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里亚·格林菲尔德、武田田、马克·西梅斯
译/武田田
原刊于《书城》2026年7月号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OpenAI推出了第一版ChatGPT，自然语言大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以下简称大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革命自此拉开序幕。学界和业界纷纷断言人类已经站在技术奇点的门槛上！如今三年过去了，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对人类社会未来的种种担忧和警告甚嚣尘上。许多计算机科学和脑神经科学的专家声称，用不了几十年，拥有人工智能的机器就将取代人类，人类社会将被彻底改变。人文社会学者则深陷阿西莫夫式的焦虑，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忧心忡忡，认为科幻文学预示的机器人觉醒似乎近在眼前。那么，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心智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得了解人类的大脑和心智有什么特别之处。鉴于人类是群居的动物，这些特别之处既有个体层面上的，也有群体层面上的。其次，人工智能是对人类大脑趋于无限的模仿，人工智能在哪些方面可以甚至已经做到了对人类大脑的模仿，而哪些方面很难甚至无法模仿，这些问题也需要解答。
独特的人类现实和人类心智
在试图解释人脑智能的特殊性时，神经科学领域的主流观点强调：相较于其他神经系统，人类大脑规模庞大、极其复杂；与尼安德特人等远古表亲相比，现代智人大脑的认知能力之所以能够飞速提升，是因为神经元密度增加、神经网络复杂性提升，由此产生了质的飞跃。在这一逻辑的基础上，神经科学所承担的任务便是解开人类大脑的复杂谜题，寻找那个或多个“缺失环节”，以便确定笛卡尔所谓的“思考的自我”的元认知基础。无论技术载体为何，只要通过工程手段实现足够的计算复杂度提升，我们便能催生出复制甚至超越人脑认知能力的机器智能。在他们看来，只需重现人类大脑进程的复杂性，就能够虚拟人类的心智。
英文版《心之为物》
（Bright Air, Brilliant Fire）
1992年版
杰拉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在其著作《心之为物》（Bright Air, Brilliant Fire）中描述了人类大脑的惊人复杂性——仅在大脑皮层中就存在约一百亿个神经元，这些神经元之间的实际连接数量可能高达一百万亿，而科学尚未发现的可能存在的连接数量更是“超天文数字”，该数值甚至可能超过已知宇宙中所有带正电荷粒子的总和。在阐述了这些令人惊异的事实之后，埃德尔曼总结道：“人脑的容量与复杂程度令其卓尔不群，它能产生精神属性，是合情合理的事。”（Gerald Edelman, Bright Air, Brilliant Fire: On the Matter of the Mind, Basic Books, 1992, p166.）然而，在对人脑容量和复杂性的颂扬声中，有件事被忽视了——这些连接/网络/大脑遵循惊人的规律性，是在跨越时空与世代的数十亿人类个体中形成的。因此，关键问题不在于复杂性如何催生人类的智能或意识，而在于它如何催生系统秩序，以至于任意一个个体大脑支持的进程（即任何个体心理进程）都能成为有序的、模式化的进程，更遑论催生人脑理解自我的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能力了。
进化论为我们阐释了多细胞生物如何演化形成了复杂的神经系统，动物的机体因此能够与不断变化、不可预测的外部环境互动。环境中的刺激变幻莫测、不可预知，这与神经系统独特的生理特征密切相关，那便是神经元与神经网络组织学习和记忆过程的能力。与外部刺激的交互作用会导致神经系统发生变化，神经网络得以形成并稳固下来，以便应对该物种生活环境中的种种挑战。物种的基因信息与它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共同构成了该物种神经系统的网络，任何多细胞生物都毫无例外。在生物世界中，刺激以符号（signs）的形式直接向有机体传递环境中参照物显现的物理化学信息。然而，针对人类认知的实证研究（即研究人类实际存在的特征）却表明，在这一关键方面，人类本质上与其他动物物种截然不同，这些差异衍生出诸多独一无二的特征。
