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报道的认知实践是一种主体间的诠释行动。记者基于自身预设向报道对象投射特定的想象，报道对象则会出于特定目的而选择性展演自身经验，记者的视域与受访者的视域在互动过程中相互碰撞与融合。记者根据主流的叙事常规来采集素材，并借助提喻、隐喻等修辞方式重构生命故事。这一过程既追求信息准确，又受叙事逻辑的塑造。在此基础上，人物报道从业者发展出基于诠释性实践的认知规范，这种规范承认诠释的必然性和叙事的建构性，将独立的认知视角和多元的消息源结构作为合法性根基，以负责任的主体性作为职业承诺，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确立叙事的边界和诠释的限度。
“
人的内心比北京西直门立交桥复杂得多，你根本无法知道真相究竟是什么。
（从玉华，2017）
”
人是新闻业的灵魂，也是新闻报道的归宿。广义而言，绝大多数新闻报道的主题和对象均与人有关。而通常所说的人物报道，指的则是一种专门聚焦人物生命故事、呈现人物内心世界的报道类型。1859年8月，《纽约论坛报》发表了对摩门教领袖杨百翰的专访，被认为是“第一篇正式的名人访谈”（Joseph，Keeble，2015：4），由此创立的“对话式”报道范式在19世纪后期逐渐普及。自20世纪初开始，记者不再满足于简单记录名人言论，而是尝试进入受访者的日常生活，展现报道对象的鲜活面貌。1925年创刊的《纽约客》将“人物特写”（profile）这一体裁推向成熟，探索出沉浸式采访、场景化描写等经典叙事技巧，拉近主人公与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人物报道的写作传统。与此同时，人物报道的题材也从社会名流拓展至各类边缘群体，旨在发掘小人物身上的人性光芒（Remnick 2000：ix）。
在中国，人物报道最初以“典型报道”的形式出现，旨在将英雄模范与先进集体升华为理想符号，承担着政治宣传与民众教化的核心功能。随着新闻业改革进程的逐渐深入，早期追求“高大全”的典型人物报道也随之嬗变，褪去单一的说教色彩，转向对人物个性与真情实感的全方位描摹。自上世纪90年代起，人物报道逐渐在中国新闻业开枝散叶，《中国青年报·冰点》、《南方人物周刊》等团队追求以深度叙事和人文视角，聚焦时代变迁下的个体命运。记者不再局限于英雄模范，而是深入挖掘社会名流、各行业劳动者、争议人物甚至边缘群体的故事，打破二元对立的认知框架，展现人性的幽微复杂与社会的多元面貌。除了主流媒体之外，数字时代兴起的非虚构写作平台也将人物报道作为重要的选题类型，为人物报道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丰富的叙事可能性。
目前新闻学界和业界关于人物报道的讨论主要围绕新闻业务而展开，例如分析如何写出高质量的人物报道，或是评析特定作品的得失，很少从理论层次考察人物报道的生产机制。主流的新闻生产社会学关注的是时政新闻、社会新闻等“硬新闻”的生产常规，这类报道聚焦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旨在清晰、准确地呈现事实，遵循客观、平衡的操作规范。相比之下，人物报道的生产周期较长，记者有更加充分的时间接触报道对象、打磨报道文本。然而，人性无法通过准确的数据指标予以衡量，记者也无法像抵达新闻现场一样真正抵达对方的内心。报道对象的特殊性使得人物报道记者面临独特的认知挑战。正如《南方人物周刊》前主编徐列（2006：2）所说：“在以还原真相、逼近真实为准则的新闻报道中，人物采访是距离这种理想状态最远的一种报道体裁。”尽管如此，从业者仍然在长期实践中确立了自身的职业目标，即试图通过深入的采访和解读，“在人精神世界里走得更深，对驱动其行为的动机分析更充分，对人身处环境的理解更有层次，与公众的焊接点更结实”（秦珍子，2024）。
在探索人物内心世界、摹写人物生命经验的过程中，人物记者以怎样的认知实践来逼近“真实”、还原“真相”？面对主观性和修辞性带来的挑战，人物报道记者又以怎样的认知规范来确立知识生产的专业性？本文尝试基于经验材料解答上述问题，并将人物报道的认知实践与规范置于新闻生产的理论脉络中深入讨论。
01
理论基础
记者能否准确认识并呈现现实？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存在两种对立的立场：朴素的现实主义相信事实独立于观察者而存在，记者可以客观中立地加以呈现；激进的相对主义则认为一切知识皆为主观建构，因此真实与虚构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边界（Ward，2018）。多数新闻研究者并不纠缠于此种形而上学争论，而是转向一种“社会认识论”的分析视角（白红义，张恬，2024；梁轩，吴飞，2025）。社会认识论受实用主义哲学影响，其关注对象并非普遍、抽象的理性准则，而是特定群体在特定语境下形成的认知规范和知识主张（Schmitt，1994：1）。新闻从业者围绕如何处理社会现实形成了共享的认知信念，认为新闻虽然无法抵达绝对真实，但可以通过专业化的认知程序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进而推动有意义的公共对话（Godler，2020）。基于这一信念，新闻从业者构建了一系列制度化的工作流程和认知方式，即新闻认识论（Ekström，2002）。
