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声音】解放日报 | 钟晓华等：家门口“创赢”，营之有道

本文刊载于2026年4月27日《解放日报》第11版

普陀区长寿路街道通过举办“苏河共治·船上议事厅”社会组织专场，热议社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新课题，推动议事成果转化，协助构建社会组织联盟，对接政府资源与政策支持。图为议事会现场。

联合国人居署曾将田子坊定义为“自下而上的旧城更新与社区包容性创业的案例”。图为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前夕，田子坊陆续完成“门户焕新、弄堂织景、艺文融合”三重改造，为老弄堂换上“花衣”。 均 资料图片

星海创立方·众创空间推出AI创业咨询师，希望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为创业者精准匹配各级产业政策，提供“滴灌式”服务。

近来，为深入探索社区创业与居民生活的融合模式，一些街道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放大有利因素、解决或规避不利因素，为居民社区创业发展提供新思路、新路径。

这些家门口的创业，与此前广义上的创业行为相比，有何不同，具有哪些新特点？它们需要被看见、被扶持吗？

带着上述问题，记者走访了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钟晓华。

城市周刊：早在读博期间，您就开始深入研究以田子坊为代表的上海市民家门口创业现象，此后与城市社会学结下不解之缘。去年秋天以来，您又对上海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深入探索社区创业与居民生活的融合模式的街道，进行了实地调研。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钟晓华：其实，在上海，“家门口创业”并非新现象，且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地被重塑。卢汉超曾在《霓虹灯外》中指出，上海城市运行长期依赖嵌入日常生活空间的小规模经济活动，里弄小巷“前店后宅”“下店上宅”的空间形态不仅是近代上海“五方杂处”的微观实践，也构成了城市现代性的基础。

2016年，我有幸参与了多个全球城市研究团队合作的《全球城市，地方商街》研究。全球化的宏大议程在小尺度街区中得到具象呈现：既有因为在产业转型压力中促生创意经济聚落而红极一时的田子坊，也有在20世纪80年代建成的居住小区中破墙形成的小商业街，承载了快速城市化时期形成的、与混合经济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关系网络。

相比之下，近年来形成的这一发展趋势可概括为“社治+社创”。其在延续“家门口创业”传统的同时，呈现出更强的组织化与制度化特征。

例如，在快速城市化早期形成的大型居住社区中，基层治理逐步从单一的社区管理转向对就业与发展需求的回应。一些街道在最初仅尝试整合零散个体经营与社区生活关系的基础上，逐渐意识到居民中潜在的创业意愿与发展动能，进而通过组织化方式加以引导与支持，形成面向社区内部的创业培育机制。

类似的，在新城发展区域，一些以人才导入为特征的社区，通过搭建初创孵化平台，尝试将原本分散的青年创业行为，整合至具有一定规模与持续性的实践场域，政社合作搭建了“家门口创业”的孵化平台。

而在园区、楼宇集中的中心城区，社区工作者则尝试通过议事机制与联盟化运作，将社区治理议题与就业、创业等发展议题相结合，在协商与共治过程中探索资源对接与政策转化的路径。

随着调研的街道越来越多，我们发现，尽管不同街道在资源禀赋上有差异，但上海当下的“家门口创业”现象近期已经呈现出三大新变化——

创业落脚点愈发明确、清晰。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到“园区”“楼宇”创业，“家门口”的创业者更青睐闲置商铺、小区公共空间、党群服务中心等。由此，这些空间背后的运营主体和管理主体，如街道、镇、社区居委等，天然地和创业者、创业社群产生了联系。

创业主体从“专业创业者”走向全年龄段的“普通人”。不仅全职妈妈、退休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多元群体纷纷加入，不少尝试创办“一人公司”的年轻人，也把家门口选作事业启航地。

创业形态从“单一开店”走向“多点开花”“生态共创”，社群运营、数字赋能、城乡联动等新模式不断涌现。

城市周刊：也就是说，大家在家门口创业，不只是为了找一个门槛、成本更低的落脚点。

钟晓华：没错。更多是自己的创业项目，在家门口有了马上可以转换、落地的可能，或者恰好和家门口的社会需求、商业机会匹配了起来。这让近期比较热门的几条产业赛道，如AI数字人应用、宠物经济、新媒体运营、互联网营销、银发经济等，也在家门口多有体现。

如此一来，作为研究者，原先我们可能更多是在“寻找”，想看看到底是哪些人在家门口创业，后来发现，其实所有人都有可能在家门口创业，在家门口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机会。

