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家曹鹏
用百岁艺心践行文艺使命
——专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指挥家曹鹏
中国艺术报记者 张璐
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公布，101岁的指挥家，上海交响乐团原指挥、音乐顾问曹鹏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曹鹏早年投身革命文艺队伍，在战火洗礼中踏上音乐之路，此后远赴苏联潜心修习指挥专业技艺。他见证了新中国文艺事业一路走来的风雨历程，先后任职于上海电影乐团、上海交响乐团，晚年又创办了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一生与音乐相伴。怀着对老一辈文艺家精神风范与艺术追求的敬意，记者近日专访了曹鹏，倾听这位百岁长者的艺路坚守与赤诚初心。
指挥家曹鹏
中国艺术报：此次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于您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您如何看待这份荣誉背后肩负的时代责任？
曹鹏：我感到非常光荣，也非常感恩。作为一名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老文艺工作者，能够获得这样的荣誉，我心里更多想到的不是我个人，而是党的培养，是时代给予我的机会。
我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无论是在部队文工团，在上海电影乐团、上海交响乐团，还是从事交响乐普及、公益慈善事业，我始终是党培养起来的文艺工作者。没有党和人民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今年已经101岁了，但党员是没有“退休”这一说的，只要还能为交响乐、为年轻人、为孩子们、为社会做一点事情，我就会继续坚持。
上海电影乐团时期的曹鹏
中国艺术报：您这番话满是赤诚，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老一辈党员文艺工作者一辈子矢志不渝的坚守。您历经战火年代，始终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同频共振，也见证了新中国音乐事业的繁荣发展历程。回顾几十年的艺术人生，是什么样的理想信念一直支撑着您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在岗位上始终保持奋斗热情？
曹鹏：我想最根本的，还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从战火里走出来的。年轻的时候我们亲身经历过民族危亡，所以我们对国家、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参加新四军文工团时，从事文艺工作不是为了个人成名，而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需要。我们白天行军，晚上演出，用歌声鼓舞战士、鼓舞群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深刻认识到，音乐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更能够赋予人力量与希望。后来，我有幸作为新中国首批音乐专业留学生代表赴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归国后又投身于祖国交响乐事业，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我是党和人民培养起来的，所以总在思考怎样将所学回报给国家、回报给人民。
新四军文工团时期的曹鹏
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了还一直在学习、工作。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音乐本身就是一门永远学不完的艺术，今天你觉得懂了，明天又会发现新的东西。我到现在还经常看书、听音乐、研究乐谱，因为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跟得上时代，也才能把更好的音乐带给大家。
中国艺术报：的确，终身向学、常怀感恩，正是您数十年立足艺坛的底气所在。业内都熟知您对待排练、演出一丝不苟，对待艺术始终葆有十足的敬畏之心，凭借扎实功底在交响乐领域成就斐然。结合您多年研习指挥艺术、深耕行业实践的经历，您认为当代青年音乐工作者该如何更好锤炼自身专业能力、坚守精益求精的艺术态度？
曹鹏：首先要肯下苦功。艺术没有捷径，基本功永远是最重要的。我年轻的时候在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那个时候学院汇集了一批蜚声世界的音乐大师，我跟着指挥系主任列·金兹布尔克教授学习。他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一部作品不仅要会指挥，还要把总谱吃透，把作曲家的思想、作品的结构都弄明白。他常对我们说：“哪怕已经指挥过100次，也要把第101次当作第一次。”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每次走上指挥台，我都这样要求自己。很多东西不是靠聪明学出来的，而是一点一点磨出来、练出来的。
曹鹏在苏联演出
艺术工作者要始终对艺术有敬畏之心。艺术不是炫耀技巧，也不是追求名利，而是一份责任。观众把时间交给了你，乐手把信任交给了你，你就不能马虎，要按照最高标准去要求自己。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指挥要有“三心、三才、三不”。“三心”是爱心、耐心、细心；“三才”是识才、育才、护才；“三不”是客席不作客、作风不迁就、质量不让步。艺术贵在纯朴，难也在纯朴，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1993年，曹鹏赴新加坡参加亚洲艺术节, 与拉维·香卡 Ravi Shanker 合作
中国艺术报：您总结得既质朴又极具力量，也为后辈文艺工作者树立了标杆。在艺术传播层面，您很早便主动走出国门，把《梁祝》这类饱含民族气韵的交响作品带到海外舞台，让世界听见中国音乐之声。立足当下文化传播的大背景，像您一样的文艺工作者也有了更广阔的舞台去肩负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