在新闻认识论的理论脉络中，本文聚焦于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认知实践与认知规范。认知实践是记者在日常工作中获取知识、评估信息、论证主张的方式（Godler & Reich，2013）。由于记者主要通过采访来获取信息，因此如何处理消息源提供的素材，成为认知实践的核心议题。研究发现，记者会根据消息源的心理动机和潜在利益诉求等标准，评估信息的可靠性（Godler & Reich，2017）。但“速度优先”的职业诉求，使得记者无法充分核实每一条信息（Ekström，Ramsölv & Westlund，2021）。因此，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否则记者通常会默认受访者的证言成立，进而形成对消息源的依赖（Barnoy & Reich，2019）。相比于日常报道，深度报道的生产周期较长，记者具有更加鲜明的认知主体性。例如调查记者最核心的认知实践即在于交叉对比不同消息源提供的解释，再根据自身经验将零散的事实片段拼贴成事件的完整图景（Ettema & Glasser，1998：145-152）。Steensen等学者（2022）进一步以调查性报道与事实核查为例，将这种具有反思性的认知实践概括为“消息源批判”（source criticism），即记者从自身视角出发，对消息源提供的素材进行批判性诠释。
记者个体的认知实践在日常操作中沉淀为新闻机构的生产常规，进而形成相对稳定的认知程序和评价标准，即认知规范。认知规范在特定的从业者社群中共享，反过来引导和约束着记者的认知实践。对日常新闻生产而言，客观性原则是最重要的认知规范，它要求记者平衡地呈现不同声音，借消息源之口来描述现实、发表意见。客观性原则在新闻实践中逐渐成为一种策略性仪式，记者借此规避自身的认知责任（哈克特，赵月枝，1998/2010：21），将自己建构为超然中立的专业权威（Carlson, 2017：184）。然而，客观性原则往往使记者沦为主导权力结构的传声筒，不再尝试独立发掘真相。为此，研究者尝试提出更具反思性的认知规范。Ward（2006：328-331）对客观性规范进行优化，提出“实用主义客观性”（pragmatic objectivity）理念，强调记者应将新闻事件置于整体的社会语境中进行解读；记者在解读时必然带有自己的视角和倾向，但这种主观性仍需受到客观性原则的约束。哈克特与赵月枝（1998/2010：91-94）提出更为激进的“批判现实主义”主张。批判现实主义认为，虽然一切认知都掺杂着社会建构的因素，但某些知识会比另一些知识更加逼近事实。因此，记者应当超越对事件的表层描述，深入挖掘事件背后的真相。Aucoin（2001）则将当代德性认识论研究中的“认知责任”（epistemic responsibility）概念引入新闻研究，强调记者应当承担起诠释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的责任，并且提供充分的知识依据来支撑自己的判断。
既有研究在考察记者的认知实践与规范时，主要聚焦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的报道，分析记者如何认知并建构外部的社会现实。相比之下，人物报道具有两方面的独特性：其一，最核心的消息源即为报道对象本人，记者与消息源的主体性在采访过程中微妙互动，共同建构报道对象的形象；其二，人物报道篇幅较长，广泛运用各类叙事技巧来组织材料、呈现文本，这些修辞手法既体现着作者的主观判断，也带来了“再现偏差”等一系列认知挑战（Harbers & Broersma，2014；邓力，2018）。目前关于人物报道的研究多基于文本分析和理论思辨展开，关注的是新闻实践的最终产物，难以揭示动态的生产过程，也无法展现记者在实践中的反思与协商。基于此，本文将从人物报道的独特性出发，考察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1.人物报道记者以何种方式理解和建构报道对象的生命经验？采访互动过程和文本叙事常规如何影响到报道对象经验的呈现？
2.围绕主体性介入和叙事方式选择，人物报道从业者形成了怎样的认知规范？
02
研究素材与研究方法
本文获取的经验材料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渠道。
其一，深度访谈。研究者采用滚雪球抽样法联络受访者，于2025年1月至8月共计访谈长期从事人物报道的新闻从业者20人，涵盖不同的机构类型和工作岗位。其中部门主编3人，编辑3人，一线记者14人；供职于机构类媒体者14人，非虚构创作平台从业者6人。访谈设计遵循“常规-个案-反思”的递进逻辑：先请受访者讲述其日常工作状态，包括选题、采访、写作、修改的常规方式；再请受访者详述3~4个印象深刻的人物报道案例，讲述稿件操作的完整过程；最后聚焦受访者对自身报道的评价与反思。
其二，多渠道文本与经验搜集。在多元化的传媒生态中，叙事性报道的记者更加依赖元新闻话语，在流动的新闻业中建构自身的实践标准和专业权威（邓力，2020），这些元话语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分析素材。研究者通过各类渠道累计搜集了百余位人物报道从业者的公开经验材料，包括采写手记、文集序言、经验分享播客、讲座实录、采写经验谈等数百篇文本。涉及的内容既包括对某篇特定报道的回顾与复盘，也包括对人物报道这一体裁的反思，拓展了经验材料的覆盖范围。
