克，这一点不太容易看出来。在多次尝试之后，我才断定，艾米不光是祖克曼的创造，也可能是她自己的造物，也就是说她是个在祖克曼的想象中创造了自己的年轻女子。既要让他的想象世界饱满，但又不能混沌晦涩，既要模棱两可，又要一辨即明——这是我一整个夏天和秋天里写作的困扰。”（《〈巴黎评论〉专访》，1984）——而这个异想天开、袪魅弑神的天才改编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是有些读者抱怨他滥用了安妮·弗兰克的历史。
创作了《鬼作家》二十八年后，罗斯重新回到了这个故事，交代了当年虚构的全过程：“回想当年，我甚至异想天开地为她构思出一部内容翔实的文学作品。利用欧洲出版的安妮传记里恐怖的背景资料，我大胆地把她想象为安妮·弗兰克，但在我构思的情节里，安妮并没有在二战的欧洲丧生，而是作为一名来自荷兰的外国孤儿，隐姓埋名地从欧洲来到美国，成为新英格兰的一名女大学生，先当了洛诺夫的学生，后又成为他的情人。在她二十二岁那年——之前她独自去了一趟曼哈顿，为了去看《安妮日记》在美国的首次公演——她对洛诺夫透露了她的真实身份。当然啰，如今的我已没有了年轻人的雄心再把这篇华丽的虚构作品继续进展下去，在我二十多岁时那种要将我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的感觉早已不复存在……作为一个年轻活泼的犹太人里的圣人，艾米成为我虚构出来以抵御悲观厌世的犹太情结的精神堡垒。”（《退场的鬼魂》，2007）
《退场的鬼魂》
[美]菲利普·罗斯 著
姜向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版
同样在《退场的鬼魂》里，罗斯还交代了艾米·贝莱特（“安妮·弗兰克”）的结局，写出了一种让人动容的文人学者间的爱情。相隔四十八年，“我”再度见到的她已是七十五岁的老妪，老态龙钟，颤颤巍巍，还患了脑癌，病入膏肓，余日无多了。在洛诺夫的最后四年里，她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他去世后，她一直独自生活，守着他的创作遗产。自上次见面以来，又过了四十八年，她却只记住了其中的四年，让这四年定义了她的一生（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普鲁斯特的女仆塞莱斯特）。这是因为，他教会了她怎么读、怎么写、怎么想，怎么区别有价值的知识和无价值的知识。他们是如此与众不同，又是如此彼此相似。她一直在和他交谈，他也一直和她交谈。她爱上了一个伟大的男人，他一直在前方为她引路，她对他的爱至死不渝……
不过，罗斯这次补充了一些有关她的“真实”情况：她其实不是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而是来自挪威，来自奥斯陆，外婆是立陶宛人，父亲是波兰人；在纳粹铁蹄下的奥斯陆，作为一个犹太小女孩，她经历了残酷的现实，父母和长兄都没能逃过纳粹的魔爪，她和两个弟弟则死里逃生……
只是对我来说有点可惜，罗斯没有把他原来的虚构进行到底，而是用虚构的“真实”打破了真实的“虚构”所带来的美妙幻觉。
四
曾有人问罗斯，他的《波特诺伊的怨诉》是否受到了喜剧艺人兰尼·布鲁斯（Lenny Bruce）的夜间俱乐部演出的影响。罗斯回答说，他觉得自己其实更多受到了一个叫卡夫卡的喜剧艺人的影响，特别是那出他称之为《变形记》的滑稽戏。当然，他不是把卡夫卡的哪部作品当成范本照着学，也不是试图写一部卡夫卡式的小说，而是试图抓住“罪恶”这个喜剧性概念。“我不记得在哪里看到过，说他（卡夫卡）会一边写东西一边对自己笑。当然应该如此！那些对惩罚和罪恶的极端关注真的很滑稽可笑。可怕，但也可笑。”（《谈〈波特诺伊的怨诉〉》，1969；见《阅读自我及他人》，麦熙雯译）。
《阅读自我及他人》
[美]菲利普·罗斯 著
麦熙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年版
不过，例外还是有的，除了《乳房》（1972）以外，在《布拉格狂欢》中，罗斯把卡夫卡的《变形记》变形到了半个世纪后，苏军占领下的布拉格——
内森·祖克曼某天早上从噩梦中醒来，发现床上的自己变成了一个在布拉格火车站咖啡馆里扫地的清洁工。有各种需要他签署或不需要他签署的请愿书；有各种需要他回答或不需要他回答的问题；有让他鄙视的敌人，有需他慰藉的朋友，信件无法送达他手里，电话被他们扣下，各种告密者，垮台，背叛，威胁，甚至还为他准备了一种古怪的自由——被当局剥夺写作资格的多余的人，没有责任，无所事事，他有充足的时间享受但丁《神曲》里的乐趣……当他在早上醒来，意识到自己身处何方，想起自己被改变的身份，他开始咒骂，无休无止地咒骂下去。
而他之所以会在噩梦中变身为一个在布拉格火车站咖啡馆里扫地的清洁工，是因为他曾经在那家咖啡馆外面长廊的长椅上等候过一个捷克学生，那个学生失约没来，不免让他疑心重重……
我回想起自己那次造访布拉格时，也曾经在那家咖啡馆里喝过咖啡，时而看着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人流，时而看着火车站建筑那美丽的穹顶，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
没有人能逃脱变形的诱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