降生九个月前，人人都始于一颗受精卵——来自父母双方的两个配子融合，催化一系列连锁反应，由此开启了我们自身有机生命的时间进程。那套指挥了心脏的初次跳动、绘就了眼眸明亮色彩的微观序列永不停歇地扮演着身体发条的核心角色，令人赞叹不已。身体是个动态过程，基因组则是这一过程的基础构件，身体因此终生履行着至关重要的使命。我们是动物，生于有机时间，亦受其束缚。然而，我们降生的世界却与其他动物生活的环境截然不同。动物的神经系统和社群结构与它们生活环境中的符号之间的关系是一成不变的。动物们需要处理环境中的符号，然后将它们对符号的反应以基因遗传的方式传递下去，这便是它们的生存方式，动物社群的组织形式也包括在内。与之相反，能够对人类的神经形成刺激的事物，其核心特征是意义无法追溯到传递媒介的物理化学成分。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主要刺激是象征性的，我们不断与象征性符号（symbols）互动，通过象征性符号传递着自己的生活方式。除了大自然设定的现实之外，每个智人的婴儿都浸润在专属于人类的象征性环境之中，这种环境本身便构成了独立的现实。
蜜蜂的一生在蜂巢与群落栖息地中展开，黑猩猩的一生由本能和物竞天择的演化机制所塑造……与它们不同，人类生活的世界瞬息万变——它由思想、信仰、欲望与行动构筑，包含宗教、书籍、城市与国家，充满梦想、艺术和音乐，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充满战争。人类现实的独特性在于象征性符号占据主导地位，它指引我们的行为、塑造我们的环境，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提并论。
生物体有机时间中的物质变量，决定了动物生存方式的具体结构和功能，而人类的生存方式则既不能从基因构成也不能从其生态位推演得出，因为人类无论在思维、行为还是存在方式上都呈现出巨量的复杂变化；即使我们同属一个物种，这些变量也会跨越世代存在，广布全球。我们有着相同的物种DNA，却讲着不同的语言，依照截然不同的原则构建社会，遵循林林总总的道德准则行事，对形形色色的禁忌心生畏惧。我们装扮、对待身体的方式各异，住宅居所形态多样，吃的或不吃的东西各不相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满足身体最低需求是人类共有的本能——进食排泄、睡眠休憩，或许还有繁衍后代，然而在这些基本功能之上，我们展现出的行为差异之大却令人惊叹。
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存在形态均无法从自然环境中推演得来。不同民族的生存环境差异巨大，但环境与人类如何存在并无干系——美索不达米亚乌尔城的沙漠不会直接催生犹太教的一神论，华北平原的生态系统也不能天然长出汉语的音调。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难道是自然事件促成的吗？北美殖民地人民把茶倒进波士顿的港口，又能得到什么进化上的好处呢？标准的生物学解释不具备将物质和生物成因与人类特有的意义效应（meaningful effect）相联系的逻辑机制，故而难以胜任针对人类特有事务的分析。然而我们的人生体验中那最亲密、最具代表性的方面，恰恰是由这些富有意义的现象交织、构成的。我们活着、爱着、欢欣、受苦，时而憎恨甚至杀戮——这一切都源自也服务于我们珍视的象征性符号。
此外，那些引导我们思想与行动的象征性符号背后的意义始终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我们重组社会结构，摒弃旧信仰、接纳新理念，语言体系与道德规范亦在不断演变。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切发生时，我们这个物种及其自然栖息地却未曾随之改变。只需读读不太久以前的历史，我们便会发现某些与家庭相关的观念和制度已与当今的价值观泾渭分明。美国直到一九六七年仍存在禁止跨种族婚姻的法律，想想都令人震惊！如果我们考察其他社会，分析其中的人们关于性、家庭乃至种族的观念和制度，就会发现不一样的规范体系承载着他们独有的历史轨迹。我们该如何解释多样性的存在及其不断演变的本质呢？
有一个办法常用来解释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但这个办法的问题很多——那就是将我们的社会制度（如家庭、经济、宗教、政治组织等）解释为人类普遍的发展演化历程中特定阶段的反映。在这一视角下，某些思想的传播被认为昭示着更先进、道德更优越的时代到来，它超越前代，将其取而代之。在人们的想象里，这个过程正不断将人类推向某种理想境界。但这种观念实属蹊跷：其他任何生物物种中从未出现过如此不断进步的发展轨迹，自然选择的进化机制并无目标导向，更不会朝着任何理想状态前进。尽管我们对“进化”心心念念，可凭什么就我们这个物种能一直进步发展呢？