其三，笔者本人承担深度报道与非虚构写作课程教学，累计指导学生撰写人物类特稿数十篇，在主流媒体机构和非虚构写作平台发表十余篇，深度介入学生作品的选题论证、采访复盘、稿件撰写、修改打磨以及与媒体编辑沟通的全过程，熟悉人物报道的基本采写技巧以及媒体机构对于人物报道的规范要求，为解读记者的话语素材提供了亲身实践经验的参照。
研究者采用主题式编码处理访谈材料，关注受访者在采写过程中面临怎样的挑战，以何种方式克服挑战，如何反思人物报道的真实性与专业性，如何评价自己和他人的报道表现。社会认识论关注的是特定群体中共享的经验结构，“建立一门认识论，即找到与他人共同基础的最大值”（罗蒂，1981/2003：298）。因此，本文在大量搜集经验素材的基础上，剔除了那些高度个人化的采写经验和反思。后文引用的所有记者话语，均曾以类似的方式被多位记者提出，在行业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新闻生态处于持续的发展变化之中，但相比快速迭代的数字表达形式，人物报道的实践知识建构更具传承性。一些早期的人物报道话语至今仍被反复提及乃至奉为经典，因此本文也将这些素材纳入分析范围。为聚焦研究主题，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最经典的人物报道，即采用第三人称特稿写作形式、以人物为中心的报道。
03
认知的诠释学：人物经验的动态呈现
社会学家苛费尔（2008/2013：52）提出了两种关于访谈的喻象：一种是将访谈者视为矿工，将受访者内部的知识挖掘与揭示出来；另一种则是将访谈视为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一场旅行邂逅，最终生成的知识是双方共同建构的，充满偶然性和主观性。前者是日常新闻采访的情形：新闻业在悠长的实践传统中业已形成了稳定的采访范式，一问一答，主题明确（舒德森，1995/2011：67）。后者则与人物报道的认知实践更加接近：记者要获取的不仅是表层的客观事实，更要借助外在的行动和话语通向人物的内心世界，邂逅那些隐秘的经历、情感和观念。因此，人物报道的采访并非简单的主客二分，而是一场持续、动态的主体间互动。
（一）展演自我：受访者经验的话语呈现
正如戈夫曼（1959/2022：35）所指出，个体在他人面前的呈现是一场表演行为，会根据某种广受认可的价值规范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人物记者试图探知受访者的真实经验，但受访者接受媒体采访时或多或少存在着修饰自我形象的现实动机，倾向于在某种叙事框架的指引下，对自身经验进行选择性陈述，乃至挪用事实、编造故事，使得经由话语表达而呈现出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偏离真实。报道对象本人的话语是人物报道的认知基础。即使记者意识到受访者的话语存在夸大和修饰的成分，也必须尊重受访者的自我叙事，不便在报道中直接发表判断。因此，话语背后的自我展演动机构成了人物报道的首要认知挑战，而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受访者导致的认知挑战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以归结于受访者具有不同程度的叙事能动性，即通过叙事来描绘和促进行动的能力（艾沃·古德森，2012/2020：90）。在人物报道日常实践中，“公众人物”与“普通人”的分类被媒体机构广泛使用。
新闻报道中的“公众人物”主要包括文体明星、企业家、知识分子等群体，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并且依赖公众表达而获取经济、社会、文化资本。他们长期受到媒体关注，面向公众发声，会有意识地通过叙事来描绘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对于未来的愿景，进而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这类受访者或是背后有系统的公关团队负责形象管理与运作，字斟句酌地打磨发言内容，选择性提供信息；或是本人的表达方式具备强烈的感染力，能够形成某种“现实扭曲力场”，主导人物报道的框架。公众人物话语表达的特征在于夸张和修饰，通常会用抽象、宏大、真假难辨的话语谈论工作愿景，遮蔽了其自身生活的真实质感。正如受访人1（机构性媒体记者）所说：“明星也好，企业家也好，不光是约访难，而且采访的时候也很难达到你自己预想的效果，他们讲的很多东西比较抽象，没办法那么生动地打动你。”
“普通人”的涵盖范围更加广泛，涉及各行各业人士，其共同之处在于很少暴露在公众目光面前，只是因为偶然的机缘成为人物报道的主角。记者在采访普通人时通常拥有更加充裕的采访时间和更加从容的采访状态，普通人一般也不会用精心设计的话语来刻意修饰自身经验、营造自我形象。受访人3（机构性媒体记者）认为：“我这两年写的都是小人物，他们没有被定型过，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自我意识，要求一定要塑造出某种特定的形象，他觉得你能把我这种感觉写出来就挺好的，可以更立体地呈现。”但普通人的叙事能力和叙事意识相对较弱，通常并不熟悉记者的采访需求和公众的信息需求，也不擅长讲述自己过去的经历，倾向于对真实经验进行省略和删节，导致记者难以获得报道所需的完整故事和生动细节。正如澎湃人物记者葛明宁（2024）所说：“我更倾向于写一些普通人的故事，更偏农村题材一些。他们面目模糊、不善言辞，采访得到的内容比较少。”
