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贲
节选自《书城》2026年7月号
每一次语言形态发生变化，人们都会本能地焦虑。因为语言从来不仅仅是表达工具，还是主体存在的延伸，是思想得以成形的容器，是人类彼此确认“我在这里”的方式。正因如此，当一种新的语言风格在公共空间迅速扩散，并被命名为“AI 腔”时，它所引发的争论远不只是修辞层面的挑剔，更是一种深层的不安：如果语言开始趋向可复制的标准格式，如果表达可以被算法规模化生产，那么“写作”还意味着什么，“作者”还意味着什么？
这种不安并非第一次出现。二十世纪初，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文倡导者推动语言从文言传统转向口语表达时，也曾被批评为“粗鄙”“失雅”“破坏经典”。然而，回望历史时，我们看到，那场变革真正改变的是表达权的分布结构——谁能够书写、谁能够进入公共讨论、谁的声音可以被制度承认。语言形态的变化往往是社会结构重组的前奏。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围绕“AI 腔”的争论，真正值得关注的或许并不是某种具体的语言风格，而是新的信息技术正在如何重塑语言生产本身。媒介环境学派在历史学领域的重量级奠基人，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在其经典著作《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中指出，印刷术的意义远不只是提高了书籍复制效率，它还深刻改变了知识传播的方式、作者身份的形成、公共讨论的结构以及思想权威的来源。每当一种新的媒介技术大规模介入语言生产，人们就会担忧原有的知识秩序、文化权威和主体认同是否正在发生动摇。就像印刷术曾经引发关于知识泛滥、权威衰落和文化失序的忧虑一样，AI写作所激起的不安，也许同样是一场更深层历史变迁的先声：当表达变得更加容易、更加普及和规模化之后，人们不得不重新追问，什么才构成真正的写作，什么才赋予作者以独特的价值。
《〈新青年〉文选》 陈平原 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
现代人对AI腔“趋向可复制的标准格式”的深层不安，与五百年前印刷术 刚 诞 生 时 几 乎一模一样。 爱森斯坦在书中详细论述了印刷术带来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和“规模化复制”（Dissemination）。当时的手抄本精英也曾极度焦虑，认为印刷机这种“没有灵魂的机器”成批生产规范化文本，摧毁了手抄文书的独特灵性与作者的主体性。
今天围绕“AI 腔”的争论，也许正站在类似的门槛上。表面看来，我们在讨论的是语言是否空洞、是否模板化、是否缺乏灵魂；更深层的问题却是：当清晰、规范、结构完整的表达不再是少数人通过长期训练才能掌握的技能，而成为一种可调用的技术资源时，公共语言的结构会发生什么改变？当语言的“平均值”被系统性推高，写作的竞争焦点会不会从“能否写得规范”转向“是否愿意承担判断”？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 [美]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 著 何道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变化中的 AI 腔”是否会成为下一场白话文变革，取决于它是否正在重新分配表达能力、重塑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语言从来都不是静止的，它总是在技术、制度与人的欲望之间被不断重写。
一、AI 腔是 AI 独有的吗
“AI 腔”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它指的是由 AI 生成、容易被人类读者识别、带有特定模式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之所以突兀，是因为它缺乏人类写作中那种自然的灵动性、真实的情感和独特的个人印记。
人们批评“AI 腔”，往往会指出一些具体特征：高频词汇与固定搭配的滥用、排比句和对仗结构的过度使用、逻辑连接词的密集铺陈、术语的堆砌、观点的安全与平庸、情感表达的模板化，以及一种近乎“完美”却失真的逻辑秩序。或许读起来像一篇完整的文章，但没有呼吸，没有犹疑，没有犀利的棱角。
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随之而来：这些特征，难道只存在于 AI写作中吗？在人类的新闻报道、评论分析、学术论文、政策研究、商业报告、知识普及、历史叙述中—在这些非虚构写作领域中，程式化表达、结构清晰、术语规范，不也是常态吗？