即便我们假设象征环境的变化能够与人类发展的特定阶段相对应，仍会有关键的问题亟待解决。为什么有的阶段在某些时空中实现了，在另一些时空中却被忽视甚至逆转？生物学知识无法支持以下论断：不同的智人社会进化得不一样。可是如果我们非要将人类的思维行动方式与物种的生存模式联系起来，就会得到上述奇怪的结论。就我们的生态位而言，此类“进化论”解释纯属无稽之谈，自由民主制在北美的自然环境中并不比在中东的自然环境中更适应。既然我们无法用环境因素解释人类群体的多样性与多变性，那么诉诸生物体或种群的解释就更站不住脚了。这种在生物学中处理遗传性状的方法，一旦套用到人类社会，立刻就会沦为种族主义。
进化心理学试图将明显具有人类意义的现象简化为有机时间中的变化机制，这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正如牛顿定律无法解释加拉帕戈斯雀类的表型变异一样，达尔文的理论框架也无法阐释总统选举结果或当下美国对身份政治的热衷。支配有机世界的法则无助于理解这些现象，人类生活的沧桑变迁远在这些法则照拂之外。然而，我们的世界现实正是如此变幻莫测。如同生命本身，人类社会的现实也是一种进程，在时间中展开；但与生命不同，这种现实的时间不是有机的，而是历史的。民族与个体的历史、国家与宗教的历史、思想乃至知识的历史……我们人类的历史，并非源于我们的生物构成，而是关乎文化与心智（culture and mind）的现实。
以层展论来理解人类心智
由于人类的思想与行为有着鲜明的历史本质，因此不能用还原论来理解和解释人类的现实。还原论认为：无论多么复杂的系统，其整体行为都是各部分行为的机械叠加；只要掌握底层规律，拆解系统的组成部分并逐一分析，就能精确推导宏观现象。还原论至今在现代科学领域仍是重要的观念和研究方法，但学者们也普遍注意到了还原论的局限性。一九七二年，美国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W. Anderson）提出了“层展”（emergence）概念。他认为，即使万事万物由基本单元通过某种固有机制组成，这也并不意味着基本单元在某种客观条件下的机械叠加或重新组合就可以解释物质世界的复杂性。复杂系统的每一层级都会展现全新的性质，这些性质无法向下还原为前一层级现象的排列组合，因此可以被称作“层展性质”，与其相关的现象叫作“层展现象”。
作为社会学家，我们认为层展理论不仅适用于物理学和生物学，当我们尝试理解人类世界的特有现实和运作机制时，也可以运用层展的观念。物理学专注于物质层级的现实，生物学关注有机生命层级的现实，社会科学则应聚焦于以象征性符号为特征的心智及文化现实。如图所示，这三个层级一起构成了人类所知的现实，它们的基本单元属性有本质差异，运作机制也各不相同，逻辑上并不能互为因果。显而易见，第一层级的物理现实为第二层级有机生命的存在提供了边界条件（boundary condition），即赖以生存的客观环境。同理，生命有机体和物理世界为第三层级的心智与文化现象创造了边界条件。心智是象征性的存在，其运作机制由其所在的文化决定，但这个象征性的运作机制必须依赖于大脑这个生物实体才能发生，因而也需要能让大脑存活的物理环境。
“层展”的三个层级
文化是人类独特的、富有象征性意义的现象，它包括组成我们经验本质的各种观念，而这些观念是不断变化的。早在婴儿期，我们每个人就开始习得所属群体的各种思维、行为和存在方式。我们将周遭的一切习俗、信仰和行为内化于心，借此获得个人的心智。文化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赋予我们语言，规定什么是得体的穿着打扮，告诉我们何时何地（乃至如何）如厕，指引我们与父母、手足、邻里和同伴建立恰当的关系，包括一个人所在社群的种种规范准则。
许多动物的生活环境也很复杂，动物们必须学会适应才能生存，但人类的独特性在于我们的文化环境是由巨量多变的象征共同体构成的，这些象征与自然环境或物种的基因构成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符号是动物生命状态的标记，只需将一般符号与象征性符号对比，就能够理解这种差异的意义。非人类动物生命的每个瞬间，都是负责其身体结构与功能的遗传程序与环境符号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符号以形象、气味、声响和质地的形式，或者诸如电磁场这类人类无法感知的形式呈现，向个体传递关于其周围环境的信息。无论这些符号具体如何呈现，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物质现象，与空间中物质的特定结构和性质相对应。因此，符号的意义由其源自的环境要素及其所参与的有机过程共同决定。具象符号向动物传递关于环境的信息，而符号本身正是环境的一部分，如同有机时间中互相咬合的齿轮，符号是生命进程中的基本变量。