（二）投射想象：前见与记者的认知视角
人物报道并非受访者单方面主导的展演，记者本人的主体性同样深度介入经验的建构中。在采访过程中，记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以想象力来理解受访者，进而提出恰当的问题，“打开”受访者的内心，发掘动人的故事细节。作为一种主观的、难以验证的实践，“想象”在强调客观理性的新闻专业规范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但Morton（2018）提出，对叙事性报道来说，想象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要素，可以帮助记者跨越主体间的鸿沟，理解他人的生存境遇、内心感受与行为驱动力。记者对报道对象的理解与想象并非凭空生成，而是受到记者“前见”（prejudice）的塑造。前见是在现实交流行为之前，主体脑海中业已存在的观念结构，为主体提供了独特的视域，也限制了他们所能看到的景象（伽达默尔，1960/2010：437）。
影响人物报道的前见可以分为两类。首先是记者的个人经验，包括记者的性格特征、兴趣爱好和价值倾向等。这些个体化特质不仅形塑着记者为采访所做的准备——如资料搜集的方向与采访提纲的设计，也深刻影响了采访框架与提问角度。同时，在信息接收与诠释阶段，这些特质会成为一种隐性的筛选机制，使记者倾向于从受访者庞杂的经验中捕捉与自身经验共鸣或引起其兴趣的独特元素。例如受访人17（机构性媒体记者）坦言：“我自己平时不太爱社交，更愿意按照自己的兴趣看看书和电影，所以首先在选择人物时就更偏好那些名利心不是很重，有一种超脱气质的公众人物，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也会凸显这一点。”正因如此，即便面对同一报道对象，不同记者因其前见差异，往往会在采访重点、叙事角度乃至意义诠释上呈现出显著区别。
其次，社会中广泛流传的刻板印象，以及经典文学、流行文化中沉淀的典型人物角色与叙事原型，作为集体共享的文化经验，也无形中塑造着记者和编辑对报道对象的想象。这类前见常常构成记者认知的预设，可能诱导其依据既有的主题框架、文化符号或情节模式来剪裁甚至重塑受访者的真实生命经验。美国知名人物记者珍妮特·马尔科姆（Worden，2020：90）曾略带反讽地指出：“在报道罪犯的生平经历时，如果主人公不是现成的文学人物，记者就必须从普通人身上塑造出一个拉斯柯尔尼科夫（小说《罪与罚》主角）。”在中国语境下，《人物》杂志记者林松果（2021）也反思道：“原来很多时候，我们会带着预设去采访，甚至会期待这个故事能完美契合某个故事模型，比如少年天才的故事、《死亡诗社》那样的故事。”“娜拉出走”式的觉醒与反抗、底层逆袭的奋斗叙事、或“寻找桃花源”般的理想追寻等母题，已成为人物报道中反复出现的深层框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记者的报道视角。
（三）主体互动与视域融合
个体经验与集体经验共同交织成人物记者的认知预设，促使记者向报道对象投射特定的想象。而报道对象也会基于自我认知与社会脚本，选择性地展演自身经验。二者的主体性在采访过程中产生持续的碰撞与融合，正如资深人物记者雷晓宇（2020：185）所说：“对于采访对象的尊重和对于你作为一个作者的主体性的自我尊重，两者之间会发生非常深刻的博弈。”Steensen等学者（2022）曾将诠释学视角引入新闻生产研究，以调查性报道为例，指出所有消息源都受到自身视域和背景的影响而具有某种倾向性，经由记者的采访和观察，不同消息源对事件的看法相互交融，共同凝结成对事件意义的诠释。不同于事件性报道，人物报道采访中的视域融合则体现为记者与报道对象相互显现的动态过程。
首先，人物报道记者会根据受访者的特征而调整自己的认知策略。在采访公众人物时，由于受访者已经形成了娴熟的自我叙事套路，记者会试图提出对方此前未曾充分准备的问题，以新颖的角度打破对方的舒适区，调动对方的表达欲，最终旨在呈现公众人物日常生活中有血有肉的平凡时刻。而在采访普通人时，记者则会扮演更具引导性和鼓励性的角色，既要通过共情的倾听获得对方的信任，又要通过细致的提问抛出一系列“扶梯”，引导对方讲述故事细节，最终旨在寻找普通人“生命中的闪亮瞬间”。除了报道对象的自我讲述之外，记者还会通过观察报道对象在交往情境中的行动和神情，理解其内心状态。
其次，受访者的自我表达也是一种高度语境化的行为，既依赖记者提问的激发与引导，同时还会根据记者在采访中表现出的特质而进行调适。受访人7（机构性媒体编辑）指出：“采访就像照镜子一样，根据记者的不同特征，采访者表达的内容也会不一样。记者如果跟受访者有过类似的经历，或者年龄差不多，那么受访者可能就会更愿意说。”记者的年龄、性别、生活经历和交流方式都会介入采访过程中，唤起受访者不同风格的自我呈现，进而建构出不同面向的生命经验。例如《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杨楠（2023）在对比陈佩斯接受不同采访的表现时发现：“（另一场访谈）陈佩斯在其中说了非常多善良、温柔的故事，以至无法自持而落泪。那场访谈里的陈佩斯与我采访时的陈佩斯大相径庭。在我们的交谈中，陈佩斯坚毅勇敢、执拗也孤独，像一棵倔强的松树。”
