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陈卫平 郁振华 晋荣东 付长珍编《冯契“智慧说”要义》：了解冯契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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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生命”在于回答现实问题

——哲学家冯契的治学之道

近代中国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时代中心问题。冯契的治学道路始终与这种时代精神紧密相连，如其所言是因为“有一种切肤之痛，内心有一种时代责任感”。

1935年冯契先后被南开大学数学系和清华大学哲学系录取，他解释最终选择读哲学的原因是：“要救国，就要有理论，最根本的理论是哲学；我对数学、科学、文学、哲学都爱好，学哲学大概最能满足我广泛的兴趣。”随后他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加入“左联”等进步组织，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步确立了用马克思主义救中国的理想信念。在徐特立动员下，他从长沙临时大学冲破封锁于1938年辗转到达延安，成为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首批学员。同年他与何其芳加入共产党，又一起随八路军120师奔赴抗日前线，转战晋察冀、冀中等根据地。

冯契在战斗间隙仔细阅读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深受震撼，切实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如何“以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他说：“这本书当时给前线战士带来的兴奋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没有亲身经历、体验过的人是难以想象出来的。”他认定，“真正要搞哲学，就应该沿着辩证唯物论的路子前进”。1939年回西南联大复学后，冯契师从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并秘密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组织工作。抗战胜利后，他赴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执教。1952年后在华东师范大学执教，创建了该校哲学学科。

在治学过程中，冯契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反观自身，他指出：“时代的矛盾一定要通过个人的感受而具体化，没有这样的真切感受，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著作。”“哲学的生命”在于面向现实，“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要敢于回答，不要回避问题”。而“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要求回答中国文化、民族精神向何处去，这就必须从哲学高度为近代以来的各种思想对立冲突提供化解之道，如此才能“使中国哲学既发扬中国的民族特色，又能够会通中西，使它成为世界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冯契治学强调学用结合，能入能出，“得意忘言”。此所谓“得意”，“既指得书中之意、言外之意，又指自得其意、自得其乐”。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为了躲避敌机轰炸，到昆明郊区安家。冯契晚饭后在田间散步，经常走到汤用彤家谈天。一次，师生谈得高兴，不觉得天已经黑了，师母进门来：“你们也不点个灯，黑洞洞的，谈得那么起劲。”汤用彤说：“我们谈玄论道，在黑暗里谈更好。”冯契说：“我们在黑屋子里抓黑猫。”两人都哈哈大笑。

20世纪40年代，冯契发现当时使用的一些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虽讲知识理论，却未讲智慧学说，于是他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哲学研究任务：根据实践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来阐明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之后，冯契提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这是他一生奉行的人生准则，也是其哲学研究体系的建构原则。他通过论证由知识转化为智慧的机制，提出了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智慧说”。他指出，认识并不限于知识经验领域，同时指向“自性与天道”的智慧领域。他肯定逻辑思维能够把握具体真理：人能在有限中认识无限，在相对中揭示绝对，这表现为从知识到智慧的转进过程。“智慧说”以广义认识论为基础，整合了以往相互割裂的知识论与本体论，由此展示了统合科学与人文、理性与非理性、本体与现象、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的独特思路，是对中国哲学的新阐释。

冯契治学广涉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价值论、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领域。当回顾如何从各领域名著中汲取知识时，冯契说：“我的办法是按性之所近和时之所需来选择若干种，实行精读、反复读，并且开动脑筋细细琢磨。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学而且思，才可免于迷惘和危殆；而从积极方面说，熟读深思，把学问思辨结合起来，正是从书中汲取智慧的途径。”这样的治学方法有助于我们实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

冯契所著《怎样认识世界》一书，融通了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中国化方面作出有益贡献。该书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他在此书上留下许多圈点批注，并推荐给身边工作人员阅读。1960年，毛泽东在致身边工作人员的函中说：“冯契著《怎样认识世界》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1957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请你找一找。”

冯契治学最鲜明的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密切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创新。改革开放初期，他批判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对学术研究的危害，在哲学方法论与哲学发展规律的探索上开风气之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他系统而全面地考察中国哲学发展史，创作出完整的中国哲学通史《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全三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等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方法，他梳理了中国哲学演进的历史脉络和逻辑环节，分析了中国哲学的历史特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套中国哲学史诠释系统，还从哲学视角发掘了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和世界意义。

将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统一起来，是冯契治学的重要原则。他考察了中外哲学史上各种体系，既能深入其中又善出乎其外，总是处处渗入他独到的哲学见解，以及对前贤智慧的梳理总结，这种总结集中体现于他三部相互联系的哲学经典“智慧说三篇”。此三书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为主干，《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为两翼，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进行有机结合，为建立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出重要贡献。

冯契之子冯象说，在冯契身上，“我常常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力量，从而理解了他们：学生时代为什么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家破人亡，仍然无悔；仍然愿意如果重头再来，还是走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