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新收的包，是很难买的大热门款！还好有人出闲置，还带鉴定报告呢。”
“哇，真幸运！但你这包的细节，看起来有点不对劲啊……”
近年来，可持续消费理念的兴起让二手奢侈品的市场规模逐渐扩大。除了性价比高之外，许多热门包款在专柜“一包难求”，需要购买其他商品“配货”才能获得购买资格，部分包款因此具备“保值”甚至“升值”特性，在二手市场出现价格倒挂。一些不法分子从中嗅到了“商机”，将假冒奢侈品包包装成“二手专柜正品”进行高价售卖。日前，浦东新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以“精仿”假货牟取巨额利润的假冒注册商标案。
二奢店主看走眼
高价奢侈品包竟是假货？
2024年5月，二手奢侈品回收店铺店主瞿先生来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其以11.5万元购入一只某奢牌包包，但经鉴定系假冒商品。警方迅速立案侦查。经查，自2023年起，犯罪嫌疑人莫某、刘某、张某制造并销售假冒的某奢侈品牌包具，以非法牟利。
该案是上海市近年来较为少见的销售假冒高端奢侈品案件。与普通销售假包类案件不同，该案中，犯罪嫌疑人并非单纯批量倒卖假货，而是通过“自行研制+委托制作”的方式生产、销售“精仿”奢侈品包，后以个人闲置的名义售卖给他人。在讯问中，检察官发现，犯罪嫌疑人对于该品牌包具的缝制技术、走线工艺、五金工艺，甚至瑕疵都如数家珍。原来为提高仿冒程度，嫌疑人通过学习鉴定技术、骗取鉴定报告、伪造使用痕迹等方式，将小作坊出品的假包伪装成“二手正品”高价售卖。
自用还是销售？
检察官精准定性！
该案造假方式新颖、销售手段隐蔽、金额认定复杂，犯罪嫌疑人在到案后，拒不配合，提出多项辩解。为此，承办检察官从客观证据、同案犯供述、证人证言等入手，着力夯实证据链。
莫某到案后，曾辩称警方在其家中查扣的尚未出售的仿冒包为其“个人自用”，且部分是从网上购买的，并非完全自制。经查，为了打造“名媛”人设，莫某确实曾自制或在网上购入高仿奢侈品假包自用，因此要分辨从其家中查扣的“精仿包”究竟是出售还是自用，对于准确认定犯罪金额至关重要。
面对莫某的抵赖，承办检察官将突破口锁定在作案手法上。通过此前的同案犯供述、嫌疑人间的聊天记录等，检察官发现该案有一个鲜明特征：凡是用于销售的假包，均需经莫某、刘某、张某三人共同鉴别，以筛选出“以假乱真”的产品。
嫌疑人用错地方的“匠心”，反而让检察官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检察官深入梳理三名犯罪嫌疑人五年来的微信聊天记录、资金交易记录，与嫌疑人供述、查获假包的细节图片等证据相互印证，最终证实在莫某家中扣押的包具中，确有一部分为莫某制作完成后，经刘某与张某鉴定确认，准备对外出售的物品。假冒注册商标行为在商品制作完成并印制商标后即已完成，因此已完成贴标的未售假包属于犯罪既遂，将依法计入非法经营额。最终，该案认定非法经营额为84万余元。
检察官“硬核”指控
法庭全面采纳
案件进入庭审后，由于案情复杂，为应对庭审中可能出现的争议，承办检察官做足准备，梳理各类证据，针对未售假包金额核算、司法鉴定结果效力等可能出现的争议，制定详细庭审预案，以灵活应对突发情况。
但庭审现场，依然交锋激烈。主犯莫某当庭拒不认可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三名被告人的辩护人还就本案主从犯认定、犯罪金额认定等问题提出异议。
举证质证与法庭辩论环节，针对辩护方的各项异议，检察官当庭出示微信聊天记录、被告人供述、证人笔录等关键证据，明确指出三名被告人在制售假冒奢侈品包的行为中分工清晰、配合紧密，系共同实施假冒制作行为，三人理应对全部犯罪行为及涉案销售金额共同承担责任。同时检察官强调，被告人刘某与莫某全程共同探索、商讨假包制作工艺细节，参与成品假包的质量鉴别。已有证据还显示，刘某曾直接销售假冒奢侈品包，因此他在共同犯罪中起到关键作用，依法应认定为主犯。针对未销售假包的金额认定问题，检察官结合司法解释中关于“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规定，详细阐释按正品市场零售价核算该部分金额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最终，检察官以扎实的证据、规范的程序、专业的法律意见有力指控犯罪，法庭全面采纳。
检察机关在坚持依法惩治犯罪的同时，也注重实质性化解矛盾。考虑到涉案买受人遭受的实际损失，承办检察官在维护商标权利人合法权益基础上，积极开展释法说理，与辩护人沟通协调，推动被告人退缴违法所得，并退赔买家部分损失。
最终，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被告人莫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缓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未经权利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无论是自行贴标，还是委托他人制作后再以“二手正品”“闲置转让”等名义出售，都可能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同时，提醒奢侈品消费者和二手奢侈品行业从业人员，在进行奢侈品交易时，注意核验商品来源和相关凭证，交易中注意留存聊天记录、转账记录、鉴定报告等材料，发现异常要及时固定证据，依法维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