作进一步的调研后，我们又发现，当前家门口的创业深植社区场景，与社会需求高度适配，因而具有黏性高、灵性足、韧性强的特点。

这里说的“黏性”来自社区创业项目的内生性，因而在社区内部就能完成项目链条的搭建、形成较完整的生态。

对社区创业者来说，他们从产生一个想法到把这个想法落地，如果在一个大厂或者在一个历史积淀深厚的行业，往往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如果在社区里，他们在项目萌发的“起点”就有可能得到鼓励，甚至得到街道、社会组织、社群小伙伴等的支持。而且，在社区里，从发现问题到定位需求、从找到需求到孵化项目，再从孵化项目到变成生意，要走完这样一条完整链路所需要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灵性”的“灵”既可以体现为“灵活”，又可以体现为“零碎”“分散”。对于社区创业主体而言，不仅时间是灵活的，工作状态是灵活的，劳动关系也可以是灵活的，可以有本职，也可以做“斜杠”，为“进可攻退可守”提供了空间。近来，“一人公司”这种形态为何较多地出现在街镇层面，而不一定适合到一些规模较大的园区或楼宇里去推广，和大家对灵活性的渴望无不关系。

“韧性”是时代发展大势下社会个体内在独立性变强的产物。在走访中，我们时常听到社区创业者表达了对“怎样去拥抱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挑战、不确定性和风险”等问题的关切。社区是社会治理的载体和末端。从这个角度而言，社区能否给予创业者一些托底性、分层化、定制化的支持，是很有必要且值得深入探索的。

毕竟，不同社区有不同的特点和资源禀赋，创业项目所需支持也会因其发展阶段不同而产生变化，为此，街道层面提供的支持可以做精准细分，如分为托底型、普惠型、进阶型等。在一些对家门口创业现象比较重视、主动作为的街镇，已经从一开始的研究政策的可及性，发展到了讨论怎样让政策更好用、如何打通让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城市周刊：如何打通让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可否请您提一些建议？

钟晓华：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推动或者说支持创业项目在家门口落地、扎根，其实有不少政策、资源本来就有，就看街镇层面能不能对相关资源做一个有效的集成，并对其进行比较有效的宣传和贯彻。

比如，在市级层面，通过“乐业上海优+”行动、创业见习补贴、首次创业一次性补贴等政策，支持社区创业。在区级层面，以浦东新区为例，明确设立创业带动就业相关补贴措施，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可申请获得场地、融资、税收优惠、社保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等扶持。类似这种举措，集成好的政策很重要，如何及时、精准地把它们推荐给创业端的个人或群体也很重要。

除此之外，“微创投”也是不错的支持手段。在我们到访的街道中，有些已经从仅提供非资金渠道支持，发展为建立“轻量化公益创投”，联动政府、在地组织及企业，面向早期优质社创项目提供一定金额的“种子资金”；有些微创投项目已经可以通过街道这个平台，对接联劝基金会、一些企业创办的公益基金会等外部资源。

除了给资金，还可以给场景、给亮相和试错的机会。这一支持特别适用于那些嵌入社区、街区、乡村的轻量级服务创业形态。

在市中心，愚园路、巨鹿路等通过提供空间开设“快闪店”，为青年创业者免费提供为期7至20天的可用空间。浦东张江镇推出三大OPC（一人公司）项目，在产业园区、人才公寓和美丽乡村分别推出不少于4000平方米的创业空间和500套居住空间，满足不同创业者的多样化需求。

普陀区推出“社区小事空间”计划，联动20余位小店主理人，让小店成为社区议题的传播端口。黄浦区已落地203个“零距离家园”小站，并推出与之相配套的“交个‘站友’”行动者计划，通过课程、项目与生态赋能，筛选、培养小站主理人。

类似举措的推出，无疑为承接家门口创业项目、营造更好的家门口创业生态，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这些尝试虽然都还不成熟，有的可能还在对接真实需求的过程中，但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与完善，会在针对性、有效性、持续性上皆有提升。

这让我联想到，如今已成为上海旅游胜地的田子坊，早年也曾是靠居民自发的创业行为，走出了一片天。联合国人居署曾将其定义为“自下而上的旧城更新与社区包容性创业的案例”。当时，不少具有突破性、灵活性的做法也是经过一步步尝试，才成为更系统化的制度设计。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家门口的创业者们的“创赢”之道，也会在持续探索的过程中日渐清晰。

解放日报记者：柳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