最后，受访者在采访中呈现的经验，又会推动记者调整原先的预设，重塑对受访者的印象。例如在报道一位不幸猝死的大龄研究生时，记者反思说：“在我的想象中，谢鹏或许有一段跌宕起伏、充满故事性的过去，让他‘毅然决然’做出了裸辞考研的选择。……一圈采访下来，似乎一开始的预想都没办法实现。……所以，我也坦然接受了这个现实——谢鹏就是一个努力生活着的普通人。”（吴淑斌，杨海，2022）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记者的认知视域逐渐发生改变，与受访者的视域在主体互动中发生融合，共同建构人物报道的话语框架。
如上所述，人物报道的认知实践并非对受访者经验的单向挖掘或客观提取，而是一种基于视域融合的诠释性过程。诚如Ward（2006：313-315）所说，几乎所有新闻报道都包含着诠释性因素，体现为记者对信息进行筛选并将信息置于语境之中，这种诠释性因素在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中体现尤为明显。而人物报道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核心消息源并不只是客观信息的提供者，更是需要深入诠释的主体。报道对象除了最基础的生平履历之外，并不存在某种唯一的、预先确定的“真相”。人物显现的形象是多重视域在动态互动中共同建构的产物，依赖于具体的交往情境。因此，人物报道认知实践的重心并非通过交叉检验核实信息真伪，而是通过记者主体性地介入，达成主体之间的深度理解，进而生成对于报道对象的全新诠释。而记者在交流中对人物形成的一系列印象，只有经过语言的重构才能呈现在报道文本中，构成连贯的整体形象。
04
认知的诗学：人物经验的叙事化重构
新闻报道的语言并非纯然透明的表达载体，而是具有能动性的介质。报道对象借助自我叙事来呈现其经验，记者则将报道对象的自我展演纳入人物报道的叙事常规之中，从而制造出反思性的认知距离。人物报道属于典型的特稿体裁，被认为“包含了叙事新闻所有必要的要素”（巴纳金斯基，2007/2015：99）。人物记者通常会打破消息写作的倒金字塔结构，采用灵活多样的叙事结构和语言风格来呈现个体经验，其目的不仅在于传递事实信息，同时还包含着一定的形式构想和审美考量。但人物报道并非个性化的文学创作，而是一种面向公众的职业实践，组织运作常规和新闻专业规范在长期实践中沉淀为人物报道的叙事常规，影响着记者诠释受访者经验的形式和框架。
（一）故事框架：作为认知标准的叙事融贯性
人物报道叙事面临新闻性与文学性的双重规范，既不能写成枯燥干瘪的消息文体，也不能大量使用华丽的修辞、意识流叙事等逾越新闻专业规范的写作手法。为了协调不同层次的认知规范，人物报道从业者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出一套涵盖结构、开篇与结尾在内的故事框架。概言之，人物报道通常会将最具时效性的内容放置在导语中，塑造读者对报道的期待。导语之后通常是具有电影画面感的开头，呈现人物的决定性行为。接下来则通常从成长经历入手，回溯报道对象的早年生活。随后，报道会从人物所在行业的逻辑、人物所处的社会关系等不同坐标系展开叙述，呈现受访者不同维度的特征。最后，报道倾向于选用一种意犹未尽的表达作为结尾，再次凸显人物的内在气质，表露人物对未来的期待，“通常都会是一种相对积极的基调”（受访人16，机构性媒体记者）。
这套故事框架为记者的认知实践提供了参照结构。事件性报道追求事实准确，具有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通常以“符合论”（correspondence theory）作为认知目标，即报道与事实完全相符（李青藜，2024：85）。相比之下，人物报道追求呈现人性的鲜活与复杂，难以用符合论的标准来衡量、判断。广泛使用的叙事框架为人物报道记者提供了基于“融贯论”（coherence theory）的评价方式。所谓融贯论，指的是对知识主张的评估，取决于它与系统内其他知识的关系。对人物报道而言，叙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构成了融贯论的标准，供记者和编辑判断采访素材是否充足。记者参照流行的故事框架收集关于报道对象的素材，再将素材组接成融贯自洽的人物叙事。例如受访人10（非虚构平台记者）的经验：“我当时写一篇去世的农村老人的报道，到现场采访了一周左右。当时有不少同行也在做这个题目，所以要赶时间。什么时候觉得采访可以结束了呢？我和编辑的判断标准是这个老人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是不是已经饱满起来了。更具体地说，我脑海里是不是已经有稿子的结构了，几个常用的坐标系，是不是都立起来了。”
除了追求叙事框架的完整与自洽，人物报道也高度强调故事的戏剧张力与文字质感。这种追求并非单纯出于审美考量，而是基于一种深层观念：唯有通过富有感染力的叙事，人性的复杂与命运的转折才能被真正理解。因此，记者在实践中常自觉借鉴文学创作的技艺，以增强报道的叙事效果，一方面借用现实主义文学的描摹笔法，通过具体、鲜活的细节描写来营造文本的真实感；另一方面参考虚构叙事中的“叙事弧光”模板，着力呈现人物随着时间推进而呈现出的变化过程，重点关注人物在转折性时刻所做的决定。对场景细节的捕捉和对决定性行为的深度描写，业已成为人物报道叙事常规的重要构成，反过来影响着记者的采访视角。例如受访人12（非虚构平台记者）表示：“我们主编对于故事性有极致的关注，在写一个人经历的时候，会要求把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过程探讨到极致。因此在做采访的时候，就一定要去深挖这方面的素材。我们相信极致的叙事技巧，一定可以发掘出深刻的主题。”