动物感知符号并做出恰当反应的能力取决于其遗传特性以及学习和记忆的基本机制。一旦误判，自然环境中物竞天择的压力会导致高昂的代价。因此，可靠的感知与生成符号不仅对个体的生存至关重要，也关乎物种的延续。由于符号总是代表其所属的事物，符号意义的解释空间相对有限，环境中的符号数量可能很多，组合方式也可能很复杂，但符号与其所指对象之间始终存在着直接对应关系。因此，只有动物对环境中的变量形成坚定而一致的认知，才能够完全适应所处的环境。从科学角度而言，符号意义富有规律，生物学家就能够将动物的生活方式解释为物种基因组与环境物质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动物的结构与功能和它需要处理的符号之间就像锁和钥匙的关系：老鼠永远将可吃的东西理解为食物，而不是圣物或者毒药；野兔永远将狐狸理解为捕食者，而不是朋友或者统治者。
与符号相似，象征性符号传递信息，也指示事物。但与非人类动物和它们环境中的符号之间那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不同，象征性符号所传达的意义无法还原为承载它的媒介的物理或生物属性。换言之，我们感知并传递的象征性符号既没有预先在基因组中编好程序，也不能还原为象征性符号外化后可能呈现的物质及生物形态。象征性符号不是一般的符号，它们与环境中指涉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人为构造的（arbitrary），其指代的对象取决于人的主观意识，也由使用的语境决定；而语境也是由象征性符号构成的，因此对象征性符号的理解一定程度上由其与其他象征性符号的关系来决定。
人类语言正是象征性符号的绝佳范例——词语的意思从来都不是确定无疑的，语言的生成和交流既是生产者的创造性行为，也是接收者的诠释性行为。现代语言学奠基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将语言符号分解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部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约定俗成的，与自然环境没有关系，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象征性符号的意义并不来自它自身，而来自它与系统中其他符号的差异与关联。例如：仅从发音判断，我们无法区分sea与它的同音异义词see或字母c的含义；英语中sea、意大利水手所称的mare以及荷马笔下的thálassa，都与海洋的温度和潮汐的差异毫无关系；sea这个词单独存在时含义模糊，但在英语文学课堂上讨论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时，它便获得了特定的意义。任何符号的所指都依赖于其在结构中的位置而被界定，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语言，也同样适用于更广泛的社会象征体系。人类社会中的制度、规范、身份与价值，皆以象征性符号的形式得以确立和维系，其意义并非来自自然属性，而是通过社会约定和象征结构被建构出来的。
从这一视角出发，人类社会的“现实”本身即可被理解为象征性现实。诸如国家、法律、货币、婚姻、身份等社会事实，均无法还原为单纯的物质存在，而必须通过能指—所指的结构来理解。例如，货币的物质载体仅是能指，其社会效力则源于共同体对“价值”这一所指的承认；同样，法律文本、仪式行为或身份称谓，皆通过符号化形式赋予抽象概念以现实效力。由此可见，社会现实并非先验地存在于符号之外，而是在符号系统中被持续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果。
人类环境中充斥着诸多与事物并无必然关联的意义，即便是周围最寻常的物品也承载着象征性意义。例如：我办公室里的一张书桌、家中厨房里的一张餐桌，或者某座极简主义礼拜堂里的一张祭坛——它们在形态和构造上可能极为相似，甚至可能出自同一家瑞典家具公司的仓库。然而每张“桌子”都在更广阔的象征语境中承载着独特的意义，这使得它们承担各自不同的角色。无论在办公室举办烛光晚餐，还是在厨房面试应聘者，都绝非恰当的举动；更不用提多数在餐桌或书桌旁举行的活动若发生在祭坛上则完全就是亵渎。将同一张桌子不同的三种功能角色区分开来的观念，其本质也是任意构造的，没有哪种自然法则禁止在祭坛上起舞或在餐桌上酣眠；我们依据环境中事物的象征意义来调整自身的行为。
象征的意义不停变动，同时在语境中依赖其他同样不停变动的象征矩阵，结果就是任一象征或象征集合都在无休止地变化与增殖；正是象征的无穷变化和自我增殖创造了人类心智与社会不可胜数的多样性。人类生活方式如此这般的象征性传递过程就叫作“文化”，人类历史的因果关系便由文化的象征性特质构筑而成。用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话来说：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其主题和数据与其他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是一致的，故而是关于人类心智的科学，关注人类意识的特质与变迁。（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Translated by Peter Putnam, Vintage Books, 1953.）
