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学生”的表现好，多大程度是靠学校？上海开展研究……

上海的教育评价改革探索由来已久。自2011年起，上海就建立起以关注学生健康成长为核心价值追求的“绿色指标”评价体系，历经2018年、2024年两次升级，现已发展至3.0版，从关注学生发展、成长环境、均衡程度与增值发展等多个维度，持续引导教育生态走向健康。

“尽管我们做了较多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离国家政策要求还有差距。教育评价改革还难以充分反映教育改革的成效，难以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育人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对教育改革的引导与支持。”上海市教委基教处处长郭金华坦言，破局之路仍需探索。

在此背景下，“增值评估”被寄予厚望。“增值评估”其实是经济学的“舶来品”，指的是一件物品在生产的每一个阶段增加的价值。教育中的增值是指学生产出与教育投入的差值。

普陀区是最早参与增值评估项目的区域之一。普陀区教育局局长赵平介绍，增值评估的理念与适合教育不谋而合，“我们坚守教育的真谛不在于起点的高低，而在于进步的多少。”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辛涛也表示认同：“有大量数据证明，薄弱学校获得更高增值的可能性更大。”在他看来，推动增值评价实质上是将评价导向从“选拔”转向“发展”，为所有学校建立公平的竞争与发展平台，激发薄弱学校的信心与行动力，同时也引导教育管理部门和公众更科学地看待学校，让教育评价回归育人本质。

事实上，现有的评价体系尤其是以“分数”考核为主的应试评价，恰恰遗漏了那些影响学生终身发展的关键因素。“快乐、自信如何测量？有没有科学的办法？”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侯杰泰指出，这些恰是评价应当关注的重要内容。

上海的探索始于2021年，项目组历时五年，构建了一套从理论框架到评估工具的完整体系。

项目组首先要回答：应该测什么？汤林春介绍，该体系以“5+3”指标体系为核心，其中“5”指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则拓展至学习品质、信息素养与创新素养三大关键能力。既体现国家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又体现上海的特色要求。为动态追踪学生进步轨迹，项目组对同一批学生进行跨年级跟踪，小学阶段从四年级跟进至五年级，初中阶段从六年级跟进至七年级。

如何辨别学生的进步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学校的努力？项目组构建了一个多层级嵌套模型，将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的影响因素同步纳入，最终形成4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36个三级指标的庞大分析网络，用以全面追踪学生成长的“净影响”。

学生理想信念、创新素养等这类看似抽象的非学业品质，也被纳入了测量范畴。比如学生理想信念，通过15道调研题，其中包含多个情景题，设置“集体活动中是否主动担当责任”“面对国家荣誉相关场景的态度选择”等情景，考查学生的价值判断与责任意识。

汤林春介绍，分析时，模型首先依据学生的起点水平与家庭社经背景，预测其“预期发展水平”；再与其实际发展水平进行比对，得到其增值水平；最后通过统计方法，剥离家庭、社会等因素的贡献，以学校对学生实际进步中的贡献作为学校教育“净贡献”。这使得评估更客观、更科学，真正聚焦于教育过程本身创造的价值增量。

评估旨在改进，而非排名。项目组会为参与区校提供“一区一报告、一校两报告”，帮助其精准定位优势与不足。

桃浦教育联合体是首批“吃螃蟹”的实践者之一。桃浦教育联合体总校长夏青介绍，联合体通过数据发现了真实问题：联合体小学五年级的“阅读与鉴赏”得分率仅为63%，比全市样本低了7个百分点。“数据清晰地揭示，阅读量不足制约了高阶理解，又连带影响了审美感受和信息筛选能力，形成恶性循环。”夏青介绍，他们随即从联合体内表现较好的学校提取经验，构建了“基础层、提升层、进阶层”的三阶阅读教学体系，并计划在2026年推广“科学阅读”，推动跨学科素养联动。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教委原副主任张民生表示，桃浦教育联合体的探索不仅验证了增值评估理论模型的可行性，更提供了宝贵的基层实践样本。

数据的“导航”作用在三区实践中充分显现。普陀区将评估与学区化集团化建设深度结合，集团各校的长板、短板一目了然，推动内部资源的精准互补；徐汇区根据“学生艺术课程兴趣指数”等数据反馈，着力提升美育的吸引力；崇明区则依托评估，坚定“向课堂要质量”和“小班化教学”的乡村教育路径，并利用AI课堂平台破解地域限制，让优质资源直达乡村课堂。

在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原院长顾志跃看来，这正是增值评估的核心价值：“过去我们评价好比只看了‘速度’，现在增值评价看的是‘加速度’。”增值评估更精准地衡量教育的努力程度和发展后劲。

目前，首批试点学校已拿到深度分析报告。如何让数据从纸面“活”起来，读懂数据，并指导教学实践，成为关键。

许多校长已着手规划下一步行动。上海市第二初级中学校长崔鹏表示，她将立即组织学校骨干教师认真研读，但也坦言：“海量数据在手，如何准确解读、并将其转化为教学行动很有挑战。”

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尹后庆认为，“经验与数据互证”的原则必须要坚持。“我们得具体研究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是真的吗？”他提醒，对于数据表象，必须结合学校的真实经验进行深度解读，避免误判。

中国教育学会基础教育评价专委会副理事长赵学勤则建议，数据应用需平衡精准与人文关怀。他提出，增值评价可更多用于衡量年级组、教研组等教师群体的成效，强化合作导向，而非直接与个体教师考核强绑定，同时要避免过度追求“增值幅度”催生新的焦虑。

据悉，在总结三区试点经验、优化体系后，上海计划进一步扩大增值评估的覆盖范围，旨在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的“新动能”。