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换脸的核心技术路径并不复杂：采集目标人物的面部图像，提取关键特征点，通过深度学习模型将其映射到源视频中的人物面部，最终生成面部特征替换后的新内容。这一过程在法律上同时触发了多个保护维度。
然而，技术逻辑与法律逻辑之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错位。技术层面，换脸操作的核心是“替换”：用A的脸替换B的脸。法律层面，被替换掉的B是否还享有权利？被换上去的A又享有哪些保护？这两者并非同一问题，司法实践给出的答案也各不相同。
对于被使用肖像的权利人而言，AI换脸构成肖像权侵权，在司法实践中已基本没有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条明确禁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他人肖像，AI换脸正是该条款立法时预想的主要规制对象。该侵权行为的成立不以营利为目的，也不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恶意。
更具讨论价值的是“可识别性”标准的确立。北京互联网法院在对某知名女演员AI换脸侵权案作出生效判决时明确指出：只要AI生成的形象在面部轮廓、五官特征等方面与权利人高度相似，足以令一般公众或特定行业人群识别为特定自然人，即构成肖像权侵权，不要求完全复刻原貌。
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6月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彭某某诉某软件运营公司案进一步明确了这一规则。该公司开发运营“换脸”软件，供付费会员使用他人照片进行面部替换，未经彭某某同意上架其肖像。法院认定该公司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彭某某肖像，构成肖像权侵权。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AI换脸软件运营方不能以“用户上传”或“技术中立”为由逃避责任，未经许可将他人肖像作为商业模板使用，本身就构成了“制作”和“使用”行为。
对于源视频中被替换掉的原始人物，其肖像权是否受到侵害？这一问题目前在不同地区的法院之间存在分歧。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换脸后原始人物的面部已被完全替换，肖像的“可识别性”随之消解，不构成肖像权侵权。但上海部分法院则认为，如果原始人物本身具有一定知名度，熟悉该人物的粉丝仍有可能通过动作、背景等综合要素识别出原始人物，此时肖像权保护仍然成立。
即便肖像权保护因“可识别性”消解而无法适用，也不意味着没有法律救济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八条将生物识别信息界定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此类信息需满足“单独同意+明确告知”的要求。AI换脸技术的应用，必然涉及对源视频中人脸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处理。这一处理行为本身，即便最终生成的视频中原始人脸已不复存在，也已构成对个人信息的处理行为。
北京互联网法院在廖某诉某科技公司案中明确支持了这一思路。法院认为，被告收集、分析廖某的面部特征并将其人脸替换，需要处理廖某的人脸信息，该处理行为未获单独同意，更未告知廖某，构成对廖某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该案的意义在于：当肖像权保护因“可识别性”消解而无法适用时，个人信息保护法可以发挥兜底功能。
人脸之外，声音同样面临被AI合成、盗用的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三条明确将声音纳入人格权保护范畴，参照肖像权规则处理。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一起AI配音人格权案中，原告殷某某曾为甲公司录制录音制品，该公司将该音频提供给乙公司进行AI化处理，形成软件产品，使任意文字内容都可以以殷某某的声音展现。法院认定，利用AI合成的声音如果能使一般社会公众关联到该自然人，即具有可识别性，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该案的启示在于：AI换声同样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且声音权益的保护不以声音被完整复制为前提。
当前，AI换脸技术在网络空间中已相当普遍，由此引发的人格权纠纷亦不鲜见。司法机关通过多起典型判例，对此类行为的侵权构成、责任主体认定等问题作出了及时回应，确立了“可识别性”标准、个人信息权益保护路径等裁判规则。
值得关注的是，AI换脸侵权的法律应对正在形成两条并行的路径：一条是传统的肖像权、名誉权、声音权保护路径，以“可识别性”为核心标准；另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下的敏感个人信息保护路径，不以可识别性为前提，侧重于对信息处理行为的合规审查。两条路径各有侧重，相互补充。
AI换脸技术并未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相应的规则体系正在逐步完善。技术发展不会停步，法律的保护亦不会缺席。对于文艺工作者和普通用户而言，了解这些规则、留存证据、及时维权，是守护自己“脸面”权利的基本功课。
（作者系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