请花片刻工夫环顾你所处的环境，再想想你自己的行为举止。你周围也许有不少你要么进不去、要么不愿意进去的门，例如：标记着“有人”的紧闭的洗手间门，或是对面空荡荡的洗手间里敞开的门；考虑到你自己的身份地位，办公室或教室里总有几把椅子你根本不敢去坐；你去海滩晒太阳穿的衣服，与在同一片沙滩上举行婚礼的宾客穿的衣服截然不同……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无时无刻不受制于此类任意规则的约束；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只要这些规则被打破，都会引发真实的不安。
不过，象征性意义的人为特征并不意味着文化与生物或物理世界毫无关联，能够脱离两者运作，一如漂浮在某种不可企及的理想范畴之中。象征性符号是实实在在的刺激物。词语、桌子和祭坛都是存在着的事物，不能进去的门、教授的座椅和着装规范也是如此。为了使我们的行为契合这些事物所代表的内涵，我们必须在内心深处赋予其意义，故而人类大脑必然参与象征性符号的构建与感知。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理解高度人性化的现象，相当于在逻辑上将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描绘成有机时间变迁的产物；它将人类的心理简化为物质符号对我们物种DNA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然而，我们对有机时间的认知却难以应用于对人类事务的分析。无论是有机过程强烈的结果引导倾向，还是符号与客观对象一成不变的一一对应关系，抑或是自然选择的丛林法则，都无法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说话、上班时穿什么衣服以及我们发明的宗教。生物学教给我们的知识并不能让我们把人类的文化行为还原为我们的有机生命体及其运作机制，我们也无法用相对有限的生物多样性来解释人类文化行为令人惊异的复杂多样性。
因此，层展论比还原论更适合解释人类充满象征性符号的世界。层展论承认象征性符号是真实存在的——只要它们被我们感知、解读、外化并传递，就构成了客观事实。而人类个体的心智和人类社会的文化，正是在历史的变迁中“依托大脑的有机进程及其相应的物质结构发生的。任一象征性符号的使用、对其意义的感知、该象征的维持与转化……这些活动都靠个体的大脑机制支撑，体现在某些（未必特定的）神经元的物理化学活动中。文化因此是心理进程，这一象征性的心理进程在个体层面上构成了我们体验到的心智”（Liah Greenfeld, Mind, Modernity, Madness: 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Human Experience,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4.）。文化在集体与个体层面上的象征性过程本质上始终为一，区别仅在于是从社会学（集体）还是从心理学（个体）角度审视。因此，将心智称为“脑内文化”是恰如其分的。
《心智、现代性与疯癫：
文化对人类经验的影响》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 著
祖国霞 等 译
吴泽映 校
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版
人工智能技术兴起作为历史现象
有机时间里生命进程中的每个瞬间，即内部程序运行的每个步骤、与外部刺激的每次交互，都呈现为构成生命的物质基质的特定排列组合。人类的象征性现实缺乏特定指向，这可以从如下事实中得到印证：同一刺激物，如同一个词、同一座祭坛或同一扇门能向不同的人传达不同的含义；同理，针对同一指称对象，截然不同的象征体系也可能被构建起来。符号是物质现象，所以有机时间高度依赖空间。而在文化和心智中传递意义的象征却并不依赖与空间的关系，这使得“文化成为一种历史进程，在时间中发生；文化的任一片段都独特而绝对，先前的片段为后续片段提供必要条件，但并不决定后续片段的走向。文化的内容，即象征传递的意义和信息绝不可能完全相同，它们不停变动”（同上书，第73页）。