（二）提喻与隐喻：作为认知工具的修辞
故事框架为人物记者确立了基于叙事融贯性的认知标准，记者同时还需要考虑在报道中呈现哪些素材。人物报道的篇幅普遍较长，通常在4000~8000字之间，但相比于报道对象丰富庞杂的人生经历，报道仍然只能呈现素材的冰山一角。因此，记者需要根据特定的报道主题对采访素材进行高度主观的筛选和概括，最终将受访者散落的陈述话语转化为清晰有序的叙事文本。这一过程是“把别人的一生浓缩和重新组合的过程”，因此写作者需要承担“重构故事的风险”（林珊珊，2017：244）。提喻和隐喻作为两种常用的修辞方式，为记者浓缩和重构报道对象生命故事提供了认知工具。
提喻指的是以部分代表整体，用精选的生平片段代替对整体人生的呈现（奈德尔，1984/2015：31），是人物报道的基础性修辞。人物记者与编辑强调报道与传记的文体差异，避免按照线性时间顺序追溯受访者的完整生命历程。在广为流传的《写好人物的十四条提示中》，时任《冰点周刊》主编杜涌涛（2009）重申：“大家生怕漏掉这个人的某一时期或某一段。他少年时怎样，童年时怎样，就写成了小传。这是我们最常犯的错误。”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呈现人物的精神特质，记者惯常的操作是寻找人物生命历程中的几个关键瞬间，包括人物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刻或是人物的命运、观念、行为方式发生转变的时刻，再运用文学性笔法将人物在关键瞬间的想法和行动放大细描。选择人物生平的哪些瞬间作为关键的叙事节点，被认为是“人物报道最大的挑战”（魏倩，2025：77），既考验记者对人物本身的认知，也取决于记者对叙事结构的把握。
隐喻则是一种更具文学性和主观色彩的修辞，在事件性报道中很少使用，却常见于人物报道。记者基于对受访者的整体判断，从采访素材中寻找能够体现报道对象精神特质的意象，例如一件物品、一句话或是一次行为，通过重点描写这种意象而使读者产生自发的联想，将该意象与报道对象的其他行为联系在一起，解读人物行为背后的深层倾向。各类细节描写只有置于整体的故事框架中，才能被赋予隐喻式的意义。正如受访人3（机构性媒体记者）认为：“有时候记者通过亲身采访和观察对人物行为的驱动力有了一个基本判断，但可能找不到一个非常具体的行为来证明。这时候往往会把一系列具有指向性的细节描写结合起来，形成隐喻式的判断。”隐喻为人物报道进一步注入了主体性和创造性的色彩。借助隐喻，记者无需在报道中直接发声，就可以表达自己对于人性和时代的洞察力。人物报道中最常见的隐喻表达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在报道对象的早年经历中寻找特定的元素，暗示与其当下行为之间的关系，从心理分析的理论脉络中汲取合法性；第二类是在报道对象的个人生命历程与不断变化的时代精神之间寻找呼应，将个体的遭遇视为宏观社会变迁的缩影，“找到人物背后的时代性”（陈卓，2022）。
（三）叙事诗学的认知意义与局限
上述故事框架与修辞技巧构成了人物报道认知实践的“诗学”维度。诗学（Poetics）概念最初指的是主导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一般规律，反映的是超越具体作品的抽象的、总体的结构（托多罗夫，1973/2016：4）。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自20世纪后期以来，诗学概念逐步被应用至历史研究、民族志写作和新闻作品之上，指的是各类声称再现现实的文本对经验材料的组织和呈现方式。这些组织和呈现方式具有特定的规则，使得文本不再是透明的载体，而是会对现实进行剪裁和重构，进而产生特定的社会文化影响。舒德森就曾指出，新闻报道会提供特定的叙事形式，将世界组合成毋庸置疑的叙述惯例（1995/2011：50-51）。相比于日常报道，叙事性新闻作品不仅旨在传递信息，更追求形式的美感和观点的深度，因此超越了实用功能和时效性的制约，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和诗学特征（Frus，1994：2）。
具体到本文的研究，诗学指的是记者在理解、诠释和重构人物经验时常用的叙事方式和技巧。这些叙事方式和技巧在人物报道从业者中广泛共享，作为一种实践知识而在职业社群中传承，因此具有了超越具体文本的结构性意义（刘勇，王鑫，2025）。新闻文本在再现现实时会造成某种凸显与遮蔽，这种建构主义的观点目前已经得到主流新闻学界的接受。本文则进一步指出，人物记者不仅借助共享的叙事技巧来呈现经验，还会根据主流的叙事常规来收集和筛选关于报道对象的素材。因此，本文将这些影响认知的因素概括为“认知的诗学”。这种认知方式将叙事的融贯性作为检验记者对人物的认知是否充足的重要原则，而支撑这种融贯性的叙事诗学则成为一种认知的体制（regime），引导人物记者以特定的方式生产知识。