如果这些写作方式在人类那里是“专业”“规范”“严谨”的象征，为什么到了 AI这里，却成了“空洞”“机械”“无灵魂”的代名词？这背后，其实涉及三个层面的差异。
第一是“风格的来源”。在人类写作中，即便结构程式化、语言规范，它也通常嵌入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读者知道那是一位记者、学者或分析师在表达观点。即使文字克制，背后仍然有一个承担责任的主体。AI生成的文本则缺乏这种可追溯的“写作者”。当读者意识到文本背后不是一个正在经历生活的人，而是一种概率模型在计算最可能的句式时，那种“标准化”就从专业变成了空洞。
第二是“平均值”的暴露。“AI腔”的本质确实是一种平均值。它是对海量文本进行统计后的中位表达，是去除极端、剔除个性、压平棱角后的语言产物。而在人类社会中，平均值本身常常被伪装成“规范”“理性”“客观”。当 AI毫不掩饰地呈现出这种平均值时，人们突然意识到：原来所谓的规范语言，本质上就是一种高度可预测的模式。于是，这不再只是AI的问题，而是现代知识写作长期趋于模板化的问题。
第三是“动机的缺席”。人类写作即使空洞，也可能带着某种欲望：发表观点的焦虑、争取影响力的渴望、维护立场的坚持甚至自我炫耀的冲动。写作是一种行动。AI 的写作却没有动机：它既不想说服谁，也不需要表达自我，更无所谓承担后果。这种“无欲无求”的状态，使语言失去了张力。语言原本是欲望的外壳，当欲望被抽空，剩下的只是结构。
因此，所谓“AI 腔”之所以被放大，并不完全是因为它比人类写作更程式化，也同时是因为它把现代公共语言的程式化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这也解释了一个悖论：当AI模仿诗歌、小说或带有浓厚个人风格的散文时，人们往往把语言的偶发性和风格差异视为创作特色，因此更容易容忍它的瑕疵；但当AI生成新闻稿、评论或学术论述时，读者对准确性、逻辑性和规范性的期望更高，因此其偏差和错误反而更容易被发现并遭到批评，因为在这些领域，人类早已建立了一整套“形式正确”的标准。AI可以轻易复制形式，却难以生成真正的立场、风险与责任。形式一旦脱离主体，就会显得苍白。
换言之，“AI 腔”并非AI独有，而是现代知识生产体系的语言逻辑在算法中的集中呈现。它是现代写作平均化、去个性化趋势的极端版本。根本上说，只要AI的语言是基于统计分布的最优预测，它就天然倾向于趋向中心，而不是走向边缘。它会选择“安全”的表达，而非冒险的表达。但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语言，往往是有风险的。它可能失误，可能偏激，可能不合规范，甚至可能错误，但正是这些不完美，让读者感觉到背后有人在承担。
因此，与其问“AI 腔是不是AI所独有”，不如问：我们是否早已生活在一种被平均值塑造的语言世界中？当我们对AI腔感到不适时，也许我们真正不适的，是对“无人承担的语言”的恐惧。我们渴望语言背后有一个会犹豫、会犯错、会改变的人。
二、公共语言正在被重新编排
如果我们仅仅把“AI腔”理解为一种写作层面的毛病，那么我们看到的只是表层症状，而忽略了更深层的结构变化。把它当作修辞问题，就意味着它可以通过“多一点个性”“少一点套话”来修补。但事实上，它所指向的很可能是一种公共语言组织方式的重排，意味着语言在公共空间中的功能结构正在发生调整。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AI腔”并不是一种技术上无法摆脱的宿命。模型可以被训练去模仿口语、地方表达、私人叙事，甚至不规则的语法偏离；它可以被提示去“写得更有犹疑”“保留思考痕迹”“加入具体感官细节”。事实上，随着模型更新与用户熟练度提高，所谓“去AI腔”的能力正在迅速增强。
如果可以“去AI腔化”，那么问题的来源就不在于算法本身，而在于更深层的语言生态结构。AI之所以倾向于生成那种清晰、规范、四平八稳的表达，是因为它是在既有公共文本的统计分布上进行训练的。它提炼的是人类长期书写实践中的“最大公约数”，即现代公共语言在制度运行中逐渐形成的标准化形态。所谓“AI腔”，不过是这种标准化趋势在规模化生成条件下的集中显影。
回顾近代以来的语言变革，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文倡导者改变的，是“谁可以进入书写”的问题。文言文时代的书写权力集中于受过严格训练的知识阶层，而白话文的推广使书写更贴近日常口语，从而扩大了表达的社会基础。这是一场关于资格的革命，是语言分布结构的重塑。然而，今天发生的变化并不完全相同。AI并没有直接改变“谁有资格发言”的门槛，它改变的是谁有能力达到“合格表达”的标准这一表达能力的技术门槛。