文化既是心理进程，又是历史进程，这意味着某个人类社会中特定时刻的人类心智受到历史现象影响，甚至被历史现象塑造。当心智感知、解读、外化并传递历史现象中蕴含的象征意义，新的历史现象相继出现，周而复始影响心智；在某个社会中的特定时刻，群体心智共同经历影响，影响反过来又塑造心智，就形成了某一历史时刻的文化。作为人类心智和文化演变的体现，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飞跃式发展都是重要的历史时刻。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也不例外，是当下人类正在经历的历史进程。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肇始于Transformer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应用。在未应用之前，诸如LSTM（长短期记忆网络）等数据向量模式处理语言数据的方式是线性的、序列化的，将单字或单词视为独立个体逐个处理，因此并不符合人类语言的基本特征，具有长程依赖丢失和无法并行计算的致命缺陷。Transformer模型引入了“自注意力机制”，允许模型在处理序列时动态地为每个位置分配不同的权重，从而捕捉序列中任意两个位置之间的依赖关系。这样一来，序列中的每一个词都能直接与所有其他词进行交互和关联。
Transformer的应用是当今所有大语言模型不可动摇的基石。在Transformer模型的支持下，大模型在海量文本中捕捉每一个词与其他所有词的动态关系，试图逆向推导出潜藏的语言系统。也就是说，大模型的工作机制是在强大算力的保障下，巨细靡遗地学习“能指”在统计上的共现、搭配和组合模式，通过这种方式来生成语言。任何输入的文本首先要被分隔为词或文本的最小单元，然后转化为数值形式的词嵌入向量（word embedding vector），再输入到Transformer层进行计算。既然能指和所指的连接是人为的，那么“词嵌入”本质上就是为每个任意的能指学习一个高维空间中的向量位置，这个向量就是大模型对符号的数学化表征。
然而，自然语言大模型技术再先进，能够处理的也只是语言的能指，而非词与物之间的映射。当大模型声称“理解”了某个概念时，它实际理解的是这个概念的用词与其他词在文本中出现并关联的复杂模式。海量能指之间的关系图谱可能异常复杂，但这种复杂性是数学意义上的共时性复杂，其本质是线性而有序的。通过“理解”有序的能指图谱，大模型能够以统计学的方式模拟概念间的关系，无限趋近概念的意义。但是，由于人类语言的所指是象征性心理现实，大模型永远无法直接触及所指，故而无法直接触及人类的心智；它没有意图、体验和真正的指涉能力，只有强大的符号操作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研究者声称大模型也具备“涌现”（emergence）能力——层展能力，为了避免与前述理论混淆，特采用一般译名“涌现”。大模型的“涌现”能力指：当模型规模达到某一阈值时，模型会突然表现出在较小规模模型中未出现的新能力或性能突跃。大模型的涌现能力随即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不过目前主流观点仍持怀疑态度。人们怀疑大模型能力的突然提升是否真实，抑或只是判断者的主观假想。有研究指出，许多涌现现象是因为使用了非线性的评估指标，一旦改为线性指标，涌现现象就消失了。（Rylan Schaeffer, et al., “Are Emergent Abilities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a Mirage?”, 37th 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NeurIPS 2023], 2023）
抛开技术方面的讨论不谈，计算机领域执着地选择“涌现”来描述人们在机器运行过程中观察到的现象，这一选择本身就带有文化的痕迹。如前所述，大模型的运行原理是“量的积累导致质的突破”，大模型算力不断累积最终实现能力飞跃，这种涌现仍然是建立在还原论观念上的涌现。但人们发自内心地期待大模型拥有“涌现”的能力，希望人工智能成为可以与人脑对事物的理解相提并论的独立智能，这种期待的动机或许源于想要僭越神的权力来进行创造的现代性，以及作为自封的高级智慧生物所体验到的深深孤独感。
人工智能技术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五〇年提出的图灵测试，为何直到ChatGPT推出才突然成为席卷全球的热点？正是因为自然语言大模型让人类社会看到了创造一个可对话的同伴的可能性。这种文化动机不仅体现在对待大模型的态度上，设计机器人的专家对人形机器人的执着热衷也是这一动机的反映；毕竟从理性的角度考虑，两足直立、头颅巨大的形态根本不是效率优先的机器人的合理选择。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前机器人市场的主要卖点是情感陪伴、舞蹈或者功夫表演。机器人公司的动机并不是推动科技发展，而是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迎合消费者的普遍心理需求。人工智能并不会取代人类心智，因为它不能真正理解人类世界复杂的象征性现实；但是现代人期望它能够取代，因为我们讲求进步和发展，同时出于现代人独有的孤独感亟需一个可以与我们并肩而立的同伴。