成熟的叙事常规为记者提供了呈现个体经验的操作技术，同时也使得人物记者容易陷入路径依赖的困局，倾向于将受访者复杂的生命体验嵌入一套熟悉的认知方式之中，以叙事的自洽性遮蔽了经验实在的真实性。例如资深记者李宗陶（2015：自序）反思道：“（人物报道）已经形成套路了：精研一个人，从父祖、师承、教育、经历等入手，从陌生混乱的片段材料中理出一根清晰理性的线索，主人公的种种包括心路通常被处理成一系列有因果关系的链条，但生活好像不是一条由原因、结果、挫败、成功连成的明亮轨迹。”与此同时，修辞也是一种危险的诱惑，往往诉诸模糊的直觉判断，将某些戏剧性的瞬间作为浓缩人物一生经历、概括人物性格本质的象征，或者将人物行为的驱动力归结于某些偶然的巧合，而忽视了现实中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一些大量使用隐喻手法的人物报道脱离了新闻专业规范的约束，引发行业内外的诟病。资深特稿作者袁凌（2018：25）在评价引起争议的人物特稿《惊惶庞麦郎》时就曾指出：“（记者的采访量不够导致）没有办法建立人物与真实生活的联系，就只能通过文学手法，通过你的天赋来建立一种隐喻和象征……它是一篇典型的特稿里没有遵循新闻专业主义的稿子。”为了确立知识生产的规范性，捍卫自身作为公共知识生产者的专业地位，人物报道从业者结合自身实践特征，发展出独特的认知规范与专业主张。
05
诠释的限度：人物报道的认知规范
在新闻生产的谱系中，人物报道是一种更贴近艺术创作，而远离科学客观性理想的报道类型，面临诠释学与诗学带来的双重认知挑战。在诠释学维度，受访者基于自我意识与社会期待进行的话语展演，使被呈现的经验总与“真实”存在距离；记者依赖由个人经验与文化前见构成的认知视域去理解他人，想象既是跨越主体鸿沟的认知桥梁，亦是认知偏差的放大机制。在诗学维度，新闻报道的叙事逻辑要求记者根据特定的主题角度和结构框架，对报道对象庞杂繁复的生命经验进行筛选和概括，并通过文学性的修辞为经验赋予意义。因此，人物报道本质上是借助精心设计的叙事，将记者对报道对象生命经验的诠释转化为公共知识。由此而生成的诠释将作为一种新的视域注入公众视野，与报道对象通过其他渠道展现的形象进行对话，通向进一步的视域融合。由于人性的流动变化，这种诠释的目的并非提供确凿无疑的知识，而是打破扁平化的既有认知，呈现出人物更为立体、鲜活的面向。
人物报道记者的诠释过程具有高度主观性，与新闻业主流认知规范所追求的客观、平衡与事实确证构成了内在张力。与此同时，人物报道从业者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共享的认知规范，约束着记者个体的主观诠释。本文将这种认知规范概括为“诠释性认知规范”，包括认知程序和认知责任两个维度。
（一）认知程序
由于人性本身幽微难测，再加上报道对象的私人经历难以通过公开渠道进行核查，记者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并信任受访者的自我陈述。人物报道难以保证事实绝对准确，也难以做到形式上的全然客观，其严格的认知程序体现在独立性和多元性两方面。首先，人物报道从业者将独立、平等的认知视角作为合法性的根基，认为自己应当向公众而非报道对象负责。虽然无法摆脱对报道对象的实质依赖，但人物记者和编辑会再三强调摒弃对于名人、权威的仰视心理，抵制公关团队的操纵和利用，坚持从自身主体性出发，诠释报道对象的行为逻辑。例如长期报道娱乐明星的孟静（2010：后记）反思道：“我的工作接近于后者（即被经纪公司利用），但又不愿完全被利用，所以有时我顽固地认为：我猜到的比我看到、听到的距离真相更近。”为了在操作层面捍卫认知独立性，多数人物报道团队明确提出拒绝报道对象提前审稿、干预内容或要求删改，坚持在有限的空间内做出独立的专业判断。对认知独立性的强调，不仅使得人物报道与公关宣传稿件划清界限，同时还在理念和规范层面区别于口述史等专业领域，后者认为在出版之前请受访者审查内容是一种道德义务（Good，2015：462）。
为了克服单一视角的局限，人物报道从业者确立了比常规报道更严格的消息源标准。一项对名流报道的研究发现，记者在报道本地名人时的认知重点在于获取独家消息源，尤其是对名人进行独家专访（Hendrickx，Van den Bulck，2025）。而在当下中国新闻业，人物报道的篇幅和深度都明显超过通常所说的名流报道。记者不仅要采访到报道对象本人，还要沿着报道对象身处的社会网络不断拓展周边消息源，并且将消息源的数量和结构视为重要的专业评价标准。在手记、播客等各类元话语中，“每千字一个消息源”等量化标准被人物报道从业者普遍采纳和反复言说，作为一种“策略性仪式”来宣示自身的专业权威。例如《人物》主编张寒（2018）在报道结集的序言中声称：“我们信奉专业主义。坚持做一篇封面报道，至少做20人以上的有效周边采访。这也许刻板，但数字不仅仅是量化的标准，往往会是质变的依赖。”这一认知规范以实用主义为认识论根基，关注重点并非是否完全符合真实，而是能否引入更加多元的声音（Hearns-Branaman，2016：8）。在周边采访中，不同消息源从各自视角和经验出发，讲述与报道对象相关的生命故事。记者与每位消息源的交流都是一次鲜活具体的视域融合，在多元视角的碰撞中不断调适或印证自己对报道对象的诠释。
（二）认知责任
认知程序确立了人物报道生产的基本规则，但由于人物报道聚焦于难以核查的个人经验，因而报道的可靠性更加依赖记者个体的能力与品格。如前所述，人物记者对报道对象的诠释受到自身视角的限制，而人物报道的叙事诗学又会对报道对象的经验进行筛选和重构。在此基础上，为了使社会公众对报道对象形成较为公允的认知，人物报道从业者强调应基于认知责任做出慎重的判断和表达，以此作为自身的职业追求和公共承诺。