在AI出现之前，清晰、规范、结构完整的书面表达是一种需要长期训练才能掌握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现代社会具有很高的制度价值：一封申诉信是否被重视，一份报告是否被采纳，一篇论文是否被认可，都与表达的清晰度和规范性紧密相关。AI的介入，使“写得像模像样”逐渐从个人能力转化为可调用的技术资源。语言能力开始基础设施化，成为可以从外部获得的工具，而不再完全依赖个体的长期积累。
这一变化实际上抬高了公共表达的平均底线。当结构清晰、语法正确、逻辑完整成为默认输出时，个体之间在形式层面的差距被压缩。公共语言的“平均值”被系统性推高，而不是被拉低。所谓“AI腔”的可预测性与稳定性，恰恰体现了这种向中心收敛的趋势。从文学标准看，这种收敛似乎意味着去个性化，但从制度运转的角度看，它意味着去门槛化。
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会重新分配语言竞争的焦点。当结构与语法成为默认配置，真正区分个体的将不再是“会不会写”，而是“写什么”“判断是否可靠”“是否愿意承担观点的风险”。语言的形式趋于同质，思想的承担则成为新的差异来源。公共语言因此从“风格竞争”转向“认知与责任竞争”。在这种意义上，“AI腔”并不是单纯的贫乏，而是一种功能剥离：它把清晰表达从个体才华中抽离出来，变成标准件，让语言的制度功能更加突出。
因此，与其把“AI腔”视为语言退化的征兆，不如把它理解为公共语言结构的一次重组。我们长期以来在公共领域本就偏好这种去情绪、去风险、去个性的表达方式，AI只是把这种偏好推向了可规模复制的极限。白话文运动改变了语言的社会分布结构，让更多人能够书写；AI语言正在改变语言的生产结构，让更多人有可能达到制度所要求的表达标准。这种重组并不自动带来进步，也不必然导致退化，它只是改变了语言与权力、语言与能力之间的关系。
三、从“我手写我口”到“我生成我需”
理解AI语言变革，必须先理解它与白话文运动在结构上的根本差异。白话文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精英动员——有旗手（胡适、陈独秀、鲁迅），有阵地（《新青年》），有论敌（桐城派与文言文传统），有明确的政治与文化议程。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不仅在于文字本身的变化，更在于它通过制度化的教育、舆论传播以及文化规范的建立，使口语化书写成为社会认同的标准。
而 AI 语 言 变 革 截 然 不 同。 它 没 有旗 手，没 有 宣 言，甚 至 没 有 自 我 意 识。OpenAI发布ChatGPT时，其目标是提供一种商业产品，而非带来语言革命。然而，当数以亿计的人因为“好用”而默认采纳某种语言风格时，这种风格便自然演化为新的社会语言基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论证了印刷资本主义如何塑造民族语言标准，其逻辑在今天依然适用—只不过“印刷资本主义”的规模效应被“生成式AI”的普及效应所替代。
这场变革的核心机制，是语言生产方式的改变。白话文运动实现了“我手写我口”——让书写语言向口语靠拢，降低了文字使用门槛。而今天正在发生的，可以描述为“我口说我想，AI生成我需”——输入意图，输出成品；组织语言、推敲措辞、反复修改的劳动被大幅压缩甚至省略。一个工厂工人想写申诉信，一个创业者想写商业计划书，一个留学生想写英文邮件——过去他们要么咬牙硬写出磕绊的文字，要么花钱请人代劳，要么干脆放弃表达，但如今他们拥有了一条更直接的表达途径，这条途径不依赖文笔天赋，也不完全依赖经济资源，而是依赖对工具的掌握与意图的清晰。
钱穆曾感慨，白话文普及后“文字之美”大为衰减，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它让更多人能够读写。这个张力——美学损失与民主收益之间的张力——在AI语言变革中以新的形式重演。我们失去的，是个体表达的粗粝质感、偶然性和思维的线性痕迹；我们获得的，是语言能力的大规模平权，是思想与意图得以更广泛被社会接受的可能性。在非虚构写作领域，这笔账显得尤为划算：清晰、逻辑性强、可理解性高的文字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
语言的“平均值”被系统性推高，意味着那些过去因表达能力有限而无法清晰传递想法的人，如今获得了新的声音。同时它也引入了新的社会与文化考量，我们需要思考：这种便利化，对语言美学、创造性和思维训练意味着什么？而这一思考，本身也成为AI语言时代新的文化议题。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