曹鹏：是的，我一直觉得，讲好中国故事，不是嘴上讲出来的，而是要靠好的作品、好的演绎，让别人真正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我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外国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交响乐。我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毕业音乐会的时候，我提出要办一场“中国交响乐作品”专场，我知道国内首演了《梁祝》并且非常成功，马上请家人把总谱寄到莫斯科。为了演好这部作品，我到处去找板鼓，跑了不少地方，最后总算找到了。1960年10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一周年的“中国交响音乐会”专场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这是我国音乐史上第一次在海外举办的中国交响乐作品专场音乐会。我挑选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先生的《思乡曲》、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先生的《森吉德玛》，以及由任萍编剧，罗宗贤、卓明理、金正平共同创作的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歌剧《草原之歌》，青年作曲家陈钢、何占豪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也第一次走上了国外的舞台。听众热烈的掌声让我更加相信，只要作品是真诚的、优秀的，音乐就能够跨越国界。外国观众虽然不了解梁山伯和祝英台，但他们一样能被音乐感动。
后来无论到哪里演出，我都希望能够把优秀的中国作品介绍给更多观众。《梁祝》也好，《红旗颂》也好，很多好的作品里面有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审美。把这些优秀作品演好、传播好，本身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承，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一种方式。所以我想，对今天的青年文艺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要为了迎合别人去创作，而是要把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精神，用今天的艺术语言表达出来。作品站得住，艺术过得硬，观众自然会喜欢，世界自然也会听得懂。
曹鹏与音乐家贺绿汀（右）
中国艺术报：我们也看到，长久以来，您始终秉持艺术为民的初心，常年深入基层推广普及交响乐，拉近高雅艺术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晚年更是倾力扶持青年音乐力量，还依托音乐开展公益帮扶事业，创办了“天使知音沙龙”，为孤独症孩子们点亮了心灵微光。在您看来，广大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更好地扎根群众沃土，实现更为厚重的社会价值？
曹鹏：我一直觉得，文艺工作者不能总待在剧场里、象牙塔里，要走到人民中间去。人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就应该在哪里。
20世纪60年代，我到上海电缆厂深入生活，与工人同志们同吃、同住3个月。第一次和工人们座谈，他们用上海话笑着说：“交响乐就是‘交关响的音乐’，阿拉听勿懂。”意思就是“交响乐就是特别响的音乐，我们听不懂”。上海话“交关”的意思就是“非常”，“阿拉”就是我们。回去以后我们连夜调整节目，把《洪湖水浪打浪》《十送红军》这些大家熟悉的旋律，用小提琴、长笛、小号一件一件演给大家听，一边演一边介绍乐器。3个月以后再开座谈会，工人们说：“交响乐是‘交关’好听的音乐，阿拉欢喜听。”我们的幸福，不就在这里吗？不是观众来迁就艺术，而是艺术主动去贴近人民。后来我一直坚持做交响乐普及。我研究乐谱、查大量的资料、研究怎么讲解才能让大家从感兴趣到喜欢听。我们出去演出，每次音乐会开始前，我都会先给大家介绍作曲家和历史背景，解释、分析作品，介绍乐器，经常与听众互动，讲为什么这样写，希望大家能够走进音乐，而不是被音乐挡在门外。
1963年，曹鹏与钢琴家傅聪合作于上海音乐厅
2010年，上海市教委邀请我在南模中学和交大学生交响乐团的基础上成立一个上海学生交响乐团，几年来，乐团水平越来越高。然而，一批批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后，因为缺乏继续演奏的舞台，他们的童子功也就慢慢退化了。曾有学生反复提议成立一个业余交响乐团，让他们有一个能够继续与音乐共同成长的团体。于是，我创办了非职业的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希望能为更多普通民众提供接触和参与交响乐的平台。尽管过程中困难重重，但令我深感高兴的是，许多平日里忙于工作的医生、教师、工程师、白领等，因为热爱音乐而聚在一起，继续编织着普及交响之梦。艺术属于人民，也应该服务人民。
曹鹏与“天使知音沙龙”的孤独症孩子们一起举办新年音乐会
我一直认为，普及工作就是铺路，是开垦，是播种。只有越来越多的人热爱艺术、欣赏艺术，我们国家的文化土壤才会越来越丰厚。创办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之初，我就向全体团员提出“音乐为公益、为慈善服务”的理念。后来，我和女儿又一起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创办了全公益的“天使知音沙龙”，希望能用音乐叩开孤独症孩子们的心门。起初，许多孩子坐不住，也不愿意与人交流，我和团员们便陪伴在他们身边，教他们从聆听音乐、轻打节拍开始，到慢慢学习敲木琴、吹铜管、拉小提琴。之后我们还开办了学习文化的“爱课堂”“爱咖啡”实践基地。后来，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来帮助他们，积极提供各类资源。如今，不少孩子不仅能够安静听完整场音乐会，还能自信地登上舞台演出。他们还时常去老人院慰问，或在地铁站等公共场所参与公益服务，从被关爱的人，变成去关爱他人的人，向外界展示了他们的能力与光芒。家长们感慨地说：“孩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家庭也重新看到了希望。”听到这些，我深深感到这才是音乐真正的价值。我始终坚信，文艺工作者最大的价值，不只体现在个人的艺术成就上，更在于通过艺术去影响他人，让更多生命因艺术而成长、因艺术而获得力量。
来源 | 中国艺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