人物记者的认知责任首先体现为诠释的公共性。人物报道追求通过人物形象来折射广泛的社会问题，但在诠释和重构报道对象生命经验时，常常面临窥私欲与文学性的双重诱惑。为了追求故事的戏剧性和感染力，记者有时会带着某种预设对报道对象的经验进行过度诠释，甚至将报道对象隐秘的私人经历放置于聚光灯下，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有鉴于此，人物报道从业者强调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确立诠释的边界和叙事的限度，避免将记者的诠释强加于人物内心，摒弃缺乏事实支撑的想象性描述，同时避免为迎合公众猎奇目光而过度暴露个人隐私。例如受访人13（机构性媒体主编）指出：“我们的报道很少有纯粹私人化的叙事。比如做这篇人物特稿，我们不会为了追求叙事的美感或者营造氛围，去刻意地仔细描述他的外表穿着，这么做没有我们追求的信息量，我们是在塑造一个公众关心的议题。”
其次体现为诠释的真诚性。由于记者的个人特质、认知前见乃至提问方式，都不可避免地介入并形塑着受访者的自我呈现，成熟的人物报道从业者几乎不再将作品标榜为价值无涉的客观事实，而是强调记者应当基于自己的认知视域，对报道对象做出真诚的判断和诠释。真诚在此包含两重规范意义：首先是忠实于经由采访而建构的人物经验，禁止出于各种意图对报道对象的经验进行有意的扭曲甚至虚构；其次是主动承认诠释的在场，清晰展示记者的诠释过程和诠释依据。为此，人物记者通常会在报道文本及采写手记中，适度保留记者自身的观察、反思与判断痕迹，凸显人物经验是在对话中共同建构的产物。正如人物记者谢梦遥（2023）所说：“如果是我设了那个陷阱让受访者跳进去的，或者说如果我问了一个他从未想过的问题，我得展现全过程，而不是把镜头对准那一跳。我们得一起跳，我的声音对我的稿子是重要的。”通过对“过程透明性”和“主体透明性”（张洋，2023）的展演，记者一方面旨在让受众相信报道的真诚与可靠，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受众理解特定报道视角的局限性，进而在知情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判断。
Aucoin（2001）和Morton（2013）此前曾分析过叙事性报道的认知责任，但她们关注的都是以书籍形式呈现的非虚构作品，而非媒体机构的新闻报道。这些作品对现实的呈现方式体现着作者个人的鲜明风格，由此而引出的认知责任也主要针对个体而言。相比之下，人物报道的认知规范具有更加丰富的层次。首先，认知程序嵌入在生产常规之中，诸如拒绝提前看稿、“每千字一个消息源”等认知程序早已是人物报道团队的默认规则，甚至以明文形式体现在编辑部规范中，对内严格限制记者的报道实践，对外体现媒体的专业性。其次，诠释的公共性和真诚性等认知责任体现着职业共同体的价值观，会通过编辑与记者的交流、编辑部会议等形式传递给报道团队中的每个成员，并且通过职业社会化的机制而不断传承下去。
（三）结语
在主流的新闻生产规范中，诠释虽被视为必要的报道策略，却长期处于专业实践的边缘。新闻从业者强调应严格限制主体的介入，尽可能降低主观因素对报道事实的影响。既有研究提出了实用主义客观性、批判现实主义等概念，尝试弥补经典客观性理论的不足，强调记者的诠释是认知社会现实的必要环节，但这些概念最终仍然指向对客观事实的报道。相比之下，由于报道题材的独特性，人物报道的认知实践呈现出诠释学与诗学的双重面向，难以被客观性主导的认知规范所解释。为了应对由此带来的认知挑战，人物报道从业者发展出基于诠释性实践的认知规范。诠释性认知规范一方面强调通过严格的认知程序来逼近真实，另一方面则通过倡导成熟的认知责任，将记者的主体性从需要克服的偏见转化为建构可靠叙事、抵达深层理解的认知起点，进而将富有公共性与反思性的诠释实践确立为专业权威的来源。
经过多年来的实践探索，这套认知规范与知识主张已逐步融入人物报道的生产常规与职业文化，为其在难以用传统客观性标准衡量的领域中，确立了坚实的专业根基，区别于报告文学、传记、口述史等书写个体故事的其他文本类型。但诠释性认知规范不仅适用于经典的人物报道，还可为更广泛的叙事新闻实践提供参照。在叙事新闻的脉络中，人物报道的报道对象较为具体，操作规范较为成熟。与之相比，以职业、人群乃至空间、时间为主题的非虚构作品近年来颇为流行，这些作品呈现生命经验的方式更加复杂，与之相关的认知规范正处在浮现、协商的动态过程之中，值得后续研究进一步探讨。
近年来，主流媒体传统报道的影响力逐渐衰退，人物报道却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并与非虚构写作、播客等新兴表达形式相互汇流。面对后真相时代公众对“真诚”而非“真相”的呼唤（Capilla，2021），具有鲜明主体性和叙事性的新闻实践在公共空间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诠释性认知规范的视野下，记者要一如既往地对各类社会现象和热点事件进行调查和分析，但不再垄断界定“真相”的权力，也不再追求给出一锤定音的结论，而是从自身视域出发提供深度的诠释，以开放的姿态介入公共对话，与各种不同的声音相互碰撞、融合，凭借严格的认知程序和负责任的主体性获得公众的信任。作为一种替代性知识主张，诠释性认知规范的理论与实践潜能都有待进一步发掘。
（张洋：《诠释性认知规范：人物报道的认知实践与规范》，2026年第6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