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 | 章益国谈《文史通义》：AI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章学诚？

讲座伊始，章益国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章学诚的生平。作为清代著名的史学理论家，章学诚生前并不被时人所看重，同时代学界领袖戴震的文字中也从未提及其名。进入20世纪后，章学诚的地位急剧上升，余英时先生将其与戴震并称为“乾嘉思想史的两座高峰”。这种“身前身后显晦，判若云泥”的现象，折射出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古今之变”。章学诚之所以被“再发现”，一个重要原因是近代学科分科化之后，“史学理论”这一赛道几乎空无一人，章学诚恰好占据了这一生态位，从而脱颖而出。

接着，章益国教授从《文史通义》的题名切入，重点阐释了“何为通”“何敢称‘通义’”的问题。他指出，《文史通义》书名气魄宏大，但章学诚所谓的“通”并非今日常说的“博学”或“通识”。面对信息爆炸的焦虑，章学诚在《假年》中提出：“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人因有限而必须选择，读书治学不应像AI那样穷尽一切知识，而应聚焦于与自己天性、性情相切合的内容。章学诚进一步区分了两种老师：一种是“可易之师”，传授可替代的、纯知识性的内容，类似于今天的AI；另一种是“不可易之师”，其学问与整个性情陶融为一片，如钱钟书所言，“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浸养过的”。这种不可替代的、带有个人风格的学问，才是真正的“通”。章学诚在《书教下》中借《易经》“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来概括两种治学风格：《史记》代表“圆而神”，富于创造性与个人色彩；《汉书》代表“方以智”，严谨规范、藏往知来。类似的两极对照在各学科中普遍存在：物理学中的海森堡与狄拉克，社会学中的韦伯与涂尔干，经济学中的哈耶克与凯恩斯，哲学中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这种“双峰并峙”的现象，恰恰说明学问不仅有公共性的一面，更有源自个人性情的“私”的一面。由此，章益国老师提出对“通”的全新理解：不是像AI那样掌握所有知识，而是将自己的个性贯彻到不同知识领域中，在不同学科中留下“相同的足迹”。正如刘咸炘所观察：讲宋学者文必宗八家，讲考据者画多喜北宗——一个人的性情气质会贯通于他所有的学问与爱好之中。这种“道公学私”的观念，是章学诚思想的核心。

基于“道公学私”的理念，章益国教授提炼出章学诚为学者设计的三步“成学之路”。第一步是发现自己的天性。章学诚所言“博览以验其趣之所入，习试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提出在广博的阅读和尝试中，找到让自己产生共鸣、感到“欣慨会心”的领域。这就像卢梭在看到第戎学院征文题目时，瞬间感到“胸中闪现万道光芒”，此后三大著作皆源于那一刻的顿悟。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卢梭时刻”。第二步是就性之所近用功力。发现天性之后，便要下扎实的功夫。章学诚强调“学不可以骤几”，需要日积月累、反复锤炼，但用功的方向必须切合自己的天性，而不是盲目努力。第三步为学而成家。当一个人将自己的天性充分发挥，便能形成独特的风格，在学术上“成一家之言”。这正如毛泽东诗词所喻的三重境界：第一重“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广博阅读，开阔视野；第二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艰苦用功，持之以恒；第三重“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各依天性，自由发展。鹰有鹰的自由，鱼有鱼的自由，不必强求一律。章学诚的成学之路，本质上是将学问与人格修养合二为一。治学不只是客观知识的积累，更是发现自我、成就自我的过程。

章益国教授的讲座，不仅是对《文史通义》的导读，更是一场关于如何读书、如何治学、如何做人的智慧分享。在AI能够轻松掌握存量知识的今天，人类的价值不在于与机器比拼记忆，而在于发现自己独特的天性，将个性与情感融入学问，在有限的生命中做出有温度、有风格的选择。章学诚两百年前的思想，依然能为当下的我们提供深刻的启示。正如詹丹老师总结，章老师的讲座做到了“方以智”与“圆而神”的结合，既清晰明白，又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