作为现代人类文化的体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与运用将在发展中影响下一个时刻的人类心智和文化。二〇二五年世界各地多个研究团队均发现，对大模型的依赖会对人脑的认知水平产生影响。例如：尽管使用GPT-5辅助学习能够显著降低人类学习者的外在认知负荷，但会导致过度依赖、自动化偏见和元认知下降。（Azizi Othman, “Cognitive Load and Human-AI Interaction: Usability Studies with GPT-5,” RG, Aug. 2025.）甚至有研究者提出“认知债务”（Cognitive Debt）的概念，认为过度使用大模型会导致人们背上认知债务，结果就是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弱、元认知控制失调。（Kiran Shehzadi, Khalida Khan & Muhammad Imtiaz Chaudhry, “Cognitive Debt in the ChatGPT Era: How Ethical and Emotional Use Shapes Cognitive Function in Emerging Adults,” Nature-Nurture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5, no. 2, 2025.） 诸多研究都提到了大模型对元认知（笛卡尔式“思考的自我”）的损害。当人工智能系统过度替代用户的思考时，用户便失去了监控自身理解深度、评价信息质量、计划思考步骤的机会。也就是说，神经科学还在力图解开人脑元认知的谜团，人工智能已经在损害它了。
因此，与其担心人类心智被人工智能取代，不如担心人类主动放弃自身心智的独特性。计算机处理信息，心智则创造信息、假信息、根本不能叫作信息的知识以及千千万万无法被归类为知识的现象，人类生命与社会的纷繁复杂即来源于此。其核心特质是象征性与历史性的进程，这一特质使人类在集体层面（文化）与个体层面（心智）皆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带来无穷无尽、不可预测的创造力。
在人工智能诞生之前，人类心智中有大量精力长期被消耗在低层次的符号处理上，例如检索、比对、分类和记忆信息。人工智能让我们能够将一部分形式化的符号处理任务外包出去，为抽象思考、价值判断和创造性整合获得更多空间。人工智能在处理超大规模象征性符号网络方面的表现远超任何一个人类个体，这就使得文化的传播不再需要仰仗所谓的专家，而成为平等的社会性创造过程。
然而，人类心智的独特性既在于生成象征性符号，也在于被象征性符号塑造。即使人工智能可以生成法律文本或政治话语，但只有人类能够赋予文本和话语以意义、将意义带入日常生活，并为实践这些文本和话语产生的后果负责。如果我们把人类的心智简单地等同于计算、调用知识或者高效决策，也就是工具理性的那一部分，那么人工智能必然会取代人类。但显然心智不止于此。人类心智创造、理解、使用象征性符号并被象征性符号塑造的能力，曾经是有机时间中人与动物的区别，现在则是人与机器的区别。建构象征性现实的能力依然掌握在人类的手中，我们必须借助人工智能，最大程度发挥该能力最具创造性的部分。如果我们出于懒惰，放弃特有的思考、创造和担责能力，如果我们无视人类现实的复杂性，沉湎于工具理性构造的有序平庸，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那么人类定是因自我放弃而消亡，并非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未来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心智吗？”我问Deepseek。Deepseek答道：“人工智能最伟大的成就不是成为人类，而是成为一面镜子，让人类更深刻地反思自身的奇妙、复杂与珍贵之处。”在我们已知的世界中，人类的心智是如此独特，以至于无可替代。这不排除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能在未知的宇宙发现可以代替人类心智的存在。然而，在可能性变成现实之前，先让我们借助一切可用的工具，包括人工智能和未来的任何先进科技，不遗余力推动